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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改革要保住姚明的腿

曹长青

去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导致美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在布什赢得选举人票、全国人头票,同时共和党又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之後,这位连任总统誓言,人民给了他“资本”,他将用来进行改革:在对外政策上,美国更明确把推展自由作为外交战略,从伊拉克刮起的选举旋风,正吹进周边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叙利亚的人民,都开始要求民主,曾被毛拉和暴君统治下如同一潭死水的中东,正出现勃勃生机。

无声的变化则发生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布什提出两项新政,一是改革养老金制度;二是大幅减税。被称为“社会安全基金”的美国老人退休金,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职工薪水被政府扣留一定比例,退休後再作为福利金逐月退给本人。由於退休者寿命延长(美国平均寿命已达77岁)等因素,老人领取的退休金额超过原来的预交数,因而导致退休者实际上也在“领取”正工作者预交的退休金,即年轻人养老人。三十年代该制度刚建时,40人养一个退休者,五十年代降到8.6人养一人,现在则只有3.3养一个了。按这个速度,三年後两人养一人,再有20年,养老金入不敷出,该制度将破产。

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他的大政府左派理念有直接关系,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政府控制个人财产与福利的功能。罗斯福当时的所谓“新政”,主要是扩大政府权力,限制市场和个人财产。罗斯福曾尝试像共产国家那样把钢铁厂等收归国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实现。另一个原因是,三十年代热衷均贫富的共产党在苏联得势,强调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罗斯福担心贫富差别扩大可能导致共产势力在美国兴起,因此用退休金制度来保证老人生活,降低共产宣传的作用。

布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养老金的一部份提前还给个人,但不是给个人随便花费,而是让个人把它投资股市,以钱滚钱。有人提出,为何不由政府来统一投资?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布什的经济理念不是大政府,而是个人权利,要把美国建成一个“个人所有权的社会”(Ownership Society),使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而不是依赖政府和他人。它的实质是对三十年代罗斯福左翼政策的一个矫正,从国家权力,转向个人权利,从强调政府功能,转向重视社会。

布什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更是如此。美国的税收制度相当繁琐,按不同收入而设有五个等级的税率,最高个人税率是36.9%,即富人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缴税,政府把这种强制收缴的税,再分配给穷人作为福利以及政府开销。布什准备简化税率并大幅减税,实质是要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使个人对自己的收入有更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而不是由政府高税收後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高税收、高福利,和大幅减税,控制福利,是西方左右派的主要经济理念分歧。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比较可明显看出,美国实行大幅减税、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欧主要国家(除英国外)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结果经济普遍滞缓。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2%,而法国是9.7%,德国是9.9%,欧盟25国平均失业率是8.9%。美国去年经济增长3.5%,而法德两国都不到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今世界致力减税和单一税率(flat tax)的,反而是那些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据《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芬德(John Fund)最近文章中的数据,1994年,立陶宛三小国中的爱沙尼亚首先从香港的单一税率获得灵感,废除了该国过去45年一直使用的多级税率,随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跟进,结果立陶宛三国的经济都呈强劲增长趋势。

立陶宛三国的单一税率引起俄国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林诺夫的注意,在他建议下,普京总统决定俄国实行13%的单一税率,结果俄国的税收迄今增加了150%,去年经济增长率达7.3%。伦敦“亚当史密研究所”(ASI)的报告说,“俄国的经济增长和单一低税率有直接关系,因为税率那麽低,人们就不那麽逃税,而倾向增加投资、工作和储蓄。”

在立陶宛和俄国之後,塞尔维亚也实行了14%的单一税率,随後乌克兰跟进,像俄国那样实行13%的单一税率,然後邻国乔治亚也跟进效仿。锐意改革的罗马尼亚新总理去年底上任後两周,就决定从今年元旦始,该国实行16%的单一税率。

去年初,斯洛伐克也废除了过去多达一百多种打税类的等级税率,而采取17%的单一税率,结果该国失业率下降,去年经济增长率达4.9%,“世界银行”把斯洛伐克评为去年世界经济改革榜之首。这股“单一税率”之风也吹到中国,西方名著《单一税率》(The Flat Tax)最近在中国也有了译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写了译序。

为什麽这些实行单一税率的都是前共产国家?因为经过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灾难之後,这些国家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的价值,更清楚由政府包揽的政策带来多大的灾难。《华尔街日报》曾就斯洛伐克实行单一税率发表社论感慨说,最好“把我们美国国会和斯洛伐克的换一下”;因为在西方国家,主张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绝对反对单一税率。在美国,别说左派民主党,即使右翼共和党,内部也意见不一。1996年《富比士》杂总裁富比士(Steve Forbes)出马竞选总统,在共和党内竞争提名就败北,因为他主张美国应实行17%的单一税率。

左派所以反对单一税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实行这种政策,富人和中产阶级就会少缴税,就没有那麽多税款来养活大政府,来给穷人发福利,就没法实现均贫富的乌托邦理想。而右派则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强行用国家政策均贫富,不仅不合理,尤其不道德,不仅对富人不道德,更剥夺穷人的尊严,等於鼓励他们一直处於靠别人施舍状态。而且以国家力量强行操作均贫富,结果不仅丧失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共产国家计划经济导致的灾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近年美国内部对此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对立上。一位是《正义论》作者罗尔斯(John Rawls),他是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理论家,主张一个社会可以用“善”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和弱者。这种理论为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同事、哈佛哲学教授诺齐克(Robert Nozick)则以《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反驳罗尔斯,强调人的“权利大於善”,反对国家和社会用“好心”,即“善”的名义剥夺别人的财产和自由,坚持人的自由和权利高於“善心”。这就好像捐款,一个人是不是捐,这种决定权大於必须捐的“道德要求”。他自己自由做决定的权利,比那个强行要求的“善”更重要。而在共产国家,向来都是国家以“善”的名义,以什麽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理由,抢劫人民财产,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罗尔斯继承的是马克思、凯恩斯,这“三斯”憧憬的仍是那种均贫富的乌托邦;而诺齐克则继承了哈耶克,这“二克”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罗尔斯为了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甚至把人的天赋都视为公共财富,不属个人所有,也要“均”。诺齐克对此诘问说,如果一个人碰巧幸运地拥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是否应捐出一只给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像二米高的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腿就应该锯去一段,移植到矮子的脚上。

诺齐克看重市场经济,强调人们在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交换权利,除非产权获得和交换使他人状况恶化。对此诺齐克举例说,如某人独占了沙漠中唯一的自然水源,然後以任意高价售水,才算造成人状况恶化;但如果某人发明了治疗致命疾病的药方,为此任意开价,则应被允许,因别人只是无法获得他的发明,不是他造成别人状况恶化。诺齐克的这种定义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由此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充分实现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情况下,社会富有和相对平等。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它是左派知识份子的“致命的自负”。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导致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向左转,都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来管的“父权式政府”。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则高达百分之百。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尝试。

这次布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大幅减税、简化税率,不应该被认为只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布什这种要纠正罗斯福以来的扩大政府权限的做法,是在重新回到实践亚当.史密、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优先理论。以美国主导的这场21世纪初的经济革命如果成功,不仅将奠定美国未来经济繁荣的底座,而且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样板,促使世界更走向自由,而不是朝向福利社会主义乌托邦。

(载《开放》2005年4月号)

200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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