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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曹长青

1986年底,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的读者来信,随后我写了一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追踪报道,并配发了“人民有议论领袖的权利”的专论。结果是《深圳青年报》因此被当局查封;83岁的邓小平没退休,33岁的我被迫“退休”了,并不被允许进任何报社。为了获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几年前我来到美国。但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对海外民运领袖胡平的观点有所批评,竟导致胡平不仅在他编辑的刊物上不刊登我的文章,还组织了九人向美国《世界日报》的台北老板写联名信,意在使我在该报上也发不出文章。

一篇批评文章引起这样的风波,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有必要写出它的经过,因为它已超出了胡平与我个人之间的观点争论和怎样处理稿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言论自由的价值。

●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虚弱和无理

去年底,我发表了“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前哨》1995年12月号,《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2月3日刊出删节本),从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水平上,对原苏联东欧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做了比较,其中在谈到胡平时,对他写出《论言论自由》、一直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后,也指出《论言论自由》的局限性,例如从该文中大量引用的马克思语录中可以看出,“《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在《世界日报》刊出的当天早晨,胡平给我打来电话,对这种评价大发雷霆,质问我“你读懂我的《论言论自由》了吗?你懂言论自由吗?”并连声向我喊到∶“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们就他的《论言论自由》是否有局限性进行了辩论后,我提到已写好另一篇文章要投给《北春》,其中也评价了他的《论言论自由》,他立即警告我说∶“别人假如说批评我的《论言论自由》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那作为《北京之春》的编辑之一,我认为这个就是低于发表水平。”胡平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当我把文章送到《北春》后,该刊经理薛伟打电话通知我,胡平不同意发表。后来又来电话说,在力争下,胡平同意下期发表,理由是要等胡平写出反驳文章后一起刊登。我当即表示既然胡平作为编辑先看到了我尚未发表的文章,他写出反驳文章一起登也可以,虽然这样做不公平,因为该刊的争论文章向来是一来一往。但为了等胡平就把我的文章压一期是不合理的。后来薛伟通知我,胡平终于同意这期发表了,但条件是我要删掉批评他在海外民运两次分裂中负有责任的那两段内容。我当即拒绝,认为胡平写出《论言论自由》,却不许别人批评他,是非常恶劣的。这样几经交涉后,这篇文章才在该刊的最末尾登了出来。

随后胡平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了长达二万六千字的长文,对我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加以全面批评。同时在连续两期《北京之春》上刊发了另外三篇点名批评我的文章,和五封点名批评我的读者来信,同时发了赞美胡平的读者来信。同时用这样多的篇幅点名批评一个人,在《北京之春》创刊以来是没有前例的。但即使这样,我仍认为,并向《北春》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即使《北春》整本都是批评我的文章,我也欢迎,只希望能发表我的回应文章,允许我答辩。但当我的“权利梦对人的腐蚀”投给该刊后,胡平和该刊主编于大海拒绝发表。于大海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是编辑部的意见。我当即指出,民运圈的人对《北春》的情况都是了解的,所谓编辑部不就是你和胡平、薛伟三人吗。现在薛伟提前去台湾观选,决定稿件只有你和胡平。你说的“编辑部意见”是否包括胡平,于大海肯定地回答,“包括”。我又追问“那麽等于说胡平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于大海回答∶“你可以这样理解。”随后于大海给我发来传真信∶“此文没有尽量对事不对人,故不拟发表。”如果以对事不对人的标准,胡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点了我的名字73次,怎麽我的答辩文章提到胡平的名字就是没有“对事不对人”了呢?作为《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在十几年前就写到,言论自由,主要是给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的自由,因为歌颂和附和,没有人会阻止。怎麽今天当别人批评到他本人的时候,他就完全忘记这个原则了呢?

在海外自由世界,人们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只有专制社会才会舆论一致。而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言论只能以言论相对,不可以用言论之外的手段来解决。胡平不同意我的观点,完全可以用文章来反驳我,而不是用封住别人的嘴来保持自己的绝对正确。作为辩论双方,胡平比我有优势,我是自由撰稿人,要向报刊投稿,而胡平是杂志的主笔和有定稿权的编辑,他完全可以撰文作答(还可以赚稿费,胡平拿一份工资,还拿全额稿费,仅批评我的一篇就赚了近800美元)。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虚弱和无理。

●背后联名信不光明正大

而更恶劣的是,胡平在封杀了我投给《北春》的答辩文章后,于去年底到处打电话,发传真,组织联络了艾蓓、龚小夏、贝岭、吴国光、郭罗基、谢选骏、于大海、北岛等九人给台北《联合报》系发行人王必立写了联名信,指责《联合报》系属下的北美《世界日报》经常发表我的文章,“对若干民运人士及大陆学人和作家进行批评甚至人身攻击(常常是指名道姓),但极少刊出别人的回应文章和反驳文章。”明显给看不到美国《世界日报》的人一个感觉:曹长青净在骂民运人士、作家等。而事实是,我在《世界日报》发表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几乎全是批评共产党的,只有四篇批评了所谓“民运人士、大陆学人和作家”,且批评的是他们为中共辩护、向中共下跪和撒谎的行为。

联名信的九人中,于大海在《北京之春》与胡平有利害关系;北岛是艾蓓挚友。其他人则都是被我批评过的——

吴国光:我在“有尊严地回家”(以下简称“尊严”)一文中曾批评他用给中共领馆打电话与民运划清界限的方式谋求回国;他则打电话到我家骂“他妈的X”。

贝岭:我在“尊严”一文中指出他当年曾获得上万民运捐款,而在民运低潮时、他从深圳出来后向报界公开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他签名我并不奇怪,有点惊讶的倒是他为了报复批评过他的人,竟能和死对头北岛联名。

龚小夏:我的“尊严”一文并没有提及她,但她却对号入座,撰文为吴国光和她自己辩护,并说她曾回国在广州被拒,一直回不了国,声称还要给领馆写信等。但我撰文引用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上面写著:“龚小夏,显然她只是在1992年6月4日前夕被短暂拒绝进入中国,后来她就被准许回广东,接著离开中国也没有什麽问题。”我的文章也指出了虽然她曾多次撰文声称自己是“老反革命”,要民运资本,不忿新一代的“大名”,但在要回国时却装成个什麽政治都不懂的小傻妞。不仅矫情,更没有尊严意识。

郭罗基:在《争鸣》上发表文章名义推荐魏京生获诺贝尔奖,却在文章中大段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做法是“激进”;并指责当年“魏京生不断向邓小平开火,把他推到了敌对的方面。”在批评魏京生的同时,郭却在文章中大段表扬自己当年如何不激进,有政治智慧与共产党合法斗争。因此我曾在文章中批评过他。另外我曾在哥仑比亚大学演讲时当面批评过他的“加入共产党不后悔”等观点。

谢选骏:吴弘达被中共逮捕时,这位《河觞》作者之一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公开指责吴弘达是美国特务。我当场问他有什麽根据,他说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我说怎麽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国报刊这样报导,谢反驳说,“美国媒体都是垃圾。”我后来在评论吴弘达事件时批评了谢选骏这种说法。

胡平为了拉“同盟军”, 采取凡是曹长青批评过的我都联系,让他们在联名信上签名。竟然找到《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

艾蓓:以周恩来的私生女的名义,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在海外成为一时话题。但我读过发现该书内容胡编乱造,书中印了96幅照片,但没有一幅是艾蓓与周恩来或邓颖超的合影,而全是艾蓓本人扭怩作态的生活照。而且她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于是我撰文批评。

北岛:我正要撰文评论《叫父亲太沉重》,并批评艾蓓作假时,北岛来到纽约。我听说北岛要为此书写序而被艾蓓拒绝,因此打电话向北岛核实。北岛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他同时问我为什麽问这件事。我因为在中国时就与北岛相识,因此毫无戒备地告诉他,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批评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北岛立即劝我不要写,他说,艾蓓确实是周的私生女。我问他怎麽知道,他说∶“我猜出来的。”因为艾蓓在和他谈话时有过暗示。本来如果北岛有令人信服的证实艾蓓是周的私生女的证据,我就准备不写,因为我们必须服从真实。但北岛的这个“证据”实在是荒唐。但我也没有与他争辩,只是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具体写作计划和内容。他反问我说:“如果她不是周恩来私生女,为什麽共产党组织了一大批文章要出笼;共产党都派了刺客来。”我问北岛消息来源在哪儿,实在觉得他相信这种故事有点可笑。他则没有回答。他的电话放下不到一小时,突然有个女人打来电话,劈头就说“我是艾蓓,你吃惊吗?”我虽然回答“我不吃惊”,但心里还是有点惊讶,因为我与艾蓓既不认识,更从未谋面。而当时媒体把她的书炒成大新闻,很多记者想采访她,不是找不到,就是被她拒绝,现在她竟主动给我这个陌生人打来电话,当然让我感到意外。艾蓓说话直言快语∶“听说你要写文章批判我,北岛把你刚才和他的电话内容都告诉我了。”我当时很感不解,怎麽北岛能做出这种事。后来才知道,北岛与艾蓓的关系不是一般。我回答艾蓓说∶“我刚才是曾告诉北岛,要写文章批评你的书,并对你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提出质疑。”艾蓓马上激动起来,高声质问我说∶“共产党要暗杀我,他们派来的杀手已到了旧金山,难道你也要参加他们迫害我的行列吗?”至此我知道了北岛的消息来源。那麽艾蓓的呢?她说是旧金山中共领馆的人告诉她的,她说∶“有两个中共领馆人员几天后就会叛逃,他俩会向全世界公布暗杀我的计划。”(时至今天,两年多过去了,既没有所谓两个领馆人员叛逃的新闻发生,艾蓓也活得好好的)“现在枪已抵在了我的腰眼上,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当即告诉她∶“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我是记者,我只能写出我调查出的真实。”艾蓓听后,连哭带叫地喊道∶“记者也是人啊,也有人性的一面啊!?”在这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中,她一会哭,一会喊,千方百计劝说我不要写文章。最后看到不起作用,她说∶“那我最后只有一个要求,你在文章不提北岛行不行?我给你跪下求你了。”我听到这种“要求”感到很可笑,就开玩笑地说,在电话里也看不到你下跪啊。

艾蓓到底在电话那端下没下跪我不知道,但诗人北岛,却为了他的女友,不仅帮助编织所谓周恩来私生女的谎言,还与艾蓓一起签联名信背后整人,灵魂先下跪。这位踌躇满志等著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倒是为将来的报道事先提供了花边新闻。

如果胡平认为自己暗地里拉人写联名信的做法正常,找些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没有被我批评过、与我没有私人恩怨的人签名,也算有本事,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太掉“民运领袖”的身价?

要拉九个人也可以,既然他们全都是能写文章的文人(有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的阵容应该是够强的了),邀请他们每人写一篇批评我的文章,在《北春》上发半本,我也认为他们光明正大,以文对文,还算君子。而对这种拉帮结伙、背后搞人,用言论以外的手法对待言论,我不仅不怕,更不齿!

●因为没发他的全文,就要求撤编辑的职

我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发表后,胡平不仅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文批评我,然后不刊登我的回应文章,还另外写了万余字专门批评我的这篇文章,同时投给了香港《前哨》和《世界日报》周刊。“周刊”把他的这篇万余字长文摘发了三千多字,没有照发全文,胡平对此非常不满,在一个月内,连续给《世界日报》台北的老板王必立,《世界日报》总社长马克任,社长李厚维,总编辑李子坚等各级负责人写了11封(!)告状信,指责“周刊”主编“缺乏起码的编辑水准和基本的职业能力。”“我要求把曹长青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交给一批有关的专家学者审 A看一看究竟是谁的文章更不具发表资格。”“《世界周刊》就是要为曹长青一个人提供特殊服务┅┅《世界周刊》实际上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下去,《世界周刊》必将遭到所有海外真正的有识之士的无情唾弃,几十年联合报系的光荣成就就将毁于一人之手!”胡平并在信中要求撤换周刊主编,“应改由其他更具水准的人士负责编辑。”

按照胡平的标准,报纸没有全文登载他的反驳文章就应撤编辑的职,那麽胡平作为刊物的编辑,把别人的答辩文章一个字也不发,是不是胡平应该写信给《北春》主编,要求撤胡平的职呢?既然胡平要求专家鉴定他和我的文章谁水平高,那麽他为什麽不敢把我的文章和他的一起登在《北春》上,让读者鉴定呢?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曹长青头脑简单(他总怕读者看不懂,我都感觉他写的真累),那麽发表曹长青的简单化的、浅薄的文章不更使他在胡平的复杂和深刻面前相形见黜吗?正确而深刻的东西是不用担心读者大众不理解和不接受的。反对共产党的人,就别老像共产党似的担心大众分不清毒草香花。而同样在九人联名信上署名的于大海主编,为什麽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实践自己对别的报刊的要求呢?对这种因为没有全文照发他的文章,就背后给老板写信要求撤编辑的职,砸人家饭碗的做法,《世界日报》很多知道这件事的编辑记者都很气愤,其中有人感叹说,“民运人士真是惹不起,来到海外还搞共产党背后整人那一套。”对于胡平为此事不断打电话纠缠,《世界日报》社长说∶“因为一篇文章你就要求我们撤编辑的职,这个要求我们报社上上下下都不会答应的。”

●找到当事人,让他们收回说过的话

由于胡平拒绝刊登我的回应他的文章,我只好把它投给了其他报刊,《前哨》发表了减缩本,《中国之春》发表了全文。面对我在文章中陈述的事实,善于著文撰字并经常在他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洋洋万言的胡平,不是著文回应我的文章(据《中国之春》主编讲,他们曾委托于大海邀请胡平写回应文章,并留了版面),而是给我在文章中引述的当事人打电话,施加压力,试图让他们收回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过的话。胡平的太太王艾打电话给林樵清劝他收回对我讲过的话,并说,“跟曹长青走没有政治前途。”(他们把曹长青当成了有“总统梦”的胡平)胡平和王艾还分别给我文章采访过的白梦打电话,让他“站出来讲话”。白梦回答说∶“我对曹长青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因为我确实是那样讲的,而且也是同意他引用发表的。”

胡平的这种背后“小动作”最近已到了走火入魔的荒唐地步。他的太太王艾打电话散布说∶“曹长青和他太太都是中共派来的特务,我们周围的朋友都这样认为。”理由是曹长青经常在报上批评民运人士,尤其是批评了一直反共的胡平。

最近由于我连续写了几篇批评胡平的文章,被有些朋友问道我是否与胡平有个人恩怨。其实我和胡平的私人关系直到我批评胡平的“见好就收”理论之前一直是不错的。八九民运前我从洛杉矶到纽约开会曾在胡平家的客厅里住了半个多月;九零年我和妻子搬家到纽约,第一站也是落脚胡平家,为此一直很感激。胡平的第一个太太精神不太好,我曾到处打电话帮助找精神科医生;胡平离婚后我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胡平和现在的太太结婚后,我也和妻子一起送去了玫瑰花和落地台灯祝贺。王艾和胡平发生了家庭矛盾也曾向我们夫妇求助。

也有人认为我对胡平太不客气了,应该以和为贵。是我对胡平太苛刻了吗?《北春》曾发过不少严厉批评我的文章(包括胡平本人的),我都从不曾激烈反应,也很少回应,更不可以想像打电话骂批评我的人。我认为有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批评的有道理,我则额外多一个学习、改正的机会。如果我认为批评的没道理,我可以撰文反驳,因为以文对文才是言论自由的原则。而胡平错在他用了文章以外的手段来封住别人的口;错在他用写文章反驳我的精力,去拉帮结伙,甚至做工作劝我采访过的当事人收回他们说过的话。这些做法都是惊人地超出我的想像。

如果这种事是任何其他人做出来的,都不会令我如此愤怒。因为虽然我认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没脱离马克思主义框架,但我仍认为它讲明白了什麽是言论自由的关键,那就是绝不可用权力或行政手段来对付言论。胡平的做法使我想起几年前报道的一个美国著名神父,他的严谨和对上帝的虔诚令众信徒十分钦佩,但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和一个妓女多年偷情,人们被欺骗的感觉和由此产生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只有专制者才压制批评声音

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上第一堂课时,教授问大家,“什麽自由最重要?”有人说是“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有的答是“新闻自由”,也有人认为是“选择的自由”。最后教授说,这些回答都不准确,“最重要的自由是言论自由。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你们连回答我的问题的机会都没有。”而在两百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在权力中心、并遭到报纸辱骂轰炸的时候还能说出:“在有政府无报纸,和有报纸无政府之间,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就是美国能有今天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而胡平在离总统位置还遥遥万里、仅仅是一家民运刊物的编辑,有这样一点小小的权力时,就千方百计地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压制批评他的声音,并阻止别人在其他报刊批评他。而自认为代表作是《论言论自由》的胡平,不觉得他的做法是在为中国民运的历史提供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吗?

——原载洛杉矶《中国之春》杂志1996年9月号

199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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