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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审判∶报纸成为终审法庭——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五

曹长青

前不久,日本经济学家矢吹晋回忆,他和何新在北京只匆匆见面,随便聊聊。何既未提出采访,更没说过要“对谈”。他们见面不久,《北京周报》刊出长篇“何新、矢吹晋对谈录”,文中以何新“对谈”口吻,大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前进。

矢吹晋见到这种凭空捏造,大为光火,马上致函《北京周报》要求解释并更正。该报不仅不予答覆,很快中国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又转载这篇约一版文字的“对谈”,唯一修改是把矢吹晋的名字换成“日本经济学家S教授”。从未遭遇过如此境遇的日本教授愤怒已极,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揭示事情内幕并抗议中国新闻界之如此不讲道理。

矢吹晋教授的的愤怒,人们可以理解,毕竟他是一位日本教授,他对中共党报的角色和运作缺少深切的了解和体会。《北京周报》和《人民日报》相继刊发这篇编造的“对谈”,并非意在污辱、难堪矢吹晋先生,而是借机擡高这篇“对谈”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对谈”内容多为中共当局对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中共当然可以把它按“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等方式直接刊发,以前党报是经常这样做的。但经过“六四”事件,党也感到宣传机器发射的光谱很难“深入人心”。在这种时刻,有这样一篇全面地、坚定地维护党的方针、政策,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图解当今世界的“对谈”,难得宝贵。它比党直接发社论有更多“优越性”∶一是何新是社科院副研究员,社会形象为学者、专家,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起码印证中国学术界还是有人坚定支援党的理论的,而且何新是与日本经济学教授“对谈”,给人的暗示是,日本也有学者对此感兴趣,这不仅提高了何新的身价,也加重了“对谈”的份量。而且“对谈”时用模糊手法,让人感到日本教授对何新的宏论并无异议,有的似乎颇为赞赏。这样,党的理论不仅得到国内知识份子的赞成,还从“世界”得到了“回响”。

既然“对谈”有这厶多潜在好处,党报就不惜冒编造之名,并不顾当事人的抗议,公开刊出。对於看不到、听不到外部世界真实的中国老百姓,也许它还可以産生欺骗作用。

矢吹晋先生了解了这些,就不会过於惊讶一个堂堂大国的最大报纸为什厶一定要编造一篇“对谈”公开发表。但他可能还不理解,他一连认真、客气地给《人民日报》投书三封,讲明真相,要求改正,而该报竟置之不理。为什厶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呢?

这里,涉及中国报纸的特殊运转机制,它不是外界所详细了解的。尤其是它的“缺席审判”机制。

●绝对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

中国报纸的“缺席审判”机制在於,它们全是党的报纸。党报对任何一个事件、一条消息、一个言论的处理,全是以是否符合党的意识形态,是否站在党的立场考虑问题来选择、编辑、刊发的。至於它是否真实、采写是否客观,都是不重要的。

如同那篇“对谈”,是否编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符合党的意识形态“需要”。需要高於真实,需要压倒一切。这样,党报对任何新闻的处理,对任何人的批判,对任何重要事件的评论,都象法庭一样,是法官在被告缺席或无法辩护的情况下的一种单向的、居高临下的“审判”。党的绝对权力又使“喉舌”有了终审权。

作为媒体,西方报纸至少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信誉;二是经济实力;三是同行之间的竞争。这三者的核心是报纸必须服务於读者,读者是报纸的上帝,它决定你的信誉、你的广告收入、发行数量以及在同行竞争中的胜败。

而中国的报纸从本质上不受这些条件制约。

第一,它无所谓信誉问题。报纸是跟党转的,今天批判这个,明天又平反那个,四十年来,一直在“否定之否定”中“斗来斗去”,从无信誉可言。但它背後有党撑腰,或者说就是党的权力的文字辐射。

第二,它没有经济压力。西方某家报纸如连续报到失实,就会影响信誉,导致订户减少、广告短缺,最後经济不支而倒闭。而党报是国营单位,每年由党包揽全部财政支出。订户多少,广告多寡,对它并不重要。而且,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个单位、部门订阅。仅那几百万个基层党组织,就可以使一张党报发行百万份。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曾把这种报纸称为“官办、官订、官看的办公室读物。”

第三,中国的报纸都是“国营单位”,都设有党组织。他们是“一家人”,既不存在西方私人报纸间的激烈竞争,也不存在他们那种互相监督、制约。

除此之外,西方报纸还要接受法律的制约。而中国根本就没有新闻立法。毛泽说∶把法搞那厶细干什厶,束缚我们的手脚。而且,即使有法,也是党大於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都是党任命的。

中国的报纸由此可随意按意识形态需要“审判”一切。有时,它的“批判”就直接出自党的领袖之手,只是借报纸来“宣读”而已。如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即是典型一例。它严厉批判《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在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种,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

按常理,《文汇报》是属於上海市委管辖的党报,不应由《人民日报》来“审判”。但党的文件传达下来,人们才大悟,原来,《社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写的。在这种“终审判决”压力下,《文汇报》只有屈膝称罪。第二天刊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第三天又刊出社论“痛切改造自己”,连续自我批判。

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例如1981年7月,《解放军报》突然刊发几篇文章批判电影《苦恋》。这部电影还未公演,党报就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批判它是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编剧白桦是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朋友,据说胡对此影片并无批判。外行人不解为什厶军报批了之後,《人民日报》也跟著批?後来,《邓小平文选》出版,人们才知道原来邓小平对此有详细指示∶“关於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对一部电影是否上演,是否批评,批评稿由谁写,哪家报纸刊载,哪家报纸转载,“领袖”都做了详细安排。最高领袖的话就是最高权力,报纸来执行“终审判决”。

●缺席终审,不许辩护

由於报纸是党的权力的体现,因而它的“审判”不可能公正、客观,它不可能和“被告”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它是没有律师,没有陪审团,没有法律程式,也不许被告辩护、甚至不允许被告出庭的缺席审判。列什厶罪名、想判多重、让多少听衆知道,都视意识形态需要而定。它是一种居高临下、黑社会式的“终审判决”。

例如《人民日报》(1989年6月25日)在“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批判文章中,直接“判决”∶“刘晓波这个自称‘我最崇拜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至於刘晓波在什厶时间、什厶地点,对谁说过这句话以及是否说过这句话,这些证据党报都不需要,反正意识形态需要批判“八九民运”参加者。而当时刘晓波已被拘留在狱,根本无法“答辩”。党用这种缺席审判方式首先将要打倒的人从人格上、个人尊严上、社会公衆形象上全国性地“搞臭”。

这种霸道的审判,是党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常用的。在“文化革命”中,它发展到极端。党报今天“宣判”某某为特务,明天“定罪”某某为叛徒。一切都不需法律程式,也不需调查核实。毛泽东的顔色怒视谁,报纸就马上“宣判”。当时的《人民日报》上(1967年),大量是这种“缺席审判”式标题∶勃烈日涅夫叛徒嘴脸(7月16日);陶铸是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死敌(9月12日);叫中国的赫鲁晓夫永世不得翻身(7月20日)┅┅当然,党是绝不会让他们在党报上再发出任何个人的辩护声音。党报的“力量”就显示在它是“缺席审判”,只有一种判决的声音。

这种“审判”方式早在“文革”、甚至“反右”之前,就作为党报的主要机制在发挥作用。如1955年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三次刊发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序言和按语中,直接“判决”说∶

“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这样一个严厉的“判决”刊载时,中共司法机关并没有审判胡风和任何一个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种判决不是来自司法而是来自党报。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没有一份报纸会刊载他们的声音。面对突如其来的“缺席审判”,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抗衡,因为“序言”和“按语”都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结果胡风被打入黑牢30多年,有两千多人牵连被整,成为近代中国文坛最大悲剧。

这里,“被告”无法辩护还在於,党报传递的是党的声音,而党自称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在讲话,党是一贯正确的。对党的“判决”的任何异议、辩护,从逻辑上讲,都是为错误辩解,是错上加错,是党更不能容忍的,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後果。这就是为什厶像罗隆基、章伯钧这样对中共已“看透了”的“大右派”最後都要低头称错,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我的认罪”。

这种“缺席审判”不仅用於党不喜欢的人,也用於对付党内斗争的失败者。196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高呼“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而同是这家报纸,1974年2月2日社论却“宣判”∶“林彪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林彪已无法“答辩”,按官方说法已摔死在外蒙古沙漠上。九泉之下,林彪恐怕也不会服气说他“不看文件”的“审判”。

同是《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刊文称江青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而1976年11月7日,该报却“宣判”江青为“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罪魁祸首”。又是“缺席审判”,因江青已被关进狱中。

●道德法庭∶审判一切

党报不仅在政治行为上不断对人进行“缺席审判”,它还包括对一般老百姓吃、穿、住、行以及个人隐私的全部干预。上海《文汇报》的“道德法庭”专栏,专门刊文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批评和“审判”,包括婚嫁、生育、婆媳矛盾、弃婴、收养等等等等。

在“道德法庭”专栏的视野中,是没有“个人隐私权”概念的。“人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人民的报纸自然要替“民”行道,监督指导人们的一切行为。这种专栏的很多文章,都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践踏。一些揭出人的“隐私”加以道德评论的文章刊出後,致使有的当事人“没脸见人”,有的“无地自容”,有的乾脆悬梁自杀。几年前,《光明日报》曾刊出一篇对南京某大学教授的“道德审判”文章,说该教授的著作是抄袭别人的,结果那位年近花甲的老学者受不了这种人格污辱,以自杀作为抗议方式。此事当时震惊学术界。

道德和法,经常是两回事。有时一个行为并不违法,但它缺德;有时一个行为很有道德勇气,但却触犯法律。这种例子并不少见。然而党报却用道德法庭方式将两者混为一谈,以“道德审判”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

●专制解体,报纸法庭才会消失

当然,在西方也有报纸对人进行道德审判、恶意诽谤的事情发生。但当事人至少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他可以写文章反驳,这家报纸不登,他还可以投到其他报刊,因为报纸并非都是官办。他还可以到法院控告报纸及作者诽谤罪,和他们打官司。如果这两样事他都不想做,报纸上的道德审判也不会真的成为司法、意义上的罪名,他不会因此被抓、被关、被判。而且,大多数习惯新闻自由的媒体声音的读者们,既不会把某张报纸登的对某个人的“审判”当成政府的声音,也不会认为这一“报”之言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因此,“被告”不至於身败名裂。

中国报纸的“审判”恰恰不同。第一是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所有报纸都姓“党”,没有一张报纸能够接受一个被党审判的人的辩护声音。第二是他无处申告、打官司,法院和报纸一样,都是党的工具,到法院去告党,这想法会被认为精神失常。第三,人们已习惯於把党报的文章看成党的声音,认为它是代表大多数人在讲话,因此“被告”的正常形象在“审判”之後马上解体,成为人群中的孤立者、第四,最严重的是党报的这种“审判”有时就成为司法审判,“被告”马上会遭到批斗,要被迫写检查承认错误。有时还要被抓、被关,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时这种报纸判决比司法判决更可怕,因为它是大衆媒体,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象彭德怀、胡风、刘少奇、陶铸等一大批这样的“被告”,就是经由党报“审判”後,就被抓、被改造、折磨致死,根本就没再经过司法审判。这是报纸审判的最残酷之处。

党报的“缺席审判”主要来自党的绝对权力。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体制给了党报以权力和理论基础,反过来,党报也用这种“审判”方式来维护、强化党权的绝对化,把任何不同声音尽早淫除。二者互为依托、相得益彰。

因此,只有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体制解体,党报的“缺席审判”机制才会消失。代之而来的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与缺席审判是水火不容的。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2年2月号)

199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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