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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

曹长青

当约翰.保罗二世最後一次呼吸,阖上双眼之後, 20世纪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20世纪是人类最灾难深重的一百年: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兴起,共产主义蔓延全球,多达一亿三千万人丧生。在20世纪後半叶,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26年,他高举著十字架,勇敢地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道德之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威尔(George Will)说,27年前当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烟,表示新教宗产生时,其实“就是冷战结束的开始”。

1978年,梵蒂冈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人教宗。这位新教宗第一次用意大利语向梵蒂冈广场的人群演讲时说,“如果我(语法)错了,你们纠正我。”但随後的26年,却是他在道德层面上纠正整个人类,而且首先是从他的祖国、被共产奴役的波兰开始。

以揭出“水门事件”而闻名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与人合写的《教宗》(His Holiness)一书中,详细记述了1979年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的经过。当时的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反对,并预测说:“教会早晚会掐住我们脖子,把我们窒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则警告说,不要低估教宗的“潜在威胁”。但波共领导人最後还是同意了教宗来访,因波兰人口95%以上是天主教徒,如果拒绝波兰人的教宗回国访问,激怒教徒的话,更不利共产党的统治。但波兰政府做了严密防范,不仅限制媒体报道和教宗行程,还对出席教宗弥撒的人,用入场卷控制。

教宗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全国所有教堂的钟声同步响起,向教宗祝福的声音回荡整个波兰。

虽然政府用入场卷控制人数,但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仍聚集了黑压压的40万人。那是一个完全超出波共当局预料的场面:几十万人,不是像以往共产集会那样高举拳头,而是举起木制的小十字架,高喊著“我们要上帝,我们要上帝!”教宗在演讲中说,“从人类历史上排除耶稣,是反人类的原罪”,并直接挑战无神论的共产党说,“领导波兰明天的是耶稣!”全场万众欢呼,连续鼓掌10分钟之久。这种复苏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个波兰。在随後几天,有一千三百万人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占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

教宗在演讲时,总是提醒波兰以及所有共产世界的人“不要畏惧”(Be not afraid)。这不仅震憾了波兰,也影响到周边国家。立陶宛三国有大批民众赶到波兰边境,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教宗演讲的电视;很多苏联人则利用芬兰电视收看教宗活动。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於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界线。

一位波兰地下反抗运动领导人说,看到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教宗,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波兰的反抗运动,必须和教会联手,得到教宗的支持和庇护。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正准备竞选总统的里根,也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场面时,被感动得流泪,他更强烈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美国和苏联,还有教廷这“第三个superpower”,美国应和教宗联手,从波兰开始,铲除共产邪恶。

教宗返回梵蒂冈後,一位神秘客人马上来访,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凯西(Bill Casey)。这是一种奇妙的会晤,一个是“光明之子”(prince of light),一个被称为“黑暗之子”(prince of darkness)。凯西带来了美国卫星拍下的教宗在波兰演讲的照片:在那人山人海的画面里,只有中间一个小亮点,就是身穿白袍的教宗。在随後几年中,凯西和教宗见面15次之多,向教宗提供了各种关於波兰的情报。

凯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是里根总统最信任的内阁成员之一。在八十年代执政八年的里根总统,也是虔诚基督徒,他和教宗见过七次面,建立很多共识:都认为有道德责任结束共产邪恶,里根曾公开抨击苏联是“邪恶帝国”;都认为波兰团结工会和其领袖、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上帝拣选了他们,从波兰开始来结束共产主义。除此之外,教宗和里根两人都遭枪击(前後差6个星期),子弹都距心脏很近,两人都认为是上帝让他们幸存,来完成结束共产主义的使命。美国专栏作家威尔说,1981年三个世界级人物被刺(里根,教宗,埃及总统萨达特),如果遇难的不仅仅是萨达特,那麽人类历史将改写。

第一届里根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像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中情报局长等,都是天主教徒。他们都像里根一样,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是纳粹的继续;应联合教廷,首先把波兰从共产轨道中拽出来。教廷和美国全力支持团结工会,美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援助,包括印刷机,传真机,纸张,复印机等,从而使波兰有了1,600种地下报刊(有10万波兰人参与)。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梵蒂冈的电台,也全力配合。据伯恩斯坦的书披露,当时美国说服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兰人提供援助,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还向波兰人播放暗号,告诉他们到哪里提取援助物质,虽然这样做违反美国的法律。

“团结工会”高潮时发展到一千万人规模(波兰人口当时3700万),是波兰共产党员数量的四倍。在瓦文萨领导工人罢工时,船厂大门上挂的是教宗的画像。在波共当局终於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并与之签协议时,在媒体聚光灯前,瓦文萨拿出一个大型号的笔签字,它是教宗送的,上面有保罗二世的画像。随後瓦文萨去梵蒂冈,受到英雄般的接待,并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为他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留下了“伏笔”。

面对波兰要变天,克里姆林宫急了,一再催促波共镇压,实施戒严。当时波共总书记卡尼亚和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被叫去莫斯科时,雅鲁泽尔斯基担心有去无回,交待自己的一位将军朋友照顾他的妻儿。他带了一把手枪,一枚手榴弹,里面放了自杀用的毒气。当时苏联在波兰边境集结了17个师的部队,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对付匈牙利和捷克的。

两位波共领导人回到华沙後,被认为软弱的卡尼亚遭免职,雅鲁泽尔斯基被任命为总理,随後全国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200多名领导人被逮捕。在波兰陷入最黑暗的时刻,罗马教宗又在1983和87年两次去波兰,从精神和信仰上鼓励波兰人。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他强硬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人民权利,恢复团结工会。正是教宗的访问,使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恢复了勇气。教宗明确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当时这样的乐观预测令波兰的异议知识份子们相当吃惊。

也许是天意,在27个月中,苏共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平均9个月死一个),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了苏共总书记,他不像前任那样热衷用武力干预卫星国的内政。

处於困境的雅鲁泽尔斯基,只好去梵蒂冈找教宗,承认共产党已失去波兰人民的支持,寻求教宗帮助,使波兰平稳转型。於是,在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整整10年零2天之後的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中国六四屠杀那天,波兰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开放的262个国会席位中,团结工会一下子赢得261席。於是团结工会出面组阁;在随後的大选中,天主教徒瓦文萨当选了民主波兰的首位总统。

瓦文萨当时就感叹说,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後,瓦文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评估说,促成波兰共产党垮台的功劳,“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曾经轻蔑地说,“教宗?他有多少个军团?”今天,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那些排24个小时的队,等待看望教宗最後一面(平均每人不到10秒钟)的几百万民众,那些被电视屏幕粘住了一个多星期的世界各地的亿万观众,最有力地回答了斯大林,他们都是教宗的“军团”!

作为罗马教廷历史上第264个教宗,保罗二世为什麽要如此这般直接承担结束共产主义的责任?他虔诚的基督信仰当然是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和他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他出生在波兰,经历了被称为“孪生邪恶”的纳粹和共产主义;虽然他曾是演员,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拿过两个博士,但他却不是从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知识份子编辑的教课书上,而是从个人直接的生命体验中,用来自上帝(圣经)的道德标准,辨识了善和恶。他认为信仰是改变人心的根本。

约翰保罗二世接掌梵蒂冈时,基督教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享受主义,物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潮流,弥漫整个世界。教宗在知识人们高喊著“上帝已死”的大潮中,毅然承担起“上帝守门人”的责任,在那个只有109亩、占地20多条街的梵蒂冈,向全球举起了道德的火炬,去照亮人心。在26年期间,教宗访问了全球129个国家,传播福音,抵抗这种“世俗的潮流”。他是语言天才,通晓英、法,德、俄、意大利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立陶宛语等11门语言,还学会用其他100种各国语言说几句问候和布道的话;语言是不同的,但上帝的声音是一样的。

这位教宗曾悲愤地说,从启蒙运动,尼采,弗洛伊德,到马克思,“20世纪被错误的预言家和导师主导,使人们没有能力分清对错。”其中最大的危险是“道德相对主义”,即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各行其事。上帝给人的生命不再被视为是神圣的,而是强调“生命的质量”;对那些质量不高的,就可以被以各种名义结束。正是这种逻辑,使那些精神病人、同性恋者、脑伤残者,那些被视为“生命质量”不高的七万人,成为第一批被德国纳粹送进毒气室的人。希特勒的大屠杀,就是从这种对生命的看法开始的。

面对这种反生命的潮流,教宗坚定地固守底线,绝不让步,清晰明确地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反对女权主义、消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教宗被视为保守、固执、守旧、不能“与时共进”。即使在他去世之後,美国左派媒体《纽约时报》发表的三个整版的教宗专题报导中,竟有一半篇幅批评他的“训词”内容,甚至说他去很多个国家布道,是浪费资金,应该把这些钱捐给第三世界的穷人。这种对拯救灵魂的价值毫不领会的报导表明,在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的今天,西方左派正越来越成为对抗上帝的主要力量。

教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无论左翼的世界怎麽攻击,无论教廷内部妥协的声音有多大,他都绝不让步。即使在遭到枪击後,健康开始下降,生命的晚年,又患多种疾病,做了几次手术,步覆维艰的时刻,他仍倔强地高举著道德的火炬,绝不放松。

保罗二世在波兰上中学时,喜欢踢足球,但他不是前锋,也不是後卫,而是“守门员”。也许是从那时就训练出来的意志,在後来人生的赛场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守门员,死死地守住了信仰的大门。今天,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道德”的呼声,就是对保罗二世这位“守门员”的喝彩声!

2005年4月7日於纽约 原载《观察》

200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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