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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主教家庭在中国的遭遇

曹长青

1988年7月19日,在洛杉矶移民局法庭上,来自中国的莫逢杰声泪俱下,讲述他一家因信仰天主教所遭受的苦难。人,有时能承受住痛苦的煎熬,但承受不住对痛苦的回首。这位44岁的男子汉几次哽咽,泣不成声。他申请美国政治庇护已两次被拒,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在法庭听证会上“主述”。

主述後,法庭一阵短暂沈默。法官被这个中国人的苦难遭遇深深感动,他沉缓、凝重地说∶“我不用回去再审看你的材料了,现在就正式批准。”44年,莫逢杰因“反革命罪”在中国大陆蹲了五年监狱、六年劳改农场,流浪了四年,辗转西非洲小国多哥三年,今天,终获自由!他拥抱着律师,滚落的泪水倾诉着生命的感慨。

莫逢杰的苦难最早缘於他笃信天主教的父亲莫兴龄,而莫兴龄的麻烦是他40年前选择了从加州返回北京。现在,莫家又从中国逃到美国。40年,为了这个“循环”,莫逢杰和他的一家付出了常人无法想像的代价。

●信教惹祸

莫兴龄是位医学博士,早年毕业於上海震旦医学院。40年代,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天主教会慈善医院做医生。1950年,他和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一样,对中共新政权寄予信任和期望,带领全家经香港返回中国,出任北京海星医院院长。

莫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晚带领全家老少跪在十字架前祈祷“人类相亲相爱”。北京慈善教会办的“育婴堂”(孤儿院),莫为主要捐款人。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很单纯,只知道忠於上帝、慈善乐施,帮助病人解除痛苦。

这样一位慈祥、善良,与世无争的人怎麽会很快与共产党发生矛盾呢?

莫医生不仅医术高明,且精通英文和法文。当时很多外国使馆人员找他看病。党的公安机关官员找到他,要求他利用看病机会刺探外国使馆情况,为“祖国”服务。他拒绝了。他认为上帝的儿女应襟怀坦白,怎麽能做见不得人的事?不久,北京公安医院政委到莫家两次,劝说他辞去海星院长,到公安医院任职,并许诺给更多工资,也被他拒绝了。

中共建立新政不久,就开始了“教会革新运动”,主张“自传、自办、自筹经费”,建立新的“三自爱国教会”,使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归共产党领导。当时,绝大多数教徒都对“改造”竭力抵制。於是中共对坚持信仰、“屡教不改”的神父、主教和教友采取“杀掉一批,关押一批,管制一批”的政策。大批宗教人士遭受迫害、监押和枪杀。

教会办的育婴堂也成为党的眼中钉。为取消这个孤儿院,党的干部竟制造谣言,说育婴堂的修女们虐待、杀害儿童,并派军队包围孤儿院,开批斗修女大会。在持枪荷弹的士兵包围下,莫兴龄秉承上帝的真诚和勇气,在会场上讲修女们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孩子们,使他们衣食温饱、患病得到精心治疗。育婴堂收容了百馀孤儿,使他们有“家”可归,并得到修女们圣洁的爱。

会场主持干部被莫的发言激怒了,下令士兵“把他带走! ”育婴堂的修女大部份是外国人,她们高举十字架挡在士兵前,抗议在育婴堂行暴;而育婴堂的孤儿,大部份都得到莫医生的治疗和关怀照顾。此刻,全体跪了下来,场面十分悲壮、感人。士兵最後被迫放了莫。

但不久,育婴堂被解散,修女们被定为“披著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份子”,遭驱逐出境。而莫在去广州购买医疗器械的途中被秘密逮捕。

●捕杀无辜

莫兴龄的太太曹德贞带著孩子去各级派出所、公安局打听丈夫下落,回答都是“不知道”。一些经常找莫看病的外交官和太太们也为此著急。在当时那种宗教迫害的声浪中,谁都猜到莫医生会“失踪”在哪里。

不久,巴基斯坦使馆一位武官夫人高兴地对曹德贞说∶“请你等著好消息。”原来,在即将举行的一次外交官宴会上,各国外交人员联名向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出担保,保证莫兴龄医生是一个正直、无辜的人,希望能予以释放。结果,在宴会上章汉夫回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由於惊动了外交使团,中共只得对莫案公开审理。1956年,在莫兴龄被关押了两年後,北京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莫15年徒刑。

判决之後,家属可以每月探监一次。莫兴龄利用家人探视递出一份上诉书。曹德贞和亲友们详细商讨的结果是不上诉。因为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上诉就是不认罪,不认罪就要加刑,改判终身监禁或枪决。

莫兴龄被逮捕时,莫逢杰才10岁。他幼年的主要读物是父亲的上诉书,他一遍遍流著热泪看。在上诉书中,莫兴龄描述他受到的非人待遇∶

他最初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13号——当时的政治犯预审机关。中共给他编织了很多罪名∶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修女,在孤儿院搞非法宗教活动并宣传圣母显圣,用法文透露经济情况(一位法国人午餐时问他北京黄瓜多少钱一斤),还说他一贯“亲美”、“崇美”,因他从美国返回。

莫兴龄不认罪。公安人员就指使一名叫王明道的犯人殴打他,用竹签刺他的指甲缝。王明道是一个牧师,曾译过一些宗教的书,当时颇有名气。被捕後王被折磨得精神崩溃,几近疯癫,公安人员让他干啥就干啥,还写了几万字认罪书。待他被释後,清醒时看到教友都疏远、鄙视他,才知道中共早已将他的认罪材料散发。他羞愧难忍,揪自己头发,打自己耳光。最後携妻子到公安局要求收回所写材料,结果又被收监,坐牢22年。

●囚室梦魇

被判刑後,莫兴龄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据在此地关押过30年的万神父撰文回忆∶“这监狱关押的犯人上千,里面分成四个工厂∶清河袜厂,清河鞋厂,清河塑胶厂,清河机械厂。当时将我送到机械厂学钳工。”一个宗教家被强迫去学钳工。不久,因机器故障,他的手指被削去。

莫兴龄因医术高超,狱方安排他在监狱医务所给犯人医病。万神父的断指就是经他做的手术。因管教干部在旁监视,作为老相识他们不能说半句话。万吃惊发现,莫原一头乌发,现已全白,可想其内心之煎熬。

莫有八个孩子,莫逢杰是老二,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每个月母亲带著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去监狱看望一次爸爸。每晚念经祈祷‘天主圣母保佑爸爸早日回家。’白天我不哭,深夜我独自跪在圣母像前流泪。每次去见爸爸,我们脱下破衣裳,尽量穿得好一点。每次探监,父亲都要抱我们。弟弟妹妹们很小,父亲就同时抱著两、三个,反复亲吻。弟妹都年幼,只能在探监时短暂地享受父亲的爱。”“後来,不许我们探监了,理由是我父亲‘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关进禁闭室了。”

一次是因为狱医务所党员干部勒令用烤糊的玉米面窝头刮成粉状,冒充药品,欺骗生病的犯人。莫兴龄得知极为愤怒,把假药摔在地下,指责狱方惨无人道。结果他被关禁闭,罪名是“顶撞领导,反动气焰嚣张。”

一次是苏联太空船试验成功,加加林成为第一个太空人。狱方对此大为宣传,说苏联超过美国,共産主义超过资本主义。莫却认为∶这可能并非人类之福。离开民主和自由,掌握的力量越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可能越大。为此,又被关禁闭。

莫家曾辗转收到两封美国朋友来信,欢迎他们再赴美并寄来房子照片。结果被冠罪“里通外国”又禁闭“反省”。

据一些难友後来回忆,莫兴龄一年时间有一半是在单独监禁的窄小囚室中度过的。狱方所以没杀害他,是想利用他高超的医术,因几个“工厂”伤残事故不断。

●惊天泣鬼

1966年8月,“文革”风暴刮起。北京市监狱的犯人全部转调到山西省大同市大青窑煤矿。这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之一。共产党的残暴和黑暗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像的;苦难的中国人民所具备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也是外界鲜知的。在这个“煤矿”,几千囚犯每天要做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工伤或死亡事故经常发生。而犯人受了工伤手术时不给上麻醉药,党的干部认为“可以节约”,根本不准备麻醉药。一有手术,就听见杀猪般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莫虽仍在医务所,却遇上了大麻烦。因为狱方在监狱中又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莫被牵涉其中。这个集团“首犯”徐关增,19岁时就在学校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死缓,後改判无期徒刑。在大同煤矿监狱,他又联络了26名难友,成立了“首都支部”,下设五个小组。他撰写了政治评论的65篇,主张结束毛泽东的“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还人民自由和民主。

另一名“首犯”王汝强,因英文极好,1958年被英国驻北京记者站录用为翻译,那年他23岁风华正茂。不久,公安机关找到他,强迫他利用翻译身份刺探英国方面的情报。王拒绝後就被逮捕,反被诬为向英提供情报,被判15年。长期监禁,使王真的成了一名反叛者。他一字一句教难友英文,讲解自由、民主和暴政。在狱中,他撰写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20个问题”等理论文章八篇,并撰写诗词12首鼓舞难友。据判决书讲,“王犯其父亲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不知他的亲人今天在海外是否知道,王汝强在中共黑牢中的苦难和勇气。

由於因同性恋被捕的刑事犯白亚明告密,狱方将徐、王等26人全关进禁闭室,继而长期严刑拷打。在严寒的冬天,徐、王等“首犯”被扒光衣服绑在寒风刺骨的院子里,身上被一遍一遍地泼冷水。如此酷刑也未能使他俩屈服,那冻僵的脸上没有畏惧、动摇,只有愤怒和高傲。当人从冻僵中苏醒,他们的回答是背诵林肯的“不自由,毋宁死”和“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等伟人阐述自由的语录。这些伟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最好的学生是在遥远的中国,一群饱受苦难的“囚犯”。

据现可查到的中共“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证实,此狱中成立的“首都支部”主要成员13人全被判决枪杀。1970年3月28日,这13名政治犯被集体枪杀。执行前,他们被五花大绑在大同市游街示校扛鋈说南掳捅慌巴丫省保乐顾呛艉翱诤拧P粗救诵彰谋昱拼硬弊俞崦嬷辈迦庵校恃芰堋U馐悄壳坝凶柿峡梢圆榈降墓膊成焙τ姓畏缸疃嗟囊淮巍K堑敝校矶嗍遣呕嵋绲那嗄辍F渲幸晃唬押章诚蚺兴勾罅值摹懊孛鼙ǜ妗狈氤芍形模诖笱T埃鸺笳鸲?

●至死不屈

莫兴龄由於在医务所当医生,为彼此隔离的加入“首都支部”的难友中间联络,用林肯有关争取自由的名言鼓舞这些年轻难友,并为他们将来逃出监牢准备了尽可能多的药品。

莫为此被拷打,被揪头发、耳朵,被粗铁丝勒著脖子,铁丝下面挂著装满煤块、石头的篮筐。他咬紧牙关,不说一句话。据一难友回忆,他最後一次在医务所见到莫医生,莫告诉他∶“请转告那些年轻难友,我能挺得住。”他开口的时候,是背诵西方哲人的话∶“屈服和投降是我们永不选择的道路。”

距离15年徒刑期满只差17天,他被折磨致死。这位年仅57岁,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医学博士,生前以爱心和高超的医术医治过无数病人,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带走的却只有遍体累累的伤痕。

当著名宗教家陈基慈神父在拜谒罗马教宗时,秉报莫兴龄的苦难遭遇,教宗为之感动,特别颁发了慰问状给莫的家人,上面写道∶“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慈父般地给一特殊的罗马教宗的祝福——圣佑予∶曹德贞和孩子们。”

●模范母亲

莫兴龄被捕时,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家中八个孩子、两位老人共11口人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全落在了曹德贞的肩上。她白天到北京东四人民医院上班,晚上料理11口人的家务,辛苦异常,还要四处奔波,为丈夫申诉。

她通过熟人介绍找到黄绍宏。黄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中共後被封“人大代表”,是平反小组负责人。黄查阅了莫兴龄的档案和申诉材料,在上面用红笔批示∶“经调查,以下材料完全属实,判15年实在太重了。”

但不久,发生“反右”运动,黄绍宏被打成“大右派”,受到批斗(“文革”时,黄绍宏夫妇被逼日夜跪在毛像前请罪,遭红卫兵毒打,後来夫妻双双自杀)。曹德贞不仅营救丈夫失败,自己也被批斗。罪名两条∶为“大右派”黄绍宏提供反党炮弹;“不与反革命丈夫离婚”。在她的批斗会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嚷叫∶“为什麽不离婚?!”“可以嫁个老头嘛!”“孩子可以送人嘛!”“可以依靠人民政府嘛!”

曹德贞深知丈夫是无辜的,她是家中11口人唯一的依靠,她抱定不离婚、不自杀、不屈服,“打落牙齿和血吞”。批斗後,她被定为“右派”,降职降薪,从护士长降为清扫员。而就在这一年,莫家仅有的几头奶牛也被没收。

1960年,她患甲状腺做过手术不久,医院竟以长期不能上班为由将她开除公职。而第二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她带领孩子们去郊外找薯藤,摘“榆树钱”充饥。有一点吃的,她这张嘴都要让给上有老、下有小的十张嘴,她饥得全身浮肿,仍教育孩子“人穷志不穷”。

最让她痛苦的是後来莫逢杰也被捕入狱。她一头牵挂著监狱中憔悴的丈夫,一头又惦记著囚室中年幼的儿子,两头奔波,一个女人心都碎了。

莫兴龄1969年被折磨死後,她忍著悲痛把孩子都叫到一起,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父亲是好人,他的苦难你们不能忘记!”

曹德贞的含辛茹苦、坚强不屈感动了很多人。她後来到了美国,在1986年《世界日报》举办的全美第五届模范母亲选举中,在旧金山市被评选为模范母亲。

●家族惨剧

莫家在中国大陆磨难颇多。莫兴龄被判15年折磨致死;莫逢杰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他大哥莫逢佳1970年被定为“反革命”遭批斗、殴打;大姐莫逢英和姐夫在文革中被定为“特嫌”、“反革命”;舅舅和妈妈都被定为“右派”。

莫家更悲惨的是莫逢杰的二姑莫端慧,1954年时她还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因坚持信仰天主教,被判15年徒刑。当时狱方许诺,只要她放弃信仰,或参加党领导的“三自爱国教会”,可马上释放。她拒绝了。而她的恋人廖守基,同样原因被判了22年。在漫长、痛苦的狱墙生活中,俩人忠於上帝,坚守信德,并恪守坚贞不渝的爱情。20多年後俩人都出狱,於1979年举行了婚礼,新娘新郎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後来他俩在香港教会朋友帮助下去了澳洲,澳大利亚总理被他们的遭遇感动,特批他们在澳定居。两年前,廖病故,因20多年铁窗生活已摧残了他的身体,出狱时人已背驼眼花。

●教堂悲歌

莫家信仰天主教在大陆的不幸并非个别特例。在中共旷日已久的宗教迫害中,俯身皆悲剧,处处有冤情。目前在海外能查的资料披露∶北京圣母院刘德明老修士,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只要他说一句“我不信仰天主教了”就可免却一死,但他就是不肯。刘德明曾对莫兴龄家人给予最大的生活资助,行善一生,惨遭毒手。

上海佘山圣母大教堂的马神父宁死不改信仰,被双手捆绑,头朝下推入教堂附近一口井中淹死。

香港魏希信神父、纽约魏希望神父的父亲魏老先生,因信仰天主教被中共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度过26年後,因年老体衰被释放回家。他曾告诉莫逢杰,在黑龙江劳改农场中,有位神父,奉劝狱中受难教友坚守信德,永不背叛,结果被改判死刑。

上海的朱树德神父被关押在白茅岭监狱农场几十年。龚品梅主教被判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30多年。黑龙江大学教师韩基新,父亲因是东北教区主教,五十年代就被中共枪决。她後来被关押七年,折磨致疯。学生们经常看到她赤脚在校园疯颠行走。北京的赵振声神父,服刑15年後,被强迫结婚。

在“改造教会”运动中,抵制的神父、修女不仅被关押、杀害,还遭到丑化。在上海,公安人员对信德坚固的神父、修女进行几天几夜疲劳审讯,然後突然停止。疲惫深睡的神父、修女被擡到同一床上,然後拍照。照片被散发到教堂,以动摇教徒的信仰。

与此同时,教堂被关闭,教産被没收。北京市内的北堂被中学和低压电器厂占用。西堂、辅仁堂、司徒书院、鲍斯高学校等教会财産都被霸占。北京圣母院被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1979年邓小平上台後搞开放改革,一些长期被关押、年老体弱的神父、教友被陆续释放,从江西、安徽、山西、黑龙江等地监狱回到北京、上海。但条件是同意加入“三自爱国教会”,户口可迁回上海、北京,经济上每月给生活费。上海朱洪声、陈天翔两位神父,不改初衷,组织忠於罗马教廷的教会,又被重新投入监狱。上海王名惠神父曾系狱20年,释放後也因参与非官方教会,於1981年6月又遭逮捕。

上海徐家汇区一位天主教徒陆翠琴老妈妈,年近七十,信德坚固,热心恭主。她对官方教会的活动十分鄙视,对忠於罗马教廷的地下教会积极参加。一天,她家来了三个人,一个衣服褴缕,称是河北省神父,在狱多年,刚被放出。陆老妈妈满腔同情,畅所欲言。谁知来者是公安人员,陆的话都被录音。不久,陆去佘山祈祷,被女公安拍照後塞进汽车抓走。照片是她“在现场进行犯罪的证据”,加上一盒“反动”录音,陆在没审没判下,被关押两年多,1982年释放,不久去世。

即使到今天,中国仍无真正的宗教自由。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南堂是最早开放的,中国和外国人都可在那做弥撒(美国肯尼迪参议员访问北京时到过此教堂)。但这是假像。一个公安学校毕业生曾透露“宣武门的南堂是我们公安局的一个‘点’。我们也学会了念经、祈祷,经常混进去做礼拜,里面一举一动我们都掌握。”已故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早就指示过∶“我们要在共产党员中间培养一批红色神父、牧师和主教。”今天,中国的“三自爱国教会”仍是唯党意志行事,由党导演的马戏团,表演给外国人看的,看我们共产党的“德性”,而真正的主教神父正关在狱中或死在刑场上。

●立志反抗

莫逢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下长大,他从小就知道了什麽是邪恶。15岁那年,他还是中学生,就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并买了一架旧油印机,把听到的内容印成传单偷偷在校园张贴、散发。

1961年璁假,他参加了北京医学院学生龙白凯(其父母双双饿死在湖南家乡)、段学礼、孝衍美组织的“中国人民社会党”。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时有农民暴动发生——抢粮、抢枪、杀共产党干部。这些年轻的反抗者想乘机汇合农民起义,推翻中共。当时,地下反共组织很多,如“中国青年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中国人民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党”,“反共救民军”等。

不久,莫的组织被当局侦破。龙白凯等三人被以“反革命”罪判了15年刑。莫逢杰被判5年徒刑,并没收了他的旧油印机和五元钱活动经费。那年他是高二学生,才17岁。

五年刑满後,因他抗拒改造,被从北京第二监狱又押送到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劳改农场。莫在此多次遭到批斗、殴打。也许从父亲那里遗传到执拗和倔强,莫逢杰蹲禁闭室时,在反省书上写道∶“我有思想自由,拒绝思想改造。”结果换来鞭子抽,刑事犯们被指使围成一团殴打他,脸上、身上、头皮上留下伤痕累累。

他後来从劳改农场逃出,四处流浪。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不忘找书,读孟德斯鸠、卢梭论人权的著作。他的思想从为父报仇提升到对自由有了深刻认识。他写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那就是生存的权利、思想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组成是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非为了镇压人民。共产党信奉‘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就是暴政。”

1981年,在海外亲友的帮助下,莫逢杰到了非洲多哥。站在西非洲的沙漠中,他思索著几十年苦难的答案∶“我用血泪和劫难的代价思索了30多年,得出结论,共产党就是黑手党。所不同者,它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巨大的野心,更残忍、更狡诈,对人类的自由和生存日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共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通过阴谋与暴力,对内建立无情镇压与强迫服从的奴隶社会,对外试图赤化全球。”

●续写人生

此刻,莫逢杰站在洛杉矶移民局法庭上,那双腿,跋涉过了多少跋涉不过的苦难,此刻自由了,却一步也迈不动。他站在那里,静静地流泪,用人类最原始的表达方式述说他的感慨、他的激动、他的不知所措。他最後想到的是该怎样走好这余下的自由的生命——

1988年初,他创办了“中国大陆避难者美西协会”,专门帮助那些受难的中国同胞。何伟明、张诺、张月娥、毕瑞斌、戚小姐┅┅有几十人得到帮助。莫逢杰晚上在旅馆做警卫,白天牺牲睡眠,用车拉著这些刚逃到美国的同胞找房子、学车、办工卡、找律师以及帮助整理政治庇护材料。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他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人称他正直、坦诚。大洛杉矶地区各项抗议中共的活动,都少不了莫逢杰的身影。

中共代表团来洛城,他和弟弟莫逢俊去“瓦解”,游说他们“起义”。一次两个团来了八个人,经他俩“工作”後,四人脱队出逃。1989年夏,中共三省商展在洛杉矶,从开幕到闭幕,他和弟弟天天到展址举牌示威,晚上到中共代表住的旅馆,从门缝塞剪报,揭露“六四”屠杀真相。

他曾请假四天,到移民局法庭为刚逃进美国的大陆同胞姚焕瑞做证,用他的经历证实中共的暴政。他请假三天,为访美的一中共处长讲解政治庇护和人权。民运高潮时,他曾买了一千罐汽水送给在中共驻洛杉矶使馆前示威人群。他为教会和民运捐款有四位数。他没领取过美国一分钱救济,全凭自己苦干打天下,前年买了房子,四房两浴还有泳池。

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汽车一发动,一盘纪念“六四”的录音歌带会自动响起,那歌声合弦着他生命的理念∶“我宽阔的胸膛就是一片自由的广场,为了自由的中国、拼搏、拼搏!”

有人问他到美国的感受,他说,最震撼他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都交给我吧! ”他给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理想∶将来当个作家。

事实上,他的经历和他一家的遭遇就是一本震撼人心的书,已用血和泪写在了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

(载纽约《中国之春》1992年8月号)

199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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