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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访达赖喇嘛

晓晖 曹长青

他是有著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的第一个世界级领袖;他主张的「人类责任」、「非暴力」哲学,和他超越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尊严,使他赢得了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与甘地、马丁路德·金恩并列成为世界近代史上主张和平非暴力解决种族冲突的著名领袖。

在西藏,他的画像在查禁中被偷偷地珍藏,他的名字在祷告中被默默地念诵。达赖喇嘛的存在,成为六百万西藏人民重获自由的希望。不知有多少人憧憬著能有机会见到他,让他宽厚、慈祥的手,触摸一下额头,降下佛祖的祝福。

他到世界各国访问时,人们也都争相一睹为快,渴望聆听他的教诲。在这个世俗、贪争的物欲世界,他体现著净土、超越和精神力量。

在当今世界,恐怕除罗马教皇外,他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西方人称他为「活著的上帝」。中国人乾脆称他为「活佛」。他的博学、真诚、慈善和极具个人魅力的气质,使他拥有世界范围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好莱坞的著名影星李察基尔是他的信徒。放荡无羁的女歌星玛丹娜,谈到他也一脸严肃,说她最大的愿望是能见到达赖喇嘛,拜他为师。在电影《第六感追缉令》以性感成名的女星莎朗史东也虔诚地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向达赖喇嘛求教。」

●转世灵童

达赖喇嘛的童年就充满传奇和神秘。1937年冬天,13世达赖喇嘛圆寂後四年,藏人秉持达赖喇嘛能够转世再生的传统,在距离拉萨东北一千多英里的安多区(现青海境内)寻找到了当时只有两岁半的农家男童拉木登珠,这个男童表现了惊人的天性∶他在第一次见到微服出访的喇嘛时,就上前抓住僧侣带的佛珠说,这是他的。而这串珠子恰恰是13世达赖喇嘛的遗物。而在鉴定用的众多眼镜、饭碗、手杖、念珠、手鼓中,拉木登珠都是一下子选到13世达赖喇嘛使用过的。那些来鉴定的喇嘛「几乎停止了呼吸,激动、幸福地流出了热瓷C」拉木登珠就是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这个两岁的孩子顿时「身价」飞涨,当地军阀马步芳勒索10万银元(相当9万2千美元),否则不陶o个灵童离开安多。藏人被迫交了银元後,马步芳又得寸进尺,再要30万银元。藏人虽愤怒无比,也只得屈从。这个「烦躁不安,偶尔还轻声哭泣」的孩子被簇拥的马队接到拉萨後,取了法名,叫「江村强百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藏语的意思为圣佛、光辉、雄辩、怜悯、佛教博学的卫士、智慧的海洋。後来人们简称他为丹增嘉措。丹增嘉措五岁时,通过「坐床」仪式,被立为西藏至高无上的僧侣领袖,成为拥有1000多个房间的辉煌的布达拉宫的主人。

丹增嘉措从此开始了禁锁深宫长达18年的背诵经书和各种学科的教育。他每天要面对经师,一段一段地学习背诵深奥的祈祷经文,而且越背段落越长,以此训练他的辩经能力。

他7岁那年,被要求给两万名喇嘛诵唱一段经文的起始句。面对那黑压压的方阵和缭绕弥漫的香火,这个7岁的孩子几乎晕了过去。他在自传中说,他经常做梦逃离布达拉宫。白天最惬意的时刻,是坐在宫顶房间隔窗眺望路上那些赶著牛羊自由自在唱歌、玩耍的孩子们,幻想著自己有一天也能那样。

●流亡印度的艰辛

1950年,中共军队逼近西藏,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在藏民恳求下出任了西藏最高政教领袖。他曾短期出逃,後返回西藏。这位年轻的领袖极力与中共斡旋,希望他的人民免遭杀戮。包括他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在大军压境的威逼下签订了《17条协议》。在协议中,中共当局保证「不拿藏民一针一线」。可是在1959年所谓「平乱」中,中共军队打死了8万7千名藏人,拿走了整个西藏。

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和他一起逃走的藏民达八万人。他在印度北部距离新德里一天路程的达兰萨拉小镇,建立了流亡政府。追随他的八万藏民在印度各州提供的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区烧林平沟,建立了44座难民营。在炎热、暴雨、烧林的黑烟和森林野兽包围的艰苦建造中,很多藏民死亡。每逢雨季,达赖喇嘛房间的天花板就漏水,一天能接两、三桶。

达赖喇嘛在1950年第一次逃亡时,曾带了一千多头驮畜,每头载120磅金银铜器。这些金银被埋藏在锡金的一个弃置的马握丑C这笔最後折合成98万7千5百美元的资产,成为赈济八万难民的最初资源。六年後,难民营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後来藏民生产的毛线衫风靡印度,获得较大收入。为保存藏族文化,他们兴建了藏医中心、僧侣学院、剧院和各类学校,并修建了150个寺院。1971年开馆的「藏文文献中心」,收集藏文图书五千多卷,约为西藏文献的40%,而其他大量佛教文献,都被占领西藏的中国人销毁。

在经济重建的同时,达赖喇嘛领导了政治改革。以流亡藏民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出150名成员的「国民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订了保障人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和普选权、私有财产权的宪法。1963年,该宪法经全体流亡藏民投票通过後,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在宪法第35条,当时年仅28岁的达赖喇嘛亲自写上了这样条款∶「根据国家最高利益,国民议会经与最高法院协商後,可以三分之二多数弹劾达赖喇嘛。」当时150名国会议员聚集在达赖喇嘛的房前,请求删除这个条款。达赖喇嘛坚持说,「如果我们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须要有能够改变达赖喇嘛权力的条款。这对西藏人民的今天和将来,都是绝对必要的。」

●中共使百万藏人丧生

在至今流亡的35年之中,达赖喇嘛一直尝试与中共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在毛泽东时代,任何结果都没有。

第一次转机是邓小平复出後,中共提出只要西藏不要求独立,什麽都可以谈,并邀请达赖派「参观团」回国考察,看西藏在中共领导下的变化。

1979年,达赖喇嘛派出了由他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参观团。然而西藏的「变化」让参观团成员惊骇万分∶1959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时曾有的6259座僧侣寺庙只剩下了8座,其馀全部成为废墟。59万僧侣,有11万被迫害至死,25万被迫还俗。很多寺庙被改为宰场、猪圈、牢房和仓库。僧侣们曾被关在这些地方,多日不给食物,看守的汉人嘲弄说,「你们的佛陀会给你们送饭来的。」

更让他们悲愤的是,600万藏人,从1949至1979这30年间,被迫害、枪杀至死的藏人达86万4千人,死於饥饿34万2千人,总计120万人,即每6个藏人就有1人丧生。据联合国的报告,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西藏的最大变化是建造了更多的监狱。而中共迄今进行的40次核试验,大多数都是在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安多区,即中共现在称谓的青海进行的。中共在西藏驻扎了50万军队,全部核武器的三分之一储存在西藏境内,并在藏区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军事演习。

洛桑三旦率领的参观团走到哪里,都有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车队,呼喊著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诉说他们这些年来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上万藏人哭成一片的悲愤场面使陪同的中共官员不知所措。连当时在中共政府任高职的西藏第十世班禅喇嘛,也在北京给参观团看了他身上被中共14年关押拷打留下的永久伤疤。北京当局最後停止了参观团的活动,认为这只能增加藏人的「离心」倾向。

第二次转机是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视察西藏。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官员到藏区考察。胡耀邦在拉萨郊区的「反帝公社」看到藏人的住处像贫民窟,生活条件极为恶劣,震怒地在中共西藏自治区会议上质问∶「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仍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於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被免职。胡耀邦在会上提出,要在三年之内,让西藏人的生活恢复到20年前的1959年水平,同时建议将在藏的85%中国人撤回内地。因西藏境内已有汉人700万,使本地600万藏人变成了少数。

两年後,中共向西藏流亡政府提出欢迎达赖喇嘛返回的五点建议,其中包括,承认达赖在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地位;达赖不得为1959年的「平乱」翻案;达赖本人必须像班禅一样长住北京。

●驱逐黑暗的蜡烛

达赖喇嘛对将他隔离开西藏人民,长期「保护」在北京像班禅一样做人质的条件无法接受。他在《自传》中对此写道∶「我多年的奋斗,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我的六百万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我关心的不是边界,而是想象力、创造力,这些对於人类是最重要的。而实现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有自由。我在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中学习到了这些价值。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获得自由之前,我返回将是错误的选择。」

为了帮助六百万西藏人民解脱奴役获得自由,达赖喇嘛出访了很多国家,寻求国际间的道义支持。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著名「五项和平计划」,包括建议将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停止在藏区进行核试验和储存核武器;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保护西藏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放弃大量移民汉人入藏的政策;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演讲受到参众两院议员长时间起立鼓掌致敬。

但北京对达赖的五项和平计划根本不予理会。达赖喇嘛伤心地说,「谋求藏人和汉人之间真正的和睦,一边或另一边必须有让步,或者至少有和好的姿态。自从西藏已成为被压制虐待的群体,我们已失去了全部所有,我们还有什麽东西去提供满足中国人呢。」

40年来,中共政府以强势宣传西藏的巨大进步和繁荣,指责达赖喇嘛「背叛」。达赖喇嘛为此写道,「不管中共怎样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和宣传,真实依旧是真实。我们这边没有钱,没有宣传,除了微弱的声音我们一无所有。在争取自由的奋争中,真实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武器。」

纽约《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形容达赖喇嘛谋求与中共当局谈判的努力,如同「试图用水浇平喜玛拉雅山」。但笃信道义和精神力量能够战胜邪恶的达赖喇嘛一直对未来有坚定的信念。他在自传《流亡中的自由》中写到,他最感动的一个时刻是在1989年底他站在「柏林墙」边的那个夜晚。「一个年迈的妇女默默地递给我一支红蜡烛,我很动感情地将它点燃,在夜风中,它几次要被吹灭,但我紧紧地攥著它,那微小而扑忽飘荡的火苗在浓重的黑暗中倔强地燃烧著,一群人围著我,有人触摸我的手。我祈祷著∶这象徵慈悲和警示的光明,一定会溢满世界,驱逐恐惧和镇压的黑暗。这个瞬间我经常记得。」

●心中有光明

无论谁有机会面对这样一位心中充溢光明的人,心灵都会随之闪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乘达赖喇嘛来纽约参加「现代科学与宗教」会议之际,我们采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宗教领袖。

●理性的儿童

他走来了。身著右臂露外、和普通和尚一样的传统红色佛袍,脚登一双现代棕色皮鞋;左手腕上四串古老的佛珠中夹著一苹摩登手表。裸露的右臂上结实的肌肉,使他不像一个整天坐禅的和尚,倒象个憨厚的庄稼把式。

他微笑著,上前一把攥住我们的手,那瞬间的庄严和神情的交流,将整个空间充溢得鸦雀无声。在那一瞬间,感到从他那宽厚温暖的手掌中,传递出慈爱、真诚和信任。

来到小书房,他让我们先选择座位,还张罗著帮助秽  戋a去的两个小录音机,并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说,「可以录音、照相,提任何问题。」那份自然、熟悉和亲切,使人几乎忘掉了面对的是一位「活佛」,一个举世公认的宗教领袖,而是像在和父亲、兄长和久别的好朋友再此相聚。当我们把小小的录音麦克风夹在他胸前时,他安详地让你随意礼 L的佛袍,微笑得像一个静谧的婴儿。

面对这位世界著名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自然和坦诚,不知怎麽,这一瞬间让人想到意大利的法拉奇,这位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基辛格、布托和胡笙国王等很多世界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曾写到∶「权力是人类发明的最坏的东西。」她在采访中发现,权力将那些世界领袖熏陶腐蚀得跋扈、专横,做作、矫情,很多且无知、愚蠢。但是法拉奇如果采访到达赖喇嘛,她一定会有新的感受。因为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身上自然地流露出的那种超越世俗的真诚坦然,那种如同理性的儿童般的自由自在,使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都会感到,像是走入一片只有绿草和微风的大自然┅┅

●台湾前途取决於人民

我们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据报章披露,您的哥哥去年访问了台湾,据说是为您第一次访问台湾做安排。您的访问何时会成行,目的是什麽?」

「事实上,一年以前,李登辉总统的一个特使曾专程来到印度和我们商谈,谋求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清楚地表达了对过去一些误解的歉意。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一直渴望与台湾人民有亲密的关系。我一向认为,和中国的兄弟姐妹们的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台湾有了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流看法和感觉。

「我很尊敬和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今日台湾仍保留著这些文化遗产。在传统的中国佛教中,女性的地位和男性是被视为平等的。这样的遗产在西藏、斯里兰卡等其他佛教传统中是缺乏的。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我很想去台湾看看。

「但是由於过去这些年来某些台湾机构在藏人流亡地制造了一些不愉快,因此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两次派特使去台湾,他们会晤了李登辉总统和行政院长,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但是在一些最後的问题还没解决之前,我的行程无法确定。」

「台湾目前正在争取进入联合国,您怎麽看待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台湾有两千万人民和繁荣的经济,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政体和边界,从道义上说,台湾有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的权利。就像当年东西德和今天的南北朝鲜一样。」

「台湾有些民众要求台湾独立。假设台湾现在宣布独立,您会对此持什麽态度?」

「我历来相信这种决定必须取决於大多数人民。大多数人民的声音,就应该是最後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台湾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管最後大多数台湾人民做出什麽样的选择,我都会接受和支持。」

●听知识分子的意见

由於在我们采访他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将会晤克林顿总统,并将谈及美国政府是否延续中共最惠国贸易问题,所以我们问及西藏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改善,他怎麽看待「最惠国」问题。

他认为,「西藏目前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对於最惠国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我关心的是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但不幸的是,它被极权制度所统治。中国人自己已开始争取民主和自由。每一个人都应为中国尽快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而祈祷。

「在对最惠国的态度上,我觉得中国人有三个群体∶一个是中共当局的领导者们,他们关心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力;第二个群体是一般大众,他们更关心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第三个群体是知识分子和学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群体,是对中国有著决定意义的人们。他们正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奋争。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应该以这个群体的诉求为考虑的出发点。外在世界有道义责任帮助这个群体,从而向中国一般大众发出正确的信号。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在最惠国问题上,美国应多听听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见。」

●胡耀邦有可能是克拉克

在我们采访的当天,南非正在进行全民选举,在南非3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有了选举权,它吸引了全球瞩目。我们问达赖喇嘛在这一历史时刻,有何特殊感受。

他沉缓地说,「此刻,我想到西藏人民的苦难处境,感到伤心。但是,正在南非发生的事情,和已在中东进行的和解,给了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去坚持非暴力的谈判和解。这样的方式正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并变成现实。不久前,还没人能预想到拉宾和阿拉法特能够握手,并相互微笑。几个月前人们不可想像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这种积极的外交,给於我们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希望。

「他们能做到的事为什麽我们藏人和中国人就不能尝试。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藏人与中国人有过一些时间不愉快,但基本上是和平的。为什麽我们今天不能去发现一些共同点,然後相互磋商呢?

「我相信,如果中国人民的真正愿望和实际追求能够体现成政策,我们就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有著狭隘的、顽固的想法和行为。这是问题的症结。当中共领导人和他们自己的人民沟通都非常困难时,还谈何与藏人沟通?」

「那您是不是认为今天在解决汉藏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中不会出现像南非白人领袖克拉克那样识大体、能够让步的领袖?」

达赖喇嘛沉思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胡耀邦还活著,并且在权力中心的话,他或许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克拉克’。但现在对邓小平来说,已经太晚了,他太老了。」

●毛泽东使他恐惧

达赖喇嘛谈到的近代藏人历史是多灾多难的。1904年,在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西藏政教领袖时,就发生英国人入侵西藏事件。土登嘉措被迫逃亡外蒙两年。英人撤出後,清王朝的军队又要进藏。土登嘉措为此专程从拉萨经过两千多里的车马跋涉到了北京,会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谋求汉藏和平。但13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光绪和慈禧突然相继去世。土登嘉措只好返藏。

不久,清朝政府命川军进藏。军纪败坏的川军一路乱杀,打进拉萨。当时有两万藏人正在大昭寺举行传统的「默朗木」祈祷大会,川军冲进开枪乱射。13世达赖被迫逃亡印度。清朝廷随後下令革去13世达赖喇嘛的称号,另寻灵童。此举引起中外佛教徒愤怒,认为是「侮辱佛教」。清廷感到事态严重,不可对佛教不恭,最後派人去印度劝说13世达赖喇嘛返藏。

1950年,毛泽东在北京建立红色政权後,这种历史又再次重演。但不同的是,虽然清王朝像成吉思汗的元朝一样一度占领了西藏,但都出於对佛教的不敢冒犯,最终撤兵。而共产党是什麽宗教也不信,什麽都敢亵渎的,所以无所畏惧地以大兵横扫西藏,且驻军至今。

1954年夏天,19岁的达赖喇嘛和17岁的班禅喇嘛一同赴京,谋求汉藏和好。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毛对他说∶「西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有瑰丽历史。很久以前,你们征服了很多中国的土地,但现在你们落後了,我们希望帮助你们。也许20年後,你们又走在我们前面了,你们再回头帮我们嘛!」达赖喇嘛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一度他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但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仍了,然後狡疆a一笑,将另一撮仍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

●我不懂中国人的想法

毛泽东对达赖喇嘛一直十分看重。当1959年中共军队以「平乱」控制了整个西藏後,毛听到汇报马上问,「达赖喇嘛怎麽样?」当听说达赖已逃去了印度,他沮丧地说,「这场仗,我们输了。」

达赖通过中共在西藏的暴行得出,毛泽东对他酗U的诺言都是谎言。达赖喇嘛在印度曾见到周恩来,说出他对中共的恐惧。周却说,你不用担心,西藏现在什麽都很好。达赖在《自传》中写道,「但当时实情是,西藏的情况比想象的还糟糕。他们撒谎从来都不犹豫,就像他们一贯这样做的。」达赖困惑地写道,「说真话,我始终不能全部懂得中国人的想法。」

因此我们问他,「您在自传中提到毛泽东、周恩来都不说实话。邓小平政权也缺乏诚意。今天您谋求与这样的共产政权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会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达赖喇嘛大笑起来,然後说,「这是一个难答的问题,非常难答的问题。这样说吧,不管我们信任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我们都不得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这里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是人,在开始时,可能没有完全的信任,但是通过共同的努力和直接的交流,是有可能发展出信任的。」

●中共找灵童遇阻

北京政权虽然对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谈判协商一直不予理会,但最近却因寻找班禅转世灵童遇到麻烦,而不得不试图与达赖喇嘛联系。

第十世班禅於1989年2月突然病逝後,中共开始著手寻找转世灵童。此举遭藏人强烈反对。拉萨街头贴出很多抗议标语,如「没有达赖喇嘛亲自认定,中共单方面决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我们西藏三区人民绝不承认,并抗争到底!」

为此我们询问达赖喇嘛如何看待这件事。他说∶「中国政府并不想让我涉入此事。但是藏人要求我参与。历史以来,达赖喇嘛从来都是参与寻找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正处於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们接著问他,「如果最後中共单方面确定班禅转世灵童,您是否承认?」

他不经意地触动了一下手上的佛珠说,「我的立场是,如果这一寻找鉴定过程没有政治动机,真正是按照藏人的传统方式作业,无论是谁来进行都无所谓,如果西藏人民接受,我就承认。但自相矛盾的是,中共一方面说宗教是腐朽的迷信(大笑),一方面却坚持由他们去找灵童。显然这里纯是政治原因。」

沿著班禅的话题,我们问他,「几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就听说班禅在北京曾秘密结婚,娶的是中共高官董其武的孙女,并生有孩子。您怎麽看待这件事?」

达赖喇嘛回答得十分简单∶「班禅也是人啊。」

「但他是一个和尚,尤其他是班禅喇嘛,按佛教传统他不可娶妻生子啊?」

面对我们的追问,他阐述说,「当然,和尚应该是单身。这是戒律。但个人有选择的自由,遵守这个戒律是自愿的,佛祖对这点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一旦不选择遵守这个戒律,无论是娶藏族女孩或是中国姑娘,都不重要了。」

●班禅的内心痛苦

虽然在藏人历史上达赖和班禅经常不和。而且第十世班禅在北京娶妻生子,并多次发表过附和中共政权的言论,但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班禅时,仍一往情深∶他们曾通过三次电话,其中两次都是班禅在北京,达赖在印度。达赖喇嘛担心中共方面窃听,因此谈得很谨慎。果然,两周後,电话内容就出现在北京的一份内部简报上。

第三次通话地点不同,班禅出访澳大利亚,达赖在德国。达赖喇嘛写道,「班禅将随从人员都打发掉後,安排了这次电话。虽然通话时间并不长,但那足以让我相信,在班禅心中,他仍忠於自己的信仰,忠於他的人民和他的国家。」

达赖喇嘛对班禅内心世界的了解是有根据的。1962年,中共劝说班禅公开谴责达赖喇嘛,承诺说这样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代理」两字就可去掉。但遭到班禅拒绝,为此他被禁止公开讲话。

1964年3月,拉萨召开传统的藏人传昭大法会,中共再次要求班禅喇嘛到会上发表谴责达赖喇嘛「背叛祖国」的讲话。面对黑压压的一万多藏族同胞和四周的中共军人,当年27岁的班禅坐在拉萨大广场的高高宝座上,一语惊人。他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如果他安然无恙,藏人的吉祥之源就不会汹z。藉此聚会,我重申我的信念,西藏一定会重获独立,神圣的达赖喇嘛一定会返回,达赖喇嘛万岁!」

班禅随即被逮捕。从此没人知道他的下落。1978年,魏京生在北京的「民主墙」贴出大字报,披露他的藏族女友的父亲和班禅一道长期被关押在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班禅曾企图自杀,他拒不进食後对看守说,「你们可以把我的尸体送交中央委员会。」

●性、爱情和婚姻

沿著班禅个人生活的话题,我们说,「可否向您提一个冒犯的问题?」达赖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可以,可以。」

「您是否梦想过有妻子、孩子和婚姻?有没有过性欲冲动?」

「哎呀,我现在都是59岁的人了,那些婚姻呀爱情的年龄早都过去了。」他说著哈哈大笑起来。达赖喇嘛的开怀大笑是世界出名的。因为他笑的那样自然、奔放。他曾回答一名西方记者说,他从小就喜欢笑,後来他得知开怀大笑有助於健康,就更笑不可止了。这种坦然的大笑一下子将人们的心灵拉近。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影星李察基尔曾说过,「达赖喇嘛有超常的能力,他让任何人在他面前感到舒坦自在、无拘无束。」他的随和与谦恭让他身边的人随时可以感觉到。例如,在我们的交谈中,当他的助理毫无拘束地纠正他的英文语法错误时,他总是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歪著脑袋认真地听,然後重复一遍正确的。

他笑著,像孩子比武那样握紧拳头展示双臂的肌肉说,「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身体很健壮,感到有性的欲望。」他停止了笑,认真起来∶「幸运的是,在那一阶段我正发展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对打坐冥思训练的热衷。这些帮助我平静了那些欲望。」

他接著说,「我认识很多结了婚的人,他们有的很幸福,有的有一大堆问题。有时为没孩子苦恼,有时孩子太多,要计划生育,要流产,还有避孕套等很多问题。有的伤心地离婚,造成孩子心理不平衡。和我们的生活相比,婚姻生活有它令人兴奋的瞬间,也有让人极为沮丧的时刻,很像一条忽高忽低的曲线。而和尚尼姑的生活,则像一条直线,没有高潮,也没有低潮。或许我们的生活没有那麽令人兴奋,但也没那麽多烦恼。从长远来看,或从健康角度来讲,都有益处。」

对於「性」,他曾对西方记者引用一位佛教哲学家的话解释说,「如果你痒,挠一挠会感到很舒服。但如果从来不痒,不是更好吗?」

●喜欢飞机大炮机关枪

有文章描述,达赖喇嘛从小就喜欢战争玩具,如飞机,坦克等。现在对二次大战时的图片很著迷。而且在拉萨时他就有枪,现在印度的住处,他还保留著一支步枪。我们问他,「这些是事实吗?它与您一向主张的非暴力哲学怎麽能够统一呢?」

他笑著连声说,「是的,是的。我喜欢这些战争图片,那些机器令我著迷。例如那些飞机、大炮、军舰和机关枪,多麽复杂,吸引人啊!」

达赖的话使我们想起他从小就喜欢拆各种机器,探究内部运转的奥妙。他曾将一台电影放映机拆卸,又凭记忆装好。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三台汽车,他自学内燃机原理,竟修好了两台,他开了出去,结果撞到了树上。修表是他的业馀爱好。至今在他印度的工作间里,还有一些破旧的手表等待修理。他曾对朋友说,如果他不被选择做达赖喇嘛,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

对於喜欢战争图片原因,他对我们说,「看到那些残酷,想到这些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摧残,更加强了我的非暴力哲学理念。我从小到现在都不能看人受伤,连杀死一个动物都不敢看。」

我们问他,「如果时光倒转,您可以自由选择,您是否还愿意做达赖喇嘛?」他十分肯定地回答,「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麽?达赖喇嘛多重要啊!」

「我一直强调,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僧侣。而且我曾郑重声明过,当西藏获得自由我返回时,将不再担任政界任何职务。这是我正式确定的。」

达赖喇嘛的这一想法由来已久。在1985年,他就对人透露说,「很多预言表明,我是最後一位达赖喇嘛。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也许达赖喇嘛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即使保留达赖喇嘛,选定方式也会与传统不同。」而且,一向十分相信科学的达赖喇嘛曾语惊藏人∶「佛教是接受真实的,尽管佛教相信转世,但如果科学证实没有转世,我们一定接受科学。」

我们追问∶「如果西藏自由了,您返回後,将实行什麽样的政治制度?」

他坚定地说,「我们已决定要建立民主制度。当然,具体采用什麽样的民主体制,是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英国式的议会制,还有待於六百万西藏人民最後决定。」

他做著手势强调说,「西藏问题,最终要由汉藏两族人民来解决。如果中国人和西藏人对待对方像兄弟姐妹一样平等,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什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们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中国人关於西藏的看法就是错误的。但中国和西藏关系的性质不应该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没有偏见和不受政治影响的历史学家,应该做真实的研究并传递真实。」

我们就势向他提出最後一个问题∶「您一直谋求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作用?」

达赖喇嘛立刻很动感情地说,「我历来十分高兴见到中国兄弟姐妹。我常向藏人说,寻找你们能发现的每一个中国人,和他交朋友。我们需要中国公众的理解,至少是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推崇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而北京的共产政权不相信民主和自由。对於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完全没有要结束谈话的意思,但他的助手和工作人员已焦急地等在他身边,因即将开始的会议正等待著他。他只好站起身来与我们紧紧拥抱,并亲自给我们带上藏人象徵友谊的哈达。我们祝他保重,他拍著我们的肩膀重复地说著∶「我们都责任重大,我们都责任重大。」

他走出房间後,又转过身来,合手致佛教礼,微笑著说了一句中文∶「谢谢,再见!」

当达赖喇嘛的身影消失之後,我们才突然醒悟,我们实在有失礼节。因为按佛教规矩,客人拜见达赖喇嘛後,应先退出,而且不能转身就走,应缓缓地倒退著出去。但从达赖的传记中得知,他极力主张简化那些传统的繁文缛节。一次一个西方记者采访他之後,按规矩倒退著出去,因不习惯,退得摇摇晃晃。达赖喇嘛笑著上前抓住他的双臂,向後一拧,然後推了他一把,把他送走。

●如果他不是上帝

达赖喇嘛那亲切的微笑清晰地定格在我们脑中。我们回味并思索著这次采访,忽然意识到,有些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一提起达赖喇嘛,就只想起西藏独立。其实,达赖喇嘛的生命与宗教哲学,他对世界责任与人类尊严的追求,已使他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西藏人民的领袖。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他总是强调人的同类意识和共同负有的世界责任;教诲人们追求精神价值,相信爱、慈悲和宽容才能带来真正的个人、家庭和世界的和平。「我们是有著共同属性的人类,我们要开掘内心深处对他人痛苦的关心,不管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在领取「诺贝尔奖」致辞时这样阐述他的角色∶「首先,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有人类责任。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我力图向精神世界贡献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个藏人,我对西藏的命运负有责任。」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其他宗教的尊重和宽容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他认为所有宗教的宗旨都是为人性服务的,有多种多样的宗教理论并存是对人类有益的,因为「人是各种各样的呀,」他说∶「我利用所有的机会去发展与其他宗教的友好关系。」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十分强调「主权在民」。他说在印度流亡地制订的宪法只能称为「草案」,因为必须将来由全体六百万藏人选择批准。他认为将来西藏不管实行什麽样的民主制度,都要一人一票选举。即使达赖喇嘛是否继续存在,也听从於全体藏人的决定。他甚至考虑采用梵蒂冈式的选举制度来选择达赖喇嘛和各级僧侣。

作为一个自幼就集宗教和政治领袖於一身的达赖喇嘛,人们难以想象他怎麽能够产生那麽多平民意识和那种家庭成员般的亲切坦诚。

我们困惑∶如果他是人,何以能够在这个庸俗做作、物欲横流的世界保持单纯、自然和精神超越。如果他是神,怎麽能够那样充满可以触摸的亲近、熟悉和炽热的人间之情。

我们感叹∶这是一颗尘世少有的超脱的灵魂,这是一个人间罕见的接近大自然的血肉之躯。面对他那静谧的微笑,他那儿童般的纯真,你想起一片海洋,一片森林,一片小草,你感到反对他的人像反对大自然一样不可思议 ┅┅

作者附记∶

我们的采访,得到了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政治分析员阿沛·晋美先生、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主任Rinchen Dharlo先生和该处新闻秘书Thubten Samphel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所引用的数字和历史资料,出自下列中英文书籍∶

《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达赖喇嘛传》,牙含章编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北京)

《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Great Ocean》,by Roger Hicks & Ngakpa Chogyam(England)1984

《The Dalai Lama,A Policy of Kindness》,by Sidney Piburn(New York)1990

《Freedom in Exile》,Tenzin Gyatso,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of Tibet(London)1990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7月1日

199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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