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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的价值——访华裔大众传播学者朱谦

曹长青

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教授李金铨先生。我请他推荐几本美国大衆传播学者研究中国新闻的书。他是行家,提笔就写了一串。我拿回认真一看,有好几本作者都是一个名字∶朱谦。一了解,朱先生恰好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於是,我有了很多机会当面向他求教。

朱先生有一个中国学生羡慕的历史∶他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传播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59年他考入史丹福大学传播系。那时,传播学才刚刚兴起。他的导师宣伟伯(Wilbur Shramm)是传播学理论创始人。朱先生的勤奋、聪明深得导师欣赏。他们合作研究近20年,合写了两本重要著作。

虽然朱谦教授在台湾长大,在美读的学位,但他对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尤其是党新闻的运作了如指掌。读他的书,每每令我击节赞赏他对新闻喉舌化的深邃解剖。

●“地球村”的冲击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风云人物,这次竟石破天惊把CNN总裁泰德.特纳印在封面。它对新闻传播界震动最大。於是,以此为契机,我和朱先生有一次长聊。

他那天兴致很高,从美国新闻对社会的作用谈到大陆、台湾、香港,从比较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四地的利弊优劣。

他认为,虽然事先并没预料此殊荣冠落特纳,但仔细考虑,觉得特纳是合适人选,因为特纳和他的CNN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在去年一年的出色表现,可谓改写了新闻概念,强化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地球村”意识。

传统新闻概念是报导刚刚发生的事。它意味著事件已过去。而今天,卫星传播技术和全球新闻网路的形成,使人们可以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即与事件的发生与演变同步。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美国著名自由记者Lynne Joiner几天前在“东西方中心”演讲时,也感叹这一点。她说,1976年初她在北京采访,正碰上中共总理周恩来逝世,她拍摄到现场第一手新闻。但当时无卫星传播设备,无法立即传回美国总部。待她冲破登机阻力,飞到东京,事件已过去了17个小时,而中共官方也早她几个小时发布了讣告。本已到手的一个世界性独家新闻失掉了。

而今天,苏联政变失败後,戈戈尔巴乔夫重返莫斯科,随著卫星转播,人们欣喜的目光和他同步走下飞机。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前夕,在国会演讲,向伊拉克宣战。他的演讲从哥本哈根到德黑兰,从萨达姆到邓小平,都能同时、同步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卫星传播使所有国界失去本来的意义,任何角落都成为邻居。

●新闻的戏剧化

朱先生强调说,一般民衆对重大新闻的兴趣不大。尤其美国民衆,对美国外的事情并不当做大事来看。但去年海湾战争、苏联政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电视将新闻戏剧化了。在北京,王维林孤身一人挡住一队隆隆驶过的坦克;在莫斯科,叶尔钦站在路障上高声谴责政变;在巴格达,交织的弹火把夜晚烧亮。这一切,如同是一场大电影,一下子磁吸了民衆的注意力。尤其事件发生演变是和民衆注意同步发生的,没人知晓最後的结局,这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悬念”更刺激了观(听)衆的胃口。它一下子从情感上把所有人都拉近了,使任何政治都不再是区域性的。一种全球意识、地球村的概念变成现实。

●将潜在的问题公开化

新闻传播对人的影响,在美国别具蹊径。朱先生的研究发现,新闻对社会变革或变更的影响,不在社论写得多麽动听,因一般读者不看社论,而在於它把社会上有突出性的事件加以充分报导,使这种“事件”引起广泛注意。像最高法院大法官汤姆士和女教授希尔为“性骚扰”对质公堂事件。在这过程中,他俩谁说的更有道理不重要,观衆站在哪一边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三天对质的全过程现场直播给所有人看,重要的是它让每个观衆重视“性骚扰”这一社会问题。

美国的改革途径是立法。30年前,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尾部,白人才能坐在前面。後来经过电视报导、抗争,最後议员投票、立法才解决。议员投票取舍有两个影响因素∶游说和民意。如美国枪枝管制法怎麽也难通过,原因之一就是全美有规模庞大的步枪协会,卖枪的人组成游说团,游说议员。另一种不涉及经济利益,立法的基础就在於民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大法官事件等於把一个长期在社会中潜藏的困扰人们的问题一下子表层化、公开化了。它等於指出∶问题就在那!在这里,新闻并没有把它加深,仅是把它曝光,让人们都来注意它的存在。

不久前轰动全美的史密斯被控强奸案也是这样。虽然女方败诉,但她已达到目的∶把约会强奸这一社会问题表面化了,引起公衆的注意。

●消息背後有价值观念

美国记者采写新闻有两个因素∶表层因素是记者对新闻重要性的认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深层因素是新闻背後有否一般大衆价值观念。如大法官事件,一般外国人都认为没什麽了不起,无需大动干戈。连欧洲人都认为美国人大惊小怪。但美国一般大衆却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它反映了美国人的人权观念与社会价值观。

西方新闻的作用,重点不是放在改变人们的观念,虽然这种作用也有;它的重点在於改变一般人对社会重要问题的一个Agenda Setting,即议事日程上。如性骚扰这一社会问题,原来并不在一般人的注意范围内,经媒体充分报导,一下子引起大家注意。一注意才能进而构成民意,因为有了注意就形成赞成或反对。这种民意最後促成重大社会问题的立法。

●中国新闻是另一回事

美国媒体只指向你注意什麽,你自己怎麽想,怎麽做,它不管。中国的新闻则不同。在毛泽东时代,党不仅决定一般民衆注意什麽,还决定你注意後怎麽想,怎麽做。毛时代的新闻,不仅是宣传,也是党控制大衆的工具之一。邓时代,这种效能减弱了很多。在有些方面与西方传媒有些接近,如提供经济资讯等。但在政治表达上仍相当限制。

从宏观的角度看新闻的效能,美国与中国大相径庭。美国新闻不仅向大衆提供多元资讯,还有著除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作用,即 Watchdog,监督制约著政府及各级官员。前总统尼克松因记者挖出“水门丑闻”而被迫辞职;上届总统竞选、呼声很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哈特因记者报出“金屋风流”只得偃旗息鼓;风格强悍的白宫幕僚长苏努努,因用公家飞机、豪华车办私事被记者曝光,布什只得忍痛割爱,将他送出白宫大门。无孔不入不入的新闻记者,让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但在中国,新闻的这种效能非常微弱。虽然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时有大胆言论,广东《深圳青年报》曾刊文劝邓小平退休,但这都是特例,不是常规。当然,中国报纸上也有“读者投书”,但那只是一般性的Watchdog,批评警察怎麽了,一般干部怎麽了等等。

事实上,美国新闻的Watchdog弁 ]未能全如人愿。因为每个大媒体後面都有大财团的政治倾向。如巨额联邦赤字这样的大问题,牵涉到很多利益集团,很少有记者去碰它。

●台湾两报争雄

朱谦教授早年毕业於台湾大学外文系,曾在台湾一家英文报纸做过五年记者。在美国获得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後,也曾回台任教。目前台湾传播学界很多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谈台湾报业如数家珍。

国民党到台湾後,即使控制最严时,台湾的新闻也没像中共那样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只是在新闻取舍上抓得紧。早在五十年代,台湾除了国民党的报纸《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等,就有唱反调的报纸,如《公论报》,还有雷震的《自由中国》等。而《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原《征信新闻》)持中间路线。

自从台湾解除报禁、党禁後,报业出现两头下降,中间突出的局面。党报销路下降,有些几乎没有读者;唱反调的报刊也没大发展。而持中间路线的两报,几乎一统报业天下。两大报共同特点是,基本保持独立性,反政府的调子它不唱,但报导范围相当宽包括民进党主张什麽、做什麽,它都报导,虽然它的社论不一定赞成。而其他无以数计的小报、期刊,可以随便批东骂西。

●缺少诽谤意识

两大报早年在发展过程中另一特点是,政治新闻小心翼翼,社会新闻则图文并茂、大肆渲染,靠此来扩大销路。这种过分渲染的负面惯性,导致台湾报业不太注意诽谤,这种观念比较淡薄。

朱先生还清晰记得他在台湾做新闻记者时,一桩分尸案的轰动。当时发现一女尸被分成几块扔在台北五留公圳。各大报争先恐後、连篇累牍加以报导渲染。接著报纸又暗示,此女是被某空军少将害死,继而又捕风捉影说此少将名为柳哲生。後经查实,此案与柳毫无关系。但经天天报导,柳的名誉已严重损害。当时连空军少将这样有地位的人也拿报纸无奈,何况小市民。

朱教授肯定地说,从整体上看,今天台湾的新闻自由尺度已经相当宽。除电视外,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已非常少。整个台湾报业的自由程度与美国逐渐接近。

●香港新闻淡化政治

朱先生不仅任教於美国的史丹福和伊利诺等大学,也曾任教於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对香港新闻界也相当熟悉。他认为,香港新闻界有著台湾新闻业的缺点,有些更严重,如渲染色情。但香港新闻业不像台湾没有诽谤的观念,它对这点很注意。在香港,只有二流小报才靠这个推广销路。有身价的大报等,都不这样做。而靠街边零售的报纸,才靠全力渲染社会新闻及小道消息、花边新闻来耸人听闻。

香港新闻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政治关心不够,对本港政治报导很少。这并非当局限制的结果。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比台湾大,港府对新闻几乎没有管制。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民衆对政治没兴趣,大家都关心钱。一般心态是,政治由港府去管,因而没有地方政治的概念,报纸也就无从反映。虽然对国际新闻报导很多,但水准不高。

●新闻自由意味多元

当话题转到中国的新闻前景,我想起一位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的经历,他在上第一节课时,教授问所有学生,你们认为人类哪一个“自由”最重要?有人答“人身不可侵犯”,有人说“私有财産权”,也有人认为是“新闻自由”。但这位教授最後说是“言论自由”。他解释道∶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们回答我问话的机会都没有。言论自由的价值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所以一切专制极权才建立在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之上。

朱先生认为,新闻自由的意义是超越国界的。他说,当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不是一回事。言论自由比新闻自由要高。新闻是报导一桩发生的事,它和表达一个政见不一样。但有了新闻自由,就会逐渐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意味著真实性、意味著多元、意味著多元对政府的监督。它体现著民意,标志著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朱先生的研究认为,新闻自由的尺度是∶美国大於香港,香港大於台湾,台湾大於中国大陆(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

●典型的中国儒者

朱谦先生在东西方中心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做研究员已18年。他写过很多文章,仅专著就有十几本,全是研究大衆传播。其中有关韩国、泰国的各一本,台湾两本,印尼三本,中国大陆六本;理论著作三本。

朱先生和所有中国移民一样,保持著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子女教育。他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获医学博士学位,女儿七年前拿到两个博士∶医学和哲学。

他有一位贤惠能干的太太(Julia),与朱先生同是江浙人,青梅竹马,他们两人1949年一起从中国大陆去了台湾。朱太太原是学声乐的,是刚卸任的夏威夷国剧社社长,後来从事房地産很有成就。我去他家做客才知道,她的能干使朱先生在家中只有两件事能插上手∶倒垃圾、取报纸。

他们有一套非常宽敞漂亮的房子,坐落在风光优美的半山上。不久前,一位中国大陆作家访问夏威夷,曾到他家做客。坐在他家凉台上一览夏威夷全景,这位作家感叹再三。我心里也在想 ,朱先生今天拥有美满的家庭与学术成就,虽然说归於他个人的努力与勤奋,但也在他有一个学术自由与自由选择的环境。有时,人生就那麽一步,就走出两重世界、两个人生┅┅

——原载纽约《中国之春》月刊1992年12月号

199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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