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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谁“下棋”

曹长青

近年来,随著中国大陆经济上的发展,和海外民运进入低潮,一些奇奇怪怪的民运理论也出现了:民运要做共产党的“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共产党也有存在的权利”等等。

这些说法咋看上去似乎符合民主理论和民主程序;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在根本问题上错了:错在把西方民主运作的方式套用於中共极权统治,错在把共産党当成了美国的民主党或台湾的国民党。

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清;二是对海外民运的角色认识不清。

一、中共的本质是什麽

人们谈到共产党的本质时,一般用“一党专制,极权统治”等抽象的政治术语来概括。如果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解释,中共就是垄断“棋局”的棋手;正施暴的强奸犯;囚禁迫害无辜者的监狱长。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政治是一盘棋,共产党则一直垄断著棋局。它使用军队和警察剥夺了所有人的下棋权利,不仅监禁迫害那些要求下棋的人,还镇压那些可能成为棋手,或仅仅有潜在棋意识的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能坐到共产党的对面同他对奕,更不要说平等比赛了。於是共产党和相当一批被洗脑的中国人同时说:没有共产党,哪还有另外一支政治力量来稳定棋局?当共产党把所有的棋手和可能的棋手都监禁和镇压後,当然他就成“唯一”。这个“唯一”是靠杀害“唯二”、镇压“唯三”来维持的。

期望做这样的“棋手”的“合法的竞争者,合作的比赛棋手”可能吗?他连你有下棋的权利都不承认,更谈不上承认你是和他赛棋的对手,你怎麽才能实现与他“合作、合法”地“良性互动”呢?要“合”共产党的“法”首先和最根本的就是服从它垄断棋局的现状;要与它“合作”,就得像国内那“八个民主党派”一样做花瓶和摆设。

中共专制者也就是强奸犯,一直在对百姓施暴。如果受害者不是勇於起来反抗,反而呼吁要争取做强奸者的“合法的反对者、合作的反对者”,与强奸者“双方良性互动”,结果又能是什麽呢?如果强奸者有这样的理性,他开始就不会施暴。这样的“呼吁”不仅不能制止暴行的继续,更会加强施暴者的得意:“我强暴他,他都承认我的合法性,要和我‘合作’,争取与我‘良性互动’,对这样的愚昧者只能强暴他!”

共産统治把中国变成了一所大监狱,共产党成了监狱长,人们被剥夺了自由,被狱方随意地摧残、迫害、以至屠杀。这种囚犯和监狱长的关系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有“良性互动”的局面,不管被囚禁者如何努力争取做监狱长的“合法、合作的反对派”,都是无济於事的。唯一的出路是砸碎高墙,摧毁监狱制度,建立自由的社会。

有些中国人来到西方社会久了,权利意识增强了,有时就以谁都有存在的权利、让人民自由选择的理论为理由,强调共产党也有存在和被选择的权利。但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个中囯共产党有存在的权利吗?没有!因为中共几十年的血腥统治,使多达五千万中国人异常死亡:

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统计,在五十年代初“镇反”和“土改”时,中共就杀害了200万人。而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後的六十年代初,有多达3,000万中国人被饿死。

两年前上海《社会》杂志发表的统计数字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死亡人数为4,040万至4,319万之间。”

专门研究中国大衆死亡的夏威夷大学教授拉迈欧(R. J. Rumel)在《中国的血腥世纪》的专著中的统计∶“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於饥荒,1,800万人死於无产阶级专政。”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两年前出版但立即被当局查禁的《中国“左”祸》一书的统计数字:“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饥饿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五千万。”

而7年前发生的六四屠杀,仅据中国人民大学丁子霖个人之力的调查,有详细个人资料的遇难者就有96人,最小的遇难者才九岁。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的内部发表的统计资料,“六四”事件中全国各地死亡人数为931人,22,000馀人受伤。(《争鸣》,1996年6月号)

五千万相当於八个香港人口的总和!而这五千万死於中共统治下的人数,还不包括那些因政治迫害导致伤残的,精神失常的,在监狱和劳改营荒废了青春,丧失了健康,熬过漫长苦难岁月的幸存者。

对这样一个共产党犯罪集团,应该是推翻它的统治,取缔它的存在,追究和审判它的罪行。有人说,美国就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美国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罪行。如果美国的共产党主张暴力屠杀,摧残迫害无辜,照样会被绳之以法。正如对希特勒的纳粹集团,人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他们送上“纽伦堡审判台”,而不是强调他有存在的权利的问题。有人说,现在俄国、波兰等很多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産党就有存在的权利。但一个显见的本质性差别是,那些国家原来的共产党统治都已被推翻,现在的所谓共产党已经放弃一党专政、垄断军队和新闻、实行共産主义统治的主张,愿意通过选票等民主方式来让人民选择。

有人会强调,我主张“共产党有存在的权利”是指中共一党专制被结束之後,多党竞争时,主张民主的共产党组织也有存在的权利。从民主原则出发,这种观点没有错。但到那个时候虽然共产党有存在和被选择的权利,绝不等於我们要选择它。不忘记苦难的人们是不会再选择它的,因为它有血债累累的前科。“共产党”三个字,让人想到的就是迫害和屠杀。如同“纳粹”两个字代表著种族灭绝一样。如果现在有主张民主的政党仍然取名叫“纳粹”,有记忆的人绝不会再选择它。因为他还取名叫“纳粹”,就说明它和以前的纳粹有一定的血肉联系。这就像一个强奸犯结束服刑,痛改前非後,我们承认他有存在的权利和竞选公职的权利,但我们为什麽一定要选择这样有强奸历史的人?为什麽不选择没有犯罪前科的人,为什麽不选择那些与“强奸犯”长期抗争的人?难道中国就没人了吗?尤其是那个“强奸者”施暴的历史还历历在目,那些被迫害摧残者的伤口还没有结疤,难道中国人就要如此健忘?难道中国的知识份子就要如此的贱骨头?

虽然共产党专制结束以後,人民有权利再选择共产党,但知识份子更有责任呼吁民衆不选择共产党。正是基於这样的理念,在不久前波兰大选时,当前共产党人与瓦文萨竞选总统时,几十名著名波兰知识份子公开发表了联名信,呼吁民衆不要选择前共产党人。在6月16日要进行的俄国总统大选中,俄国主要的报纸媒体也是一面倒地支持叶尔钦,呼吁民衆不要选择共产党候选人。虽然俄国的知识份子认为叶尔钦有很多错误,并被认为是“小恶魔”,但仍是呼吁俄国人不要选择共産党这个“大恶魔”,虽然俄共现已公开宣称放弃斯大林列宁主义。而中囯共产党还在独裁施暴,还没有走到目前俄国共产党这一步,中国人,尤其是海外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就急於喊“中囯共产党也有存在的权利”,要保护共产党被选择的权利了。

当中囯共产党现在还在用暴力垄断著“棋局”,强奸著民意,囚禁迫害著亿万无辜者时,主张这样的共产党有存在的权利,就等於是主张屠杀有存在的权利、强奸有存在的权利、囚禁无辜的监狱有存在的权利。这种主张客观上是专制者的同谋。就算你是指将来中共变成现在波兰、俄国这样的共产党时有存在的权利,那麽现在就迫不及待地呼吁,也只能对民衆起误导作用。正如一个强奸犯正在施暴,你却高喊强奸犯也有存在的权利,这种喊声只会误导民衆对施暴者残忍本质的认识,降低人民推翻强奸制度的努力,削弱人们对强奸犯一定要绳之以法的信念。

二、海外民运的角色

导致出现民运要做共产党的“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等主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海外民运的角色认识不清。

所谓“海外民运”和“海外反对党”是中国人的特産。因为自1917年共産主义获得权力以来,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没有所谓“海外民运”和海外“反对党”。著名的流亡组织,像“西藏流亡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的准流亡政府,都不是与原政权竞争政治权力的“反对党”,而是国家与国家性质的关系。包括原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等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当年有“海外民运”和海外“反对党”,只有海外流亡异议人士。即使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的海外反对者,也没有组织“反对党”。不久前萨达姆的女婿叛逃,後来返回伊拉克被萨达姆杀害,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位“女婿”想说服萨达姆政权的海外反对者组成“反对党”,他来做首领,但遭到拒绝和冷遇。即使台湾的异议人士,也没有在海外组织反对党或海外民运,而是在本土抗争,成立了反对党“民进党”。

为什麽他们都没有在海外组织“反对党”?因为所谓“反对党”,其基本条件是,一是要在本土。二是执政当局对这个“反对党”的存在有一定程度(不管有多少)或某种意义上的承认。三是它有民衆支持的政治资源。这些条件使它可以用组织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手段对执政当局施加压力。在能够对执政当局构成足够压力的条件下,它才可以与执政当局讨价还价。在这种条件下,它有时运用的妥协和某种让步等策略才能有效果。例如缅甸军政府曾长期监禁民权领袖昂山素姬,条件是只要她同意出国,就可获释。但她拒绝到海外开展民运,而是坚持在国内领导“反对党”与当局抗争。

只要在海外,不在本土,你就没有本土的民衆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就无法与执政当局直接对抗,构成对它的实际压力。所以你提出的“合作、合法”和“妥协”“让步”等策略都毫无实质意义,对方也会不屑一顾。中囯共产党至今不仅不承认海外民运的“反对党”地位,还把你列入“黑名单”,不让你入境,有的入境时还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你空喊我要和你“谈判”“对话”“妥协”“讲策略”,做你的“合法、合作的反对派”,不是荒唐可笑吗?这完全是在根本没有下棋对手的情况下,就高喊“我要让棋!车、马、炮让给你”,“要讲下棋策略”和“下棋规则”。谁和你下棋啊?你连棋局都进不去,别让共产党笑话你自作多情了。

中国海外民运的角色不可能是“反对党”,而只能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抗议运动,它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坚持完全否定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道义原则,对共産专制发出谴责的声音——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向大衆传递中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本质,呼吁人们起来推翻共産统治。而不是谋求与共产党合作,良性互动,“体制内改革”。

中国近代历史有著深刻的教训和经验:当年孙中山在海外从事民运,就没有在海外组织清王朝的“反对党”,也没有提出做清王朝的“合法、合作的反对派”,更没有主张与清王朝“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从不认为清王朝也有“存在的权利”。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大清王朝的本质是专制。只有推翻这种专制,才有民主的可能。康有为、梁啓超和“六君子”等主张与朝廷“合作”,体制内改良,结果遭到杀头和逃亡的的命运。很多志士仁人像“六君子”一样,为他们对专制的幻想和愚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就在眼前,我们不能再重蹈。

(载纽约《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

199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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