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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中的“党文化” ——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一

曹长青

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现象加以审视和思考的话,至少可以发现,中共这些年推行的“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伸,又与西方文明无缘。它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审美趣味、语言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有人将这种文化概括为“党文化”。

●“党文化”的最大特徵是把人变成非人

党文化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文化,它是封闭的、一元的、独尊的、排他的。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并为最终目的。这里,党的利益体现为党的绝对权力和永远统治。为了这种绝对权力和永远权力,党强力推行一整套以党价值为终极目的和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人生态度。党通过对所有生资料的占有和对政治、传媒的绝对控制,全面地、立体地、强行地、持久地推行这套文化。

这种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尊性,它以封锁外部世界的全部真实来维持它的一元地位。它是以政党和政权为主导、以武力为後盾强行实行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奴隶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对象被动地、被迫地、在被切断一切与外界信息资源联系的状态下、别无选择地被这种文化同化。

这种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灌输奴隶意识∶为了共主义来世的伟大辉煌,忍受现世的一切贫穷、痛苦;为了精神天国而牺牲现实的物质;为了党性,泯灭人性。要人们顺从、奴从,成为党的事业机器上的“螺丝钉”,革命道路的“铺路石”。

“螺丝钉”和“铺路石”是这种文化所极力推崇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典范。从这两个悲剧性的物质形象上,人们可以想像到这种人生理想对人的毁灭程度。

党文化的最大特徵和深刻本质在於,它窒息人的想象力,扼杀人的创造性;它是把人全面地、有意识地异化为非人的可怕的文化工程。

●党报∶党文化的核心载体

中共历来重视“宣传”的作用,它曾生奇迹般的巨大欺骗、蒙蔽作用。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麽当年钗h知识份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後来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的狂热。这些并非刺刀逼迫的结果。

在宣传中,报纸是主体。虽然电视近年已普及,但它也没有取代报纸的特殊地位。在农村,相当多的地区使用有线广播,但有线广播仍然是广播报纸。报纸,成为城乡人民政治学习的主要读物。通过“读报”等政治学习方式,党用社论、评论员文章和表彰好人好事的“通讯”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将党文化潜移默化到人们心灵深处。

以学报纸、学中共文件为核心的政治学习制度,自中共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後,即逐步地制度化了。无论知识份子或文盲,工人或农民、公民或罪犯,政治学习都是他们最普遍、最经常的社会生活形式。

这种学习制度形式多样,内容也因时而异,但有一个东西贯穿始终,那就是学习如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学习如何按党所主张、认可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学习如何按党的语言模式和审美趣味来思考、说话、办事以至吃、穿、住、行。实际上,这种学习过程,就是让他们接受党文化的过程。

读报,只是党文化的辐射。而读报後写心得、谈体会、撰写大批判文章和座谈会等,又迫使人们运用报纸上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按照报纸上的语言模式来规范自己的话语系统——应该说什麽,不说什麽,怎麽说。这种写心得、谈体会的反复过程,不仅使党文化得以传播、辐射,最後它成了传播对象的全部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一种自觉的生存方式,传播对象最终融为党文化的血肉。

亿万个传播对象接受了这种文化之後,就按这种文化的标准去要求他人、辐射他人、检验他人,以求最大限度的“同化”。党有意识地辐射和亿万个老百姓之间无意识的传播,造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共振”,使党文化浸入每个人的灵魂和血液,凝聚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稍加研究,至少可以发现党文化在报纸中有这样的体现∶组织工具,宣传机器,谎言机制,语言暴力,缺席审判和�^造多数。

●党是所有报纸的总发行人

如果说,西方文化强调“个人”,那麽党文化则强调“集体”,即“组织”。它以“党组织”为本位。毛泽东自1927年在“三湾改编”(军队)时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用层层建立党组织控制军队,实现党指挥枪後,很快把这种组织方式扩展到所有领域。凡有人的地方就发展党员,有三个党员就建立“党小组”,10名建立“支部”,30名建立“总支”,50以上建立党委、党组,直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现在又提出在这所有之上有个“领导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现在是邓小平。这个庞大的党结构金字塔底座是数不清的基层党组织。中共就是用这张巨大的组织网来控制社会。

党首先消灭私有制,从国有达到党有。同时,党以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禁止任何非官方报纸存在,公开宣布“报纸是党的工具和喉舌”。党具体采取八种措施,使报纸彻底成为它的“工具”。

党组织和宣传部双管齐下

第一,在报社建立党组织。由这个党组织操纵报纸的运转,它代表最高权力。这个党组织的级别大小,决定著这个报纸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如果它是“党支部”,这个报纸的行政级别是科营级,如是“党委”,就是“县团级”。《人民日报》有“党组”,即为“省军级”。同时也设有基层党支部。报社党组织又形成自己的金字塔权力机构,把报社从上到下都控制起来,从采访、审稿、编辑直至出版印刷、发行。

第二,报纸要接受上级宣传部门的领导和监督。例如我曾工作过的《深圳青年报》,要同时接受两个宣传部的监督和指导∶共青团深圳市委宣传部和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这种监督、领导包括部领导到报社讲话、报纸总编辑下发“宣传动态”及指导报纸登什麽,不登什麽。

●党扼住两个紧箍咒∶人事和财权

第三,报纸的总编辑必须由党员出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组织部门选择总编辑时任用党员以保证报纸的党性原则。很多报纸总编辑本身就是党组织中的重要成员。

第四,党的组织部门决定报社的人事。一个报社有多少编制,用什麽样的人,权力掌握在党的组织部门手中。因而有民谣“紧跟组织部,月月有进步。”一般报社人员来源有三,主要领导多来自上级宣传部门。编辑,记者,一种是党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治表现好的学生;再就是从基层宣传干部中选拔,这些人既熟悉党的宣传方针,又通过经常写稿而熟悉报纸需要什麽。

第五,广告收入上缴,由党包揽财政。报纸是“党的喉舌”,所需经费由党的各级财政部门按年度预算拨给。而广告收入和报纸销售费,都要象其他国营企业创造的利润一样收缴到国家财政部门。党用收入缴公、再分配的方式,将报纸的经济生命控制在手中。中共干部说,我们拿钱让你办报纸,你不能拿我们的钱来骂我们。

●新华社、人民日报统领天下

第六,新华社“通稿”,一统天下。新华社为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发出的重要消息、言论等,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必须登载。这并非由於新华社消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是由於特殊地位--它是党的最大“喉舌”,代表党中央高层的意见和在宣传上的权力。

对於重大事件(无论国际或国内),地方各省、市党报都不敢擅作报导和评论,必须以新华社“通稿”为报导标准或乾脆登载“通稿”。所谓“通稿”,即各级报纸都必须采用、具指导性和标准性的通用稿件。

第七,《人民日报》社论“射”向四方。《人民日报》具有与新华社同样的性质,主要反映中共中央决策层意见。它在名义上归“中宣部”领导,而实际上一直由政治局一名常委直接管,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由胡�䐥 A现由李瑞环管。熟悉该报的人都知道,在总编辑桌上有一台红色电话机,为中央高层专线,可直通中央要员的办公室。

虽同是党报,《黑龙江日报》只是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这种党组织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决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对各下级党组织报纸的指导作用。因而,凡《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其他党报都必须转载,并且要放在头版重要位置。

这并非成文规定,但凡有政治常识的各级党报总编辑们都视其为基本的党性原则和新闻纪律。 “六四”事件後逃到美国的原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先生最近撰文说,当他看到《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时,“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极不寻常的社论,应转发在《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加通栏大字型大小标题,以示对中央的支持。”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是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市民一致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社论。结果他将“四.二六”社论转发在《海南日报》第四版上。据他事後观察,“从中央到全国各地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有《海南日报》一家。”这最後成为他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重要错误”之一。

这种“社论”的重要,主要在於它多根据中共高层人物的讲话精神整理而成。如“四.二六”社论即为4月25日邓小平对当时学运的“定性”讲话,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撰写成社论。

有时中共高层会有一个专门写作班子按领导意图撰写这类社论和专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由各级党报转载。因而“文革”中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说。梁效为当时江青在“北大”、“清华”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谐音“两校”。

●《宣传动态》∶宣传机器的操纵杆

第八,分级分期“简报”,全面细腻控制。对各级党报最经常性的指导是来自各级党的宣传部下发的简报“宣传动态”。中宣部平常每个月下发一本,省委宣传部半月下发一本,市委宣传部每周下发一本。它只有十几个页码,内容主要是指导报纸最近一段时期应集中报导什麽,如何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如“六四”事件後,这种简报都要求报纸宣传“平暴”的胜利,宣传北京“暴乱”如何不得人心。而最近,则要求报纸重点宣传“稳定压倒一切”。

1985年,中宣部曾在下发的一期《宣传动态》上,指示各报批评大陆电影女演员陈冲,理由是陈曾在外国影片《大班》中试演了一个任洋人主宰的中国女性形象,并有几个暴露身体的镜头,有损国格、人格。当我们《深圳青年报》接到这期“简报”,开会讨论如何写批判文章时,一名编辑调侃说∶能否让我们先看一遍电影,看看陈冲究竟露了多少再批判?

半个月後,中宣部又在下发的简报中说∶对陈冲的批评暂时停止,据了解,陈在美国已获绿卡,正办理入籍手续,再批恐怕影响中美关系。听来象一个“黑色幽默”。

这种宣传简报不仅事无巨细地指导报纸登什麽、如何登;而且对不登什麽,也有明确的规定。从我看到的简报中,至少可以归纳出有九个领域,报纸不得随便公开报道∶拐骗、买卖儿童;吸毒、贩毒;妓女;公安;海关;外交;军队;监狱、劳改、劳教等系统的问题和党的高级干部问题。这里是指丑闻或阴暗面。如成绩,当然鼓励报道。

党通过这些具体措施将报纸变成名副其实的“党报”。中共曾自毫地说,我们没有新闻检查。中共说了一半实话,确实中国报业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是,当党用上述措施把“党控制”制度化後,检查已无必要,因为实际上它已渗透到每个运作细节和操作者内心深处,已“防患於未然”。但也有个别的报纸试图向这种角色挑战,传递真实资讯,刊载“出格”言论,结果都被中共查封∶甘肃《西部晨报》(1985年,因提出“西部精神”);上海《社会报》(1986年底,因刊文揭露社会黑暗面过多);《深圳青年报》(1987年2月,因刊文“劝邓小平退休”和刊发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三人的文章);《深圳工人报》(1987年2月,因刊发王若望文章“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商榷”);《蛇口通讯报》(1989年11月,因刊文支援北京学运);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因刊发纪念胡耀邦逝世讨论会纪要等)。

查封,只是极端措施,常规惩罚是撤换总编辑、改组报社组织机构,开除编辑、记者等。如“六四”後《人民日报》就有11名局级干部被停职,中基层编辑记者停、免职达117人。社长、总编被撤职,四名副总编辑有三人被停职。

党除了将“操纵制度化”外,在理论上也极力强调,“报纸的党性原则是第一位
的。”不仅毛泽东这样认为和强调,连被认为中共党内最具开明意识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在他1985年所做的报告《论党的新闻工作》中,也一再强调。

1989年4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时,该报总编辑钦本立抗辩说∶我们有自己的理事会,经济自负盈亏,是民办报纸。当时进驻报社的工作组组长刘吉宣布说∶“导报”1980年创刊时,是由上海科学院提出申请,经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因此,“导报”从创刊起就不是民间报纸,更不是同人合办,而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这类报纸。同时他强调,钦本立是拿国家工资的正局级干部,他的任命和罢免都是由市委决定的。

这种种状况导致你无法在中国新闻理论中发现西方独立报纸发行人这种概念。在中国的报纸中,如果你要找发行人,人们会把你领到“广告发行科”,以为你要订一份报纸。因为所有的中国报纸只有一个总发行人∶共产党。党用全面控制和操纵,使报纸成为传播“党文化”、贯彻党意志的最大工具。“喉舌”,是党对自己的报纸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和描述。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0月号)

199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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