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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的巨大财富——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四

曹长青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除了藏人的苦难经历和全民信佛给人强烈的印象外,再一个就是藏人开办的学校,由于它教授藏文,又不收学费,吸引了大批西藏青少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这里求学。而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学校大多用汉语教学,而且学费越来越贵。

在距达兰萨拉四小时车路的西藏儿童村分校,校长白玛次成告诉我,该校现有1,251名学生,99%是近年从西藏逃来的,都没有护照。

这个学校有初中、高中班,学生年纪在14到17岁之间。学校共有61名教师,除一人外都是藏人。白玛介绍说,“每个月,每天,都有学生从西藏逃来这里,昨天还到了六个孩子。他们在这里学习数理化各种知识,还学习藏文、英文和印度文。毕业後,再到印度的大学深造。有的又回到这里任教。”白玛指著身边28岁的学校教务长拉噶才仁说,“他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在课间,我采访了一个刚逃到这里才一个月的学生班禅。这个16岁的男孩告诉我,他家在拉萨附近乡下,父亲已去世,母亲50多岁,在牧场干活。他有五个兄弟两个姐妹,其中两个哥哥是和尚。家里没钱供他读书,而他特别想得到好的教育。他的舅舅做生意,有时去尼泊尔,听到这里有学校教藏文,就鼓励他逃到这求学。

“我们一批20多人一块逃的,交了700元带路费,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路也太长了,太累,太难走,有时感觉会死在路上。”班禅说,他学完会返回西藏,为西藏的未来做点事。

●八千西藏青少年逃来印度

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中心”主任索郎秋培介绍说:“从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500多孩子从西藏逃到这里,年龄在6到13岁之间。他们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在路上走一个多月,有的孩子冻死了,有的冻伤,但大部份都过来了。”

这些孩子有的是随父母来的,有的是交钱给蛇头带来的。由于中印边境双方都有大量驻军,因此偷渡者主要是进入尼泊尔,再从那里到印度。因尼泊尔与中国关系较好,在边境双方没有驻军,只有哨所,而且山口也较多。

印度驻军见到逃来的藏人,只是赶回去,不抓。见到孩子有时放他们进来。但尼泊尔哨所抓到越境藏人会交给中方,有时还勒索抢劫藏人,因为逃来的藏人都带著一些积蓄。在达兰萨拉编辑中文《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告诉我:“不久前,一个从西藏逃来的尼姑,在边境被尼泊尔警察强奸。”

“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这里之後,就不管了,等于是托付给了西藏流亡政府。孩子的吃住教育等全部开支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募款。”索郎秋培继续介绍说,“过了七、八年之後,这些孩子父母弄到护照後,再到这里来找孩子。有的父母长期申请不到护照,想孩子心切,就冒险偷越边境过来看孩子,再以同样方法回去。因为这里的教育水准高,又不收费用,因此逃来的孩子越来越多。1979年以来,已有8,000名青少年从西藏逃来。”

●藏干与中共捉迷藏

中共当局近年开始采取措施,规定说,藏人干部如果不把孩子从印度领回来,将开除公职。当局给干部发护照,让他们来印度领孩子。由此在藏干与当局之间开始了一场“找孩子的迷藏”。

有的藏干怕丢掉饭碗,只好把孩子接回去,也有的从印度回去後谎称孩子丢了,无法找到。有的干部则利用这个机会来印度听达赖喇嘛讲经,然後对当局说,孩子被带到尼泊尔边境时又跑掉了,而他已无足够路费回去再找。也有的藏干来到印度,干脆就不回去了。“难民中心”一位刚逃来不久的藏人说,现在拉萨有些藏干煞有介事地在街上贴“寻人启示”找孩子,其实是做给当局看的,因为他们早已把孩子送到了印度。而在西藏乡下,由于现在经济开放,人员流动,孩子没有了,家里谎称说送去了城里亲戚家,当局也搞不清楚。

在西藏儿童村,校长白玛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最近有人从西藏带来的中共西藏共青团委员会开具的藏文介绍信,上面写著,如果父母不把孩子从印度领回,将开除公职。

在“难民中心”,住著一百多名新从西藏逃来的人。越来越多的藏人源源不断地逃来达兰萨拉,给流亡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西藏通讯》编辑达瓦才仁说,“经济上有些困难,但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国际捐款越来越多。但现在流亡政府的政策是劝逃来的人回去,因为中共向西藏大量移入汉人,使藏人已成为少数,藏人再大量逃来印度,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成为少数了。而且印度终究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早晚我们要回到家园。经过劝说,逃来的藏人有一半又回去了。中共给藏人洗脑宣传说,达赖喇嘛回去要恢复农奴制,但逃来的藏人在这里亲眼看到流亡政府的民主运作,了解到西藏的真相,回去後等于是活的宣传品。”

●藏人传统:孩子六岁就进寺庙

大人回去了,孩子一般都留了下来,分配到各地藏人学校。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了104所学校,其中千人以上的全日制寄宿学校有7所,有65,000多名藏人学生。同时还建了一所综合大学,该大学以藏语授课,培养了很多藏学人才。

在印度南方藏人居民点拉格林,藏人办的学校有1,200名学生。居民点的行政主管、达赖喇嘛的代表索南考拉桑告诉我,学生的衣食住都是免费的,也不收学费。除了流亡政府给些资助外,主要来自国外捐款和个人赞助。现在300学生有赞助人,一个月20美元,赞助人多来自法、德、美等西方国家。

我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儿童村采访时,遇到一个法国驻中国的女外交官,我们共进午岳犰o告诉我,她听说这里有西藏孩子需要帮助,就特意和丈夫一起来这看看并选择赞助了一个女生。

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现在是西藏儿童村总校校长,她告诉我,在西藏流亡社区,98%的孩子都上学就读。

有些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印度,是因为这里有能使孩子很早学习佛学的机会。以藏人的传统,孩子满六岁,就可以送到寺庙当和尚,学习佛经。但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规定年满18岁才可以出家。因此现在西藏的寺庙中出现了“非法和尚”:那些年龄没到18岁的和尚,在中共当局来寺庙检查时,就躲起来,检查人员一走,再进寺庙。

达瓦才仁说,“我有三个弟弟都是‘非法和尚’,有个才14岁,当局来检查,庙里的人就谎称他是临时来帮忙的。但很多小和尚被查出遣送,父母还受惩罚。因此很多家长只好把孩子送到这里的寺庙。”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的寺庙,有一百多名7到15岁的小和尚,绝大多数都是从西藏逃来的。

●流亡藏人的“延安”

从西藏逃来的成人,很多也进入学校学习。在距达兰萨拉三小时山路的索噶学校,就是藏人建立的成人学校。这个学校建在山上,坐在课堂,隔著窗户就能清晰地看到雄伟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学校现有的319名学生,全部是近年从这白皑皑山脉後面的西藏逃来的。

60岁的校长降巴介绍说:“这里的学生最小的18岁,最大的35岁,多数是从西藏东部的安多(青海)逃来的,因那里学校更少。他们对当局说去拉萨做生意,逃到这里学习六个月或一年,再偷渡回西藏。”

这个学校没有校园,没有操场,只有一排排铁皮房子,作为教室和宿舍,房子之间有潺潺流动的泉水,山青水秀,充满灵气。一个筒仓式铁皮房子,有20多张床,没有取暖设备。

我去的时候是11月底,住在达兰萨拉很好的宾馆,晚上要把两条毛毯和被子全压在身上,还有时冻得难以入睡。达兰萨拉的旅馆和住家都无取暖设备,成人学校的学生们要在铁皮房子里过冬,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校方发给每个学生四条毛毯。我在学生宿舍看到,每个床头除了毛毯和书籍,都挂著达赖喇嘛的像。在课间,当学生听说来了一个中国人采访,一下子围过来100多人。校长提醒我,不要拍照,不要问他们的名字,因他们还要回到西藏,免得中共找麻烦。

从甘肃天祝县逃来的今年28岁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毕业于甘肃省佛学院,经常听英国BBC和美国之音,因此知道了这个学校。他是前年9月和40人一起逃来的,在路上走了23天。

当我问他对西藏前途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西藏不独立,我不结婚,宁可等二十年。”当我提醒他达赖喇嘛主张西藏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时,他马上说:“我同意达赖喇嘛的‘一国两制’,达赖喇嘛怎麽说,我都同意。”

他穿著白色衬衣,花格毛线衫,外面是西服,脚蹬皮鞋。我问他怎麽穿得这麽时髦?他笑著说,“这是学校两年前发的服装,我经常穿。”我问他“你恨不恨中国人?”他说“不恨”。“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当面你不好说?”他回答我说,“不是,我在西藏时心里就这麽想,我恨共产党。”

●千名藏人纪念“六四”

这个藏人小伙子对中国人的想法不是个别的。我在当地采访的50多名藏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去年六月,达兰萨拉的藏人们还举行了纪念“六四”死难者活动,有一千一百多人参加。我听到这个数字很是感慨,因为我居住的纽约,有30万华人,但每年纪念六四活动,参加的人都不到500人,才是千分之一强。而只有7,000藏人的达兰萨拉,有1,000多人参加,是人口的七分之一,还是纪念中国人。藏人的这种胸怀,和他们信仰佛教,遵守“戒律”中的“不杀生”、“不仇恨”有关。

降巴校长说:学校也给学生讲授一点佛学,希望能使青年人得到更多的佛教文化熏陶。学校一个月费用18万卢比,合5,000美金,由流亡政府拨给。学生们都很用央A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学习到晚上六点,一周学习六天。他们刚来时,50%的人会说中文,35%的人会藏文,其它的人什麽也不会,只会说一点点藏话,因在西藏没有学习藏语的机会。在这里他们学习藏文、英文和其它知识。

在课堂上,我看到那些二、三十岁的男女藏人,在用看图识字的藏文课本,随著老师的发音,在一字一句地复念朗读。那几十名学生一起朗诵的声音,和窗外奔涌的山间溪水声,此起彼伏,交响在一起,流动著活力和希望。它使人不期然想起四十年代的延安,那种同仇敌忾,那种艰苦奋斗,那种青年学生冲破封锁义无返顾、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劲头。

●青年藏人都想报效国家

在新德里机场接我的青年藏人诺佩正在印度的一所大学读书,他说,最大的志愿是毕业後能进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虽然在文盲很多的印度,一个大学毕业生很容易在印度人社会找到工作,但他认为必须为西藏自由独立做点事,尤其是他小学中学都毕业于藏人学校,流亡政府给了他免费教育,他必须回报。他前年曾利用假期偷渡进西藏进行考察。

曾陪我去南方采访的23岁的“西藏青年会”干事更秋才仁告诉我,如果流亡政府有一个空额,会有几百名藏人应征,很多都是大学生,要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能进入流亡政府工作,非常被人羡慕,因为大家都想为西藏做点事,为国家献身。他也是大学毕业後经过几次考试与筛选才进入“青年会”的。更秋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与藏文,还会说印度语和南方乡下的印度方言。

●人才:西藏的未来

现在流亡社区的中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是藏人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有这种报效国家、回报政府教育的愿望。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的素质很高,绝大部份大学毕业,很多还在美国留过学:

我在南方采访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的行政主管索南考拉桑在纽约长岛的大学进修过硕士课程,还在挪威的“西藏之声”做过编辑;拜拉库比藏人居民点的主管普布赛达在乔治亚大学政治系读过书;南方藏人居民点总负责人丹巴桑噶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流亡政府新德里办事处主任坚巴曲桑在迈阿密大学获得比较政治学硕士学位;

流亡政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土丹桑佩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硕士。哥大新闻学院是世界一流新闻院校,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至今才十几人,而桑佩是第四个获得这所新闻学院硕士学位的流亡藏人;

教育部第二副部长塔西瑞卡在维吉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交部的第二副部长索南达波,在新德里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後,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拿到政治学硕士学位。

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後,特别强调教育,不仅开办藏人学校,提供免费教育,还把一批批青年藏人送到西方国家的大学深造。西藏流亡政府现在虽然仍艰难奋斗,但它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是通晓英文,熟悉国际社会,心胸开广、有全球视野的人才。这是它最大的财富,也是西藏这个民族百压不垮、不可征服的希望与未来。

(载香港《开放》1998年6月号)

199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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