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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是整个民族

曹长青

在通俗小说、浪漫故事统治图书世界的时代,一本严肃的博士论文竟能同时登上美、德、英的畅销榜,可谓罕见。37岁的哈佛大学助教授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博士论文《希特勒意愿的执行者们: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今年三月出版後,不仅立即被翻译成12国文字,登上畅销榜,还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的书直指德国人最忌讳之处——600万犹太人被杀害,罪责不仅在於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也在於普通的德国民众。在纳粹年代,有过德国人反抗纳粹政权,但从来没有反对屠杀犹太人的声音和行动。绝大多数德国人不是默默地,就是公开地支援屠杀犹太人。戈德哈根的结论是:没有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自觉自愿地充当刽子手,希特勒的“灭犹”政策不可能实现。

戈德哈根没有像其他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那样专注於希特勒、党卫队和毒气室,而是以驻在波兰占领区的16,000人的德国警察大队杀害了38,000名犹太人的事例,著重描写了那些由来自德国各个阶层的“普通民众”组成的警察大队怎样自愿自发地虐待和杀害犹太人,尤其是对老年人、妇女和幼儿的残忍。因此英国的《Spectator》的评论说:戈德哈根的书“引起第二次纽伦堡审判。这次的被告是整个德国民族。”

●合法地无法无天

作为中国人,读这本书时,不期然地想到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书籍现在已有一些,但基本都是著眼于毛泽东和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而写“下层”的,不是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就是肯定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像戈德哈根那样著眼於普通人的责任问题的专著很难看到。

“文革”中的那些施暴者,以至杀人者中,多数也是普通中国人,因为毛的当权派们几乎全部被打倒。这些普通民众,就像戈德哈根的书所描述的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德国普通人一样,也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使那样多普通的中国人醉心地投入对人的迫害和摧残?戈德哈根在探究为什麽普通德国民众成为迫害者时,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分析“反犹主义”在德国自中世纪以来如何从宗教上的排犹主义演变到种族上的反犹主义、最後行成“灭犹”政策的过程。戈德哈根认为,排犹反犹已经在德国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已把普通民众熏陶孕育成希特勒的刽子手。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发现文革前後的中国政治文化也早已出现了问题。从二十年代共产党在中国出现後,它向民众所传播和灌输的就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每个参与者必须克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即人性和人道情怀。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牺牲任何个人情感。因为革命需要的是坚强、无私、以至冷酷、无情。於是,随著“革命”的一步步上升,每个参与者身上的人性和人道程度就一步步下降。当中共获得政权後,这种政治文化更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被制度化地推行到社会的每个脚落,每个成员。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中国人在“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中所渲泄出的冷酷的“热情”和非人道的“理想主义”,显示出导致“文革”残酷斗争的思想和心理条件已经完全形成。

“人之初,性本恶”和基督文明的“原罪说”都告诉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的部份。共产党所宣扬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在助长和膨胀“人性恶”,使人变成“狼孩”和“非人”。而“文革”则给了人性恶一个爆发的条件和机会。而且人们又是在“理想”的名义下进行,尽情释放“人性恶”,合法地无法无天。

●受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

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们後来都成了受害者,但他们同时也是迫害者。中国大陆正在兴起“老三届热”。文革时造反、下乡、失业、返城,耗尽了青春的红卫兵们,现在则三两相聚,兴办以“老三届”为名的餐馆、晚会、公司,写老三届,唱老三届,画老三届┅┅怀念他们的青春,倾诉他们曾遭受的苦难。是的,以“老三届”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人当年吃尽了苦头,荒废了年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在需要长身体时吃不饱肚子,在需要长知识时没有书读,在需要谈恋爱时不能交异性朋友,在该生孩子时只能生一胎,在该工作时找不到工作,在终於成熟时,又成为被淘汰的一代。”他们的遭遇很值得同情和惋惜。

但是,别忘了:把作家老舍打得头破血流,并逼他喝尿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板打音乐家马思聪的光头并逼他吃草(因为他姓马)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把大庆王铁人扔尽大粪坑灌个半死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皮带棍子抽打年近80的周作人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把傅雷夫妇戴上高帽,逼著站到长条凳上挨批斗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得了癌症的巴金夫人萧珊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文革过去三十年了,有几个人忏悔他们曾在人身上发泄的兽性?当然人人都可以把责任推卸成是毛泽东欺骗了我们,是“理想主义”蒙蔽了我们。那麽戈德哈根书中所指的那些迫害枪杀犹太人的德国普通民众也可以用一句“我们受了希特勒的欺骗”,而把每个具体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把文革的责任仅仅归於中共上层的话,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中国人都是受害者。那麽这麽一场近亿人受株连的大规模的迫害到底都是由谁具体干的呢?

和同样是二战侵略者的日本人相比,德国人已是相当有忏悔能力的民族了。但是,戈德哈根的书在德国翻译出版後,却遭到德国人,尤其是知识界的一片非难。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忏悔恶行是一件多麽困难的事情,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民众对那场种族灭绝是负有责任的。

(载《开放》1996年12月号)

199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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