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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多数∶报纸自命代表人民——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六

曹长青

1991年7月1日,是中囯共产党成立70周年。《人民日报》按惯例发表社论,对党进行歌颂。这篇题为“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社论是这样开头的∶

“今天是伟大的中囯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全党同志隆重纪念著个光辉的日子,各族人民热烈欢庆这个光辉的日子。”

这个开头语值得质疑∶即使“全党同志”真的都在隆重纪念,又有什麽证据表明“各族人民”也在“热烈欢庆”呢?是抽样调查的结果,还是五十多个民族逐一采访的总结?整篇文章都没有交待。只有这个结论。

这篇社论接著说∶“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难,在中囯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囯共产党人坚定地走在这条大路上,中国人民坚定地走在这条大路上。不管来自哪里的什麽样的压力,都休想使中囯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屈服,都不能动摇中囯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

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有三处把“中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联在一起使用。《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党的“喉舌”,可以代表党表示要如何如何,但它有什麽根据代表人民讲话,并且有什麽证据证明“人民”一定会和党一样“不屈服”,有“坚定信念”呢?

但是,《人民日报》等中共党报一直是用这种手法写文章的,因为它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党和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党是代表多数人意见的,党报是在为人民讲话。从而伪造“党报”是代表多数的。

这种“伪造多数”的手法是“党报”欺骗、愚弄人民的基本“技术”。它被最频繁地使用,在任何一份党报、任何一天的报纸中,我们都会看到。例如《人民日报》1987年1月12日社论《“全盘西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说∶任何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中国人绝不能同意“‘全盘西化’的论调”。它用这种武断的、结论式的口吻代表“任何一个”,从而暗示出它是“多数”。

在政治运动中,党报“代表人民”的口气更加强硬。如在“反右”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代表”人民对右派进行“审判”。如“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由於它自命代表多数,自然就可以随时将别人定为是少数,同样不需要证据。1957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工人阶级说话了”,整个工人阶级它全代表。还有象“我们贫下中农绝不答应”、“工农兵怒斥右派”、“谁反对毛主席,开历史倒车,全党不答应、全军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

在“六四”事件後,《人民日报》批判刘晓波、抓“黑手”的文章中,结尾也是这种手法∶“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大量事实证明,党报的“伪造多数”机制在中国这样的专制集权社会起著巨大的欺骗、伪饰作用。它不仅有支撑它的理论,还有传播学的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

●“先锋队”的报纸自然代表“多数”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为此,他武断地将人群分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多数人。而资产阶级是少数资本家、坏蛋。然後他把中囯共产党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著无产阶级的最根本利益和最大愿望。党是人民的代言人、领路人、利益维护者和体现者。

既然党是多数人的代言人,那麽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报,就自然是代表老百姓在讲话。不管是党的意见,或党的某个领袖的意见,在党报上,都自然地被“伪造”成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这是“伪造多数”的理论基础。

●真实声音的被扼杀,“伪造”成真

“伪造多数”能够实行,还在於它依靠党的绝对权力将一切真实的声音、可能的不同声音都淫除在萌芽之中。这样,它成为唯一的声音。

1949年中共获得政权後,用“公有制”方式,将一切宣传、出版都变为“党有”,包括广播、电视、电台、报纸、杂、书籍等全部大衆传播媒介。同时在这些“国营单位”层层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将它们牢牢掌握在手中。尤其是报纸,党乾脆命名它为党的“工具”和“喉舌”。党的肺叶呼出什麽气流,“喉舌”就发出什麽声音。

“伪造多数”能够畅通无阻,就在於它没有真实声音的威胁,没有第二种报纸的挑战。当这一种声音成为唯一的声音,所有人都在它的全方位(电视、广播、报纸、文艺作品)的声贝包围中,无可奈何地别无选择时,它的“伪造多数”机制就潜移默化地使读者由“暗示获得”到“不反对”以至“确信”,最後被党的宣传机器同化,真的成为“多数”之一。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心理侵蚀、渗透过程。

●沉默螺旋∶多数裂变为“少数”

德国大衆传播学者伊莉莎白·偌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七十年代曾以“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来阐述“伪造多数”。她认为∶一个自认为是处於“少数人”位置上的人一般不愿公开自己的观点,他怕在多数中暴露自己的“无知”,因为多数往往意味著正确。同时,他也恐惧冒犯多数,而遭到敌视、批评和孤立,因此他多采取“沉默”的态度。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那麽,他们就会由一个实际上的多数,通过“沉默”裂变为一个具体的“少数”。这样,“沉默”就会在这些误以为自己属於少数的多数人中“螺旋”,循环往复的结果,使多数派都三缄其口,而真正的“少数”被衬托为“多数”,伪造得以成功。

党报一直利用这种“沉默螺旋”心理效应来“伪造多数”,欺骗世人。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党报上全是这种标题∶工人阶级说话了;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全国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军指战员愤怒声讨;少数右派陷入人民群衆的重围;右派是一小撮败类,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与党同心同德。这种语言制造了一种氛围和心理效应∶工人、农民、军人、知识份子,广大人民群衆都与党站在一起,都不同意“右派”的观点,报纸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右派只是极少数。

几十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当时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法资讯交流。他们虽然发现“真话”是很得到周围人共鸣的,但却看到报纸上“亿万群衆”都在反对、声讨他们。於是,他们中有些人也相信了自己确实是“少数”。而每一个局部的老百姓也这样误以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私心杂念”,因此保持沉默。“沉默螺旋”的结果,毛泽东等少数人独裁专制的想法反而变成了“多数”。皇帝之所以声音洪亮,是因为所有臣民都沉默著。

曾被打成右派的刘宾雁先生,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当时看到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後,也真心地认为自己错了。觉得应该好好改造自己,争取重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成为“多数”中的一员。

面对上百万人亲身经历的“六四”事件,党报仍用这种手法“伪造”他们代表“多数”。报纸连篇累牍刊登各种“目击记”以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对“平暴”的赞同,对“暴徒”的批判。每篇批判文章,作者都是代表全体人民讲话,以此伪造李鹏是多数,而“暴徒”和支持者只是“一小撮”。

党报最常见的语言是“团结95%以上的人民群衆,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它用这种“数位语言”强调它代表多数在审判少数,是“替民作主”。有人调侃说∶虽然它每次只打倒5%,但谁也抵不住它年年打倒、月月打倒,打著打著就是100%了。

●“多元无知”,愚昧为伪造提供可能

“多元无知”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埃尔鲍伯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容与“沉默螺旋”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是两者阐述角色不同,它侧重于社会心理学范畴,而“沉默螺旋”著衆於大衆传播学。它强调“无知”是造成“沉默螺旋”的主要原因。

专制是愚昧的産物;谎言在无知中生存。1990年中共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仍有文盲二亿五千万以上。即使在被称为“有知识”的人中,人们多年来得到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几乎全是中共意识形态“阉割”的知识,是一种全方位的“党文化”。

当然,也有真正“有知”的人,但他们无法和其他具同样见解的人进行“资讯交流”。专制对媒体和一切交流手段的控制和封锁使“有知”无法“螺旋”。1949年後,中国只有两次出现过非党报的媒体。一次是“文革”时期,各个造反团体都可以办“报”,不需审批,也无人管理、监督。各种红卫兵报纸满天飞,当时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报纸种类数量之最。但它还不是“新闻自由”意义上的报纸,因为所有报纸必须服从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听从一个人指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它们品类繁多,但都是在毛的语言框架内讲话。

第二次出现,它是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时期的一些民刊,如“四五论坛”、“探索”等十几种。他们是用“本语”表述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真实看法。虽然它们生命很短,就被官方查封,但它们对“沉默螺旋”和“多元无知”构成冲击。它们像是在中共“铁幕”上突然洞开的窗子,让人一下子呼吸到新鲜和震撼。我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从徐文立先生那里拿到他们办的《四五论坛》,阅後的震颤∶竟有那麽多青年人和我有著一样的想法。那种资讯的突然拥抱让人久久激动,而且它又啓迪你向纵深思索。我想最初读到这种民刊的人都可能有这种感受。

埃利胡.凯兹在讨论“多元无知”概念时写道∶“有时候一个资讯的巨浪会席卷整个社会或整个一群人,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大多数人甚或所有的人都持有同自己一样的想法。”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剧烈的革命之所以産生,往往并非由於人们的观点态度本身发生了什麽改变,而是因为人们对别人观点态度的了解发生了剧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资讯交流可以解放人。”

四五运动、民主墙时期的独立报刊、八九民运,都是对“沉默螺旋”和“多元无知”的一种打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大家“英雄所见略同”,都有对专制腐败的愤恨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原来我们并非少数人的“离经叛道”,我们是多数!

●暴力是“伪造”的背後支柱

当一些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精英”,以“先知先觉”的胆识打破“沉默螺旋”、走出“多元无知”的怪圈,象“皇帝的新衣”童话中那个无视大人脸色的小孩大胆喊出∶“皇帝什麽也没穿”时,党就会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所有手段,扼杀这种真实,以保证“沉默”继续“螺旋”。

这种暴力手段首先体现出顺从、沉默有奖,反抗、异议严惩的一套细腻的荣辱系统。 如果你能在“沉默”中螺旋,能顺从地成为党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你就会从党那里得到好处,因为党控制著全部生産生活资料,还可以顶戴花翎、青云之上。如果你想喊出“皇帝什麽也没穿”,党有一万个办法惩罚你。因为党掌管著分配房子的权、调动的权、工作分配的权、调职称和长工资的权,还有结婚介绍信、生育分指标以及出国、外迁、档案记载、户口迁移、儿女升学等等大大小小的权力。每一个“关卡”都能让你难受一辈子。

顺从能得到好处,而揭发批判“不顺从”的人,更会得到奖励。因此一个想走出“沉默螺旋”的人,在单位,每个同事和领导都是他“心灵”的监听者;回到住处,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稽队”竖起警觉的耳朵;爬到床上,又要提防丈夫或太太那双被“革命”擦得雪亮的眼睛。亲人、朋友、同事之间都不敢说真话,露真情。

如果一个人为了人格尊严,不惧物质贫寒和孤独、敌视,那麽党会开动第二套惩治机器,在报纸上贬低、丑化你,然後发动群衆批斗、围攻你。如果你再不屈服,党还操纵著法律、军队、警察,随时随地可以各种罪名把你逮捕、监禁、劳改直至枪杀。象张志新、遇罗克,因为向“伪造”的“多数”挑战,公开被枪杀。党几十年来一直用国家机器对成千上万的想打破“沉默”的人“以言治罪”,从而威迫更多的尝试者沉默、顺从。

中共的暴力机制就是“指鹿为马”式的恐惧统治。“六四”事件再明显不过,几百万人都亲眼看到的事,当局却用武力逼迫人们写“认识”,承认“暴徒”是一小撮,李鹏代表人民。

赵高指鹿为马,不久秦亡。邓小平又搞当代指鹿为马,能维持多久?

党文化不仅体现在党报中的党的工具、宣传机器、谎言机制、语言暴力、缺席审判、伪造多数等六个方面,它还体现在诸多范畴、各个层面。它的基本特徵是文化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而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谎言。在毛泽东、邓小平的“党国”中,谎言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无孔不入。党的语言就是谎言。“人民当家做主”是谎言;“公有制”、“全民所有”是谎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谎言;“共産主义美好理想一定能实现”更是大谎言。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也是谎言。它既非“中华民族”的代表,也从没有过“共和”,更不属於人民。

中共用“皇帝的新衣”构筑的专制铁幕,正面临世纪末的危机∶东欧一个个共産主义谎言相继被戳穿,“老大哥”苏联正“天地翻覆”,“第三次浪潮”带来的现代技术,如直拨电话、影印机、传真机、录影带、电脑、摄像机等等的出现,都是对谎言的挑战。真实越来越难以封锁,人民纷纷走出“沉默螺旋”,以“多元有知”显示多数的力量。

中共上演了四十多年的“皇帝的新衣”已到了这样的尾声∶

“皇帝赤身裸体,人民议论纷纷┅┅”

(载《中国之春》1992年3月号)

199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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