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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什麽好?”

曹长青

自八十年代初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大陆留学生和知识份子来到美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即使是“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也已长达七年。但我最近越来越发现,他们中很多一开始热烈拥抱美国的人,开始不断地抱怨和批评美国了。常有人和我争辩“美国到底有什麽好”。一位著名的流亡知识份子还曾撰文说“西方虽好,无非是丰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国去处。”他主张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於美国民主和中共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为什麽一些在海外多年的中国知识份子会有这样的抵触美国、质疑美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心态呢?据我的观察,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

●夸大枝节不足,无视主体价值

第一,美国媒体和知识界的主体声音是对本身政府和社会的批评。中国知识人们附和这种批评一来显得自己的认识水平已可以和美国知识份子匹比;二来显示自己不属於盲从赞美美国的那一类。但这些中国知识份子忽视了一个重要区别,即美国知识份子对美国的批评,多是在肯定西方主体价值的基础上批评现存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参照系数是更理想的社会。那些中国知识份子在批评美国的时候也拿一个尚未存在的完美社会作参照系数,而忘记了他们的参照系数应该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大陆。这就导致他们在批评美国枝节不足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在否定西方模式,拒绝西方的“个人大於国家,自由高於秩序,创新优於既有观念”等主体价值。

中国知识份子当然可以批评美国,但是用多大精力去批评美国枝节的不足和用多大精力去倡导传播美国的主体价值则会直接影响中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认识,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知识份子对自身社会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思考和批评也许更能得其要领。中国知识份子在中文媒体去增加这种批评声音的分贝不仅没有多大的意义,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抵毁,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事实上他们的批评对中国人的误导力量更大,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知识人。

除上述之外,某些中国知识份子,虽已来美多年,但思维方式仍然处於“大陆状态”,不仅用东方思想作为价值尺度,更潜意识地使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而他们还自认为早已西化了。他们不明白的是,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把它从北京搬到美国,如果不是有强烈的愿望和行动把里面原来的软件洗掉,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这台“电脑”即使在美国呆了多少年,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消失。

●边缘人心态是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

第二,海外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人”心态是妨碍他们真正了解美国价值的主要障碍。很多知识份子在中国大陆有教授、专家、诗人、作家的头衔,但在美国,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位置,更无法进入美国的知识份子圈子。而有些即使得到了专业位置的人,由於东西方文化思想价值的巨大差别,心灵也很难进入。而对很多从事人文科学的流亡知识份子来说,则是位置和心灵两者都进不去。英文不好是直接的障碍,迫使很多人只能从美国出版的中文报刊和电视获得有关美国的资讯,而在美国的中文媒体质量都较低,有些远低於台湾香港甚至大陆。在只与中国人交往,只说中国话,只受劣质中文媒体熏陶的情况下,能深入了解美国社会是相当困难的。除此之外,那些至今还保持著“名人”心态的矜持的流亡者,“进入”的障碍就更大。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由於某种原因一下子出了名,就可以一直大名鼎鼎一辈子;但在美国这样竞争激烈,谁都想成名的社会,“每个名人的光荣期只有5分钟”。像中国大陆谢冰心那样,半个世纪都没有像样作品问世的作家,还能保持文坛泰斗而被社会关注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那些在美国仍自视为“名人”,而周围人并不再把他当名人相待的中国知识份子,他们的痛苦和抱怨可想而知。这种名人落寞的愁怅,职业悬空的个人困境,语言不通的闭塞和“边缘人”的心态,导致他们把忿恨和批评转嫁到美国社会和西方思想文化价值上。

●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

第三,中国人在美国共160万,只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四。作为少数族裔,面对美国的强势文化,很多人则以自卑的自尊极力推崇自己原有的文化,结果连中国文化中的劣质部分也加以捍卫。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人中则是历来如此。例如近年发现的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时,曾在该校刊上发表“中国之婚俗”的英文文章,竟为他在国内时曾痛斥的包办婚姻辩护,说父母包办婚姻的“中国婚姻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建立在婚姻不只是小两口儿的事。也是整个家庭的事。”荒唐的是,胡适本人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他在力数包办婚姻的种种好处之後,还批评西方人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是不堪忍受的习俗。以胡适这样一直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大知识份子来到西方後面对强势文化都糊涂至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而两年前发现的诗人徐志摩二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内容竟是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为中国男人迫害女性辩护,甚至为纳妾和裹足这样的劣行辩解。

争辩“美国有什麽好”,实质是要争辩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有什麽好,中国需不需要引进这种人类目前最有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当年中国的知识份子不辨“美国究竟有什麽好”,以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排斥和拒绝西方文明,结果导致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後来共产党的全面专制。今天,中国又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不是还要重蹈覆辙?

(载《开放》1996年6月号)

199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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