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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信佛,不可征服——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二

曹长青

在动身去印度采访西藏流亡社区之前,我特意去找宗教的书,想多了解一点佛教。美国近年出现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电脑书店,叫亚玛逊(Amazon.com),有250万种图书,人们不用去书店,在家中打电脑就可选购。我打开亚玛逊的电脑网址,在图书种类上打出“佛教”,结果出现1,200种佛教书,不仅有佛教哲学、历史,还有西藏的医药、烹调等等,光看这些书名就要几小时。

这厶多种类的佛学书,说明佛教在西方的发展势头。据美国《时代》周刊1997年10月报导,现在仅美国就已有10万佛教徒。美国的“佛教英语教学中心”,1988年时有429个,现已达到1,062个,翻了一番。该杂志记者感叹,“佛教从未像今天这样势头大。”

该文分析说,这背後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辐射。如近年的“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藏语是“尊前”,即最受尊敬的大喇嘛出现在眼前)等;

二是流行文化的传播。美国的Beaties Boy乐队去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声援西藏的演唱会,观众达20万。芝加哥公牛队是全世界篮球之王,该队前锋乔丹最近参加的全美篮球明星赛,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电视转播,近10亿人观看。公牛队主教练贾克森尊崇佛教,他写书指导球员学习佛教以“忍”来克敌制胜。

三是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被《时代》周刊去年选为全美25名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藏学教授罗勃特舒曼(R. Thurman)说,西藏像小海豹,被中国恶龙的利爪摧残,任谁都会伸出援手。

达赖喇嘛无处不在

但当我到了印度,发现美国的这些佛教发展,和当地西藏流亡社区比较,太是小巫见大巫。在新德里的“西藏之家”书店,我数了一下,关於西藏和佛教的英文书就有250种。我在印度南方约四万人的四个藏人难民居住点走访了一圈,强烈感觉到这是个典型的佛教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是佛教徒。我访问居民点的老人院时看到,每个老人都手拿一串佛珠,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经祈祷。我去藏人家中访问,发现每家都挂著达赖喇嘛像,供著佛台,插著青烟缭绕的佛香。不要说寺庙,连藏人办的地毯厂、拖拉机厂,摩托车厂,包括各种办公室以及工具仓库,到处都挂著达赖喇嘛像。在藏人学校,还设有佛学课。我在参观一所中学时看到,一个身著深红佛袍的和尚正在给学生讲经。在藏人流亡社区,不仅老人信佛,年轻人信佛,而且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例如我到达印度南方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拉格林(Rabgayling)时,作为该区行政主管的达赖喇嘛代表索南贡拉桑告诉我说,这个居民点有4,000人,百分之百信佛教,包括他本人。而他曾在美国纽约长岛大学进修过硕士课程,还在挪威的“西藏之声”电台做过编辑,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两百寺庙金碧辉煌

走在藏人居民区,佛教世界的意像到处可见。满街都是三五成群的和尚,他们身著红色架裟,和你擦肩而过,有的还向你微笑,合手致礼。

僧侣在藏人流亡社区比例很高。在4,000人的拉格林,有500和尚。最大的居民点拜拉库比(Bylakuppe)有17,000人,其中35,00名和尚。在13,500人的浑苏尔(Hunsur)居民点,有4,000和尚和240名尼姑。

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在印度12万流亡藏人中,有近16,000名僧侣,占人口比例13%。在西藏,1959年中共镇压藏人起义前,有僧侣59万2千,占当时340万西藏人的17.4%。後来有11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迫还俗。现今西藏有13万僧侣,只占西藏600万人口的2.2%。

在藏人社区,最好的建筑不是达赖喇嘛代表办公的行政管理总部,而是寺庙。每一个居民点都有很多座寺庙,而且每一座都建得流檐飞瓦,金碧辉煌。这在印度南方的荒郊野外,格外引人瞩目。据统计,藏人在印度共建了200所寺院(全球共有890所寺院和佛教中心)。印度很贫穷,流亡的藏人,生活也相当艰难,但他们却拿出那厶多的财力来建筑寺庙。在达兰萨拉编辑中文版《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对此解释说,“西藏是个佛教社会,藏人再穷,也会建寺庙,献酥油,让酥油灯长明,佛教绵延。”

一万和尚,逃亡取经

藏人办的寺庙,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深山里的简陋庙宇,而是办成了僧侣学院。座落在浑苏尔的寺庙规模最大,有2,200个和尚,其中15岁以下的小和尚有100多名。我去访问时,小和尚们正在拔河比赛。我以前从没见过儿童和尚,很开心地和他们一起拍照。在这个寺庙的住持方丈的卧室,我遇到一个才五岁的“转世灵童”,我特意把他抱过来仔细看了看,他与别的孩子有什麽不同。寺庙方丈介绍说,这个寺庙的2,000多和尚,有一半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仅1997年头10个月,就逃来200人。从四川甘孜藏人自治州才逃来几天的25岁的和尚益西桑丹对我说∶“这里有最好的寺庙,能学到真正的佛学知识。在西藏,很多和尚都想逃到这里来研经。”住持方丈介绍说,“一般他们要在这里学习八到十年,有的要学十几年,然後再回到西藏。”

达兰萨拉有专门接待逃来藏人的“难民接待中心”。该中心主任索朗秋培介绍说∶“由於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在乡下有个和尚非常受欢迎。但和尚必须有真正的佛教知识,而西藏没有经学院,中共不允许建立千人以上的寺庙,认为人聚多了会闹事,因此他们逃到这里来深造。”据统计,从1997年到1996年,已有9,000和尚尼姑逃到印度,迄今逃来的僧侣已上万。

僧侣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专心致志地研读佛经,还可得到他们的“法王”达赖喇嘛亲自传道解惑。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1994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还没有一个完全合格的Geshe(佛教上师,或佛学博士)。但在仅有10多万人的西藏流亡社区,现在已培养出1,000名Geshe。

一只手击出什厶声音

在寺庙的大院中,可以看到几百名和尚“辩经”的场面。辩经是僧侣们学习佛经的重要方式,由站立者劈掌跨步猛然提出问题,坐者要机敏快速回答。佛教被称为最哲学的宗教。例如站立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只手击出什麽声音?”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到理想答案,因为中国古语说“孤掌难鸣”。每个寺庙都保留著很多藏学文献。在达兰萨拉的“藏学文献中心”,收集有藏文图书5,000多卷,国际上很多佛教学者,都到达兰萨拉查资料,也有“洋人”到这里做和尚尼姑。

曾在中共《西藏日报》藏文部做编辑,1969年逃来印度的现任“西藏之声”电台记者贵桑觉班介绍说,“现在达兰萨拉有7,000藏人,而常驻的西方人有1,000多。”他们来这里研究西藏、佛学,学藏语。有的业余时间教英文,有的干脆做了僧侣。在达兰萨拉镇的窄小街道上,可以遇到蓝眼睛高鼻子的和尚和剃去满头金髪的尼姑。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全是西方人的“静思深省中心”。而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夏宫罗布林卡,管理主任Kim Yeshi是个美籍法国人,她虔诚信佛,丈夫曾在西藏流亡政府任过部长。

藏人流亡社区办的寺庙,已不是一般中国人印象中的那种与世隔绝的“五台山”上的和尚庙,而办得相当现代。例如在浑苏尔居民点的廓芒寺,有1,150名和尚,寺庙里有12台电话,五台电脑和传真机,地上铺著藏人手织地毯,屋顶有现代吊灯和旋转风扇。僧侣们经常收听英国BBC广播新闻和美国之音,还阅读英文刊物。在廓芒寺,懂英文的和尚占4%。

现代和尚周游世界

很多寺庙有汽车。在达兰萨拉的哲策确林寺,管理主任土登宁扎喇嘛自己驾驶专用汽车。一次我走在达兰萨拉的街上,突然一辆汽车在我身边猛然刹住,驾驶者对我喊到“我的朋友,快上车”,我仔细一看,是土登宁扎。

1949年在尼泊尔出生的土登宁扎喇嘛很现代,会说流利的英语、印度语、藏语和尼泊尔语,还说一些法语。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10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经一位德国记者朋友介绍相识。在书展大厅聊天时,他送我一张巴黎出版的法文报纸,上面有他和中国异议人士蔡崇国在巴黎握手的新闻照片和报导。

在达兰萨拉,他请我到他的寺庙吃早饭,引导我看了整个寺庙,并破例让我参观了他的卧室。他的居室有卫生间,还有电视,电话。他说,“我每天都看一次英国BBC电视新闻(在达兰萨拉收看不到CNN),了解世界政治和有关达赖喇嘛的报导。

一般僧侣也看杂志,听广播。”因此寺庙里的和尚尼姑对外在世界并不隔阂。例如,在距达兰萨拉三小时车路的道玛林尼姑院,有153名尼姑,很多都能听懂我用英文做的演讲。在这个尼姑院的走廊里,贴著尼姑们撰写的英文作文。尼姑院管理主任告诉我,这里的尼姑80%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很多刚来时是文盲,在这里学会了英文。我演讲後回答提问,尼姑们提的问题,令我相当吃惊她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和熟悉,例如她们提出的前四个问题是∶“江泽民能否变化,进行政治改革?”“为什麽中国学生走上天安门,什麽使他们变化觉醒?”“有多少中国人赞成绝育?”“怎样使中国人知道西藏的真相?”

慈善捐赠,养活僧侣

藏人在流亡社区建了这麽多寺庙,如何养得起这麽多僧侣?土登宁扎喇嘛回答我说,从西藏逃来的和尚尼姑,达赖喇嘛给他们头一年的生活费,每人50美元,而更多的财政资源来自外国佛教团体和个人捐款。

由於佛教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大,捐赠很多。捐款,是西方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在美国,民众捐款数量如同天文数字。据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1996年美国民众捐款为1,507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目前中国的外汇存底声称世界之最,才是1,40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的700亿美元)。美国民众一年的慈善捐款就比中国外汇总量还大。而美国人1996年的捐款,有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剩下的捐给了其他九个不同领域。如果西藏获得自由,佛教能够像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这样发展,仅西方民众的宗教捐款,就可使西藏僧侣无後顾之忧。我在拉格林藏人居民点采访时得知,刚刚有个台湾的佛教团体访问过这里,他们临走时捐了15,000美元。

寺庙的开销并不庞大,因僧侣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土登宁扎介绍说,他的寺庙有50个和尚,每天早饭是一杯奶茶,一张大饼,规定只许吃这麽多。一周有三天早餐提供鸡蛋、果汁和蜂蜜。午餐是米饭和蔬菜。晚饭为面条或米饭和汤。午晚饭都不限量,一周有一次肉(羊肉)。有些寺庙也自己开辟财源,如土登宁扎喇嘛的寺庙,在庙内开设了小旅馆,有20个房间,室内有卫生间和热水,每间每天收费120印度卢比,相当3.5美元。小旅馆经常客满,除了冬天,都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床位。

女性是母亲

当得知土登宁扎在14岁时就被父亲送去寺庙当了和尚,我想起印度南方那一群群八、九岁的小和尚。这些孩子还没有成年,就被父母送进寺庙,是不是被剥夺了选择权利?土登宁扎喇嘛回答说,“如果你了解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就会理解为什麽父母要把孩子送进寺庙。由於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孩子们从小就想当和尚,在藏人心目中,僧侣如同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一样受人尊敬。当然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决定,但僧侣有还俗自由,如果孩子长大了不愿意做和尚,只要在大喇嘛前宣誓解除戒律,就可还俗。还俗後如改变想法,还可再回寺庙,再受戒,来去是自由的。”

土登宁扎经常旅行。我问他在西方见到那些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有没有性冲动,怎样克制?他严肃地说,“女性在和尚心目中是母亲,我们想到与女人有性关系,如同想到与母亲有性关系。”我追问,“真的从没有和尚私下与女人偷情?”土登喇嘛说∶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因为如果出家人有了性欲望不能克制,他可以还俗,不需要做这种事。做这种事是对达赖喇嘛的冒犯。

年轻和尚的烦恼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和尚都没有烦恼。在拜拉库比,我遇到一个23岁的和尚边巴成列,他在尼泊尔出生,讲一口地道的英文。他说,他很好奇婚姻生活,旅行时曾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很耽心,“不知在什麽时候,一下子被钱和物质世界打倒。”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儿童,渴望自己有个孩子,但他又虔诚地信仰佛教,很为此苦恼。

我在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时,曾讲了这个和尚的故事,并询问达赖喇嘛有否这种苦恼?达赖喇嘛说,他喜欢天下所有的儿童,但从没想过有自己的孩子。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是达兰萨拉附近的索葛学校的校长,她在电影《西藏七年》中饰演了幼年达赖喇嘛的母亲,刚刚出版了英文自传《我的故事》(My Story)。她告诉我,虽然她是达赖喇嘛现在唯一剩下的妹妹,但她去见哥哥,也要事先申请,经达赖喇嘛办公室批准才能见上。杰增白玛的丈夫丹巴才仁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说,除了因工作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与杰增白玛结婚後,还没有夫妻和孩子一起与达赖喇嘛吃过一次饭。因为达赖喇嘛完全按照和尚的规矩和习惯生活。我这次采访才知道,达赖喇嘛每天只吃早、午饭菜,不吃晚饭,只喝一杯奶茶。

“从来不痒,不是更好”

我於1994年春在纽约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时,他就强调僧侣生活的好处。他说,“结婚有太多的烦恼,夫妻吵架,反目为仇,离婚,分财产。生不出孩子,到处找偏方;孩子多了,又要避孕,做节育手术,还有艾滋病。当然婚姻也有快乐,但像一个曲线,忽高忽低。而僧侣生活像条直线,没有高潮低潮,但稳定平静。”他对性的解释是,“如果痒,挠一下很舒服;但从来不痒,不是更好吗?”

在西藏流亡社区,我采访到的每一个和尚尼姑都满意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她)们不为婚姻、家庭、孩子、职业、金钱、房子和汽车烦恼。简单、平静、快乐地两耳不“烦”窗外事,一心只读“佛经”书。由此可以看出,佛教自有它独特的力量。

最好的工作是保卫达赖喇嘛

看到藏人这种全民信佛的现象,我有两点很强烈的感受∶

第一,在这样的宗教社会,中共当局诋毁达赖喇嘛绝不会成功。藏人全民信教,那种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自内心的尊敬以至崇拜的宗教情怀,就像天主教教徒对教宗的狂热,不是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所能完全懂得的。

编辑《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几年前从青海逃来达兰萨拉。有人对他的父亲夸赞说,达瓦刚来时,分文没有,住在“难民接待中心”,现在是令人羡慕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了不起。达瓦的父亲说,有什麽了不起,他还没当上达赖喇嘛的警卫员。在普通藏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工作是做达赖喇嘛的警卫。流亡藏人有七千军队,编为独立军团,驻扎在印度和西藏边界,受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双重指挥。达赖喇嘛的警卫队是从这七千藏人士兵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在达兰萨拉采访时发现,陪同我的负责接待的藏人官员丹增占堆走到哪里,都有藏人向他打招呼,致意。我不解地问他∶“你才20多岁,怎麽这麽受人欢迎?”他说,“因为我父亲是达赖喇嘛的警卫长,所以他们连我也一块尊敬了。”

天主教徒怎能反罗马教皇

达赖喇嘛有时随意说句话,也会被藏人十分重视。例如,在拜拉库比,藏人为增加经济收入,办了鸡场,养了八千只母鸡。但达赖喇嘛去视察时看到那厶多鸡被关在笼子的难受样,随口说了一句,如果关掉这个鸡场,我能长寿,活到80岁。结果藏人就把这个鸡场关闭了。在藏人居民区的自由市场,各种蔬菜、肉在出售,但没有卖猪肉的,藏人一般都不吃猪肉,因为达赖喇嘛的生肖是猪。

即使在西藏,虽然中共曾长期把佛教视为迷信,扼杀宗教自由,但藏人信佛的比例仍然很高。达兰萨拉的“西藏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原在四川的藏人自治州一个中学任教务长,1992年逃来印度。他介绍说,在西藏,笼统地说信佛教的藏人占90%以上,虔诚信的有40-50%。在西藏的藏人干部中,信佛教的达70%。从1994年开始,中共当局禁止藏人干部家中挂达赖喇嘛像,取消供台,不许烧香。从中共这样三令五申查禁,也可从反面证明,在藏人干部中,多数人尊崇达赖喇嘛。

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信佛教的西藏社会,中共批判诋毁达赖喇嘛,只能激起西藏人对中共的更加厌恶和愤怒。在绝大多数人都信仰佛教的社会反对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如同让基督徒反对耶稣,让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一样不可思议,也绝不能奏效。中共的毛泽东们至今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在中南海的厚重城墙内,根本不了解西藏人社会的真实和它的独特性。我这次在达兰萨拉采访才得知,自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1959年流亡印度至今39年来,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没有派过任何一个记者来这里采访,因此北京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报导全是没有第一手资料根据的编织和有意诋毁。

幸运的鱼和蚯蚓们

第二,由於藏人全民信佛,佛教又主张不杀生,藏人社会治安相当良好。印度本来就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西藏流亡社会的犯罪率比印度社区还低。1961年建立的拜拉库比,至今已达17,000人规模。该区行政主管、达赖喇嘛的代表土登安叶桑说,“这个居民点建立至今37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忠诚,他们认为,任何犯罪都是对达赖喇嘛的污辱。”

在另一个建於1966年的藏人居民点浑苏尔,有13,500人,至今32年来也没有在藏人中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件。两个社区加起来有居民三万多人,并有30多年长的时间段,竟没有发生一例这种案件,简直是奇迹。尤其我来自犯罪率相当高的纽约,看到这里的犯罪率接近零,几乎有点难以相信。浑苏尔的达赖喇嘛代表多杰解释说,“因为大家都信佛,佛教不能杀生。藏人讲诚信,连谎都不可以撒。”

在这里深入采访,发现藏人确实信仰不杀生的哲学。例如,在拜拉库比有个池塘,里面有一千多尾鱼,大多五、六斤重,但从无藏人去钓鱼。藏人吃鱼,到居民点外的印度市场去买,有时买到活鱼,还把它放到这个池塘中。平时还有人到这个池塘放点面包屑给鱼吃。我特意去了这个池塘,也撒了一些面包屑,看到几十条鱼在阳光下金鳞闪烁、翻腾滚越地争相吃面包的美丽场面,才似乎领悟了一些佛教不杀生的意蕴。

在电影《西藏七年》中,当那个奥地利登山队员指导僧侣们挖地基建电影院时,和尚们挖到蚯蚓,就罢工了,最後把蚯蚓一个个小心地捧在手上运到另外的土地里,才复工。银幕上一排和尚手捧蚯蚓认真护送的场面,惹人发笑。但和尚解释说,佛教哲学认为万物都有轮回、转世,这地基下面的蚯蚓,可能前几世是我们的母亲,怎可用铁锹挖死。“转世”,是佛教的重要理论,藏人相当笃信。达赖喇嘛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在藏人社区,自杀率极低,即使被中共关押的藏人,不论遭怎样的虐待,极少有人自杀,因为以佛教转世观念,如果自杀,下次转世可能会成石头或老鼠。

“破心中贼难”

对西藏人全民信佛的独特性,中共当局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完全不了解,更没有去理解藏人宗教情怀的真诚愿望。这是导致汉藏隔阂,至今几乎完全无法沟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54年夏天,达赖喇嘛曾去北京见毛泽东,谋求汉藏和好。毛泽东对这个当年才19岁的佛教领袖很有好感。临别时,毛泽东曾邀达赖喇嘛单独谈话,面授治国策略。毛泽东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它降低人口,因和尚尼姑要单身;同时它忽视经济建设。”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他听到毛泽东这样理解佛教,慌恐得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内心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从整个事情的背景来看,毛提出这样告诫,并非出於恶意,只是由於他和所有什麽宗教都不信的共产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宗教是怎麽回事。

今天,北京的毛泽东继承者们,其思维和做法与当年的毛泽东没有两样。藏人对他们谈佛教,仍然是对牛弹琴。而北京政权试图靠高压殖民政策,让藏人放弃追随达赖喇嘛,更是绝不能奏效。中国古代学者王阳明早就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管中共欺辱西藏人的势力有多大,西藏这个民族都是不可征服的,因为你征服不了他们心中的佛。

——原载《开放》1998年3月号

199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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