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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一

曹长青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搭飞机,经过17个小时,几乎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甘地机场。我很早就想采访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尤其是印度南方的藏人难民点。1959年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逃亡到印度建立的流亡社区,现已有12万人的规模(尼泊尔有一万藏人,西方国家约五千),其中四万多藏人集中居住在印度南方的四个居民点,其他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较小的一些居民点。

很多记者去过距新德里一天路程的北方小镇达兰萨拉,那里有西藏流亡政府,但很少有人访问南方的藏人居民点,因它在偏僻的丛林之中,交通很不便利。陪同我的藏人朋友说,我是这些年来第一个到那里采访的中国记者。

从新德里搭乘特快列车,走了两天一夜,抵达被称为“印度 谷”的南方大城市班加洛尔(Bangalore),然後再乘近一天的长途汽车,才到达我要采访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拉给林”(Rabgayling)附近的小镇,再向前走,就没有公共汽车了。由於我乘的汽车晚点,居民点来接站的藏人已不在了,当时又已经是半夜,只好找到一个出租的机动三轮车,但车主说他必须找到伙伴才敢去。我以为这里治安不好有强盗,但他解释说,这里晚上经常会有成群大象。从他的恐惧中,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置身於丛林荒野之中。

崎岖颠簸的乡间小路,一片漆黑,车上的两束微弱灯光,更照射出黑暗的巨大。而这唯一的小三轮车的马达声,更震响出四周的寂静和荒芜。在这漆黑的夜晚,这个荒野之地,我紧紧地抓住颠簸的车身,心里很是感慨,几万西藏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流亡到印度,居住在这样的荒郊丛林之中,该是怎样的无奈。

10%藏人死於酷璁

西藏有一千年的历史,藏人世代居住在西藏高原,他们适应了那里的气候,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藏人从没想过,离开高原怎样生存。但共产党来了,社会主义的喧嚣锣鼓敲碎了这个世界屋脊的千年宁静,随之西藏被强行“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藏人起来反抗,遭到中共的大军镇压。

到底有多少藏人被杀害?至今还是一个谜。後来流亡藏人曾组织游击队袭击中共军队。六十年代初,他们伏击了中共西藏军区副参谋长的车队,从缴获的文件得知,从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仅在拉萨和附近地区,就有八万七千藏人被枪杀。

1996年底,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撰写的可能是第一本有关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大饥荒》(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贝克在中国走访了很多高级官员,并查阅到一些当年文件。该书引用班禅喇嘛的数字说,1959年中共在西藏“平叛”时,15%的藏人被关进监狱,其中一半被迫害致死。

该书披露,“大饥荒在西藏造成的大众死亡,比中国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严重。”“在达赖喇嘛出生地青海平安镇,一半人口被活活饿死。”据该书推算,西藏的人口在1959年有340万,经过五十年代末的大屠杀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到了1964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数字,西藏人口下降到只有250万。五年期间,藏人减少了90万。去掉逃亡印度的10万藏人,那就是说,有80万藏人死於枪杀和饥饿。如果算上五年期间出生的人口,死亡人数可能有100万。

因此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1982年10月9日在东京演讲时说∶“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纳粹残害犹太人般的大屠杀,展露了共产中国是残忍和反人道的刽子手,它的残暴和极端反人道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共产政权。”

酷热使10%的流亡藏人死亡

面对屠杀,成千上万的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逃到印度。印度政府对逃来的藏人很同情,除了帮助安顿,各邦还把一些不用的土地分给了他们,按人头,大人近一英亩,小孩减半。 那些千辛万苦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在解放军追杀中幸存的藏人,还没喘过气来,就发现他们并没摆脱死亡的威胁。这些世代生活在海拔3500米以上冰雪高原的西藏人,惶恐地面对一个从没见过的印度平原。巨大的地理环境变化,导致水土不服,再加上酷璁闷热,一批批藏人相继死亡。

68岁的伦周巴登是当地居民点藏人议会主席,他回忆到,1960年他和妻子背著一岁和四岁的两个女儿逃到了不丹。为了躲避中共军队,他们白天藏,晚上走,足足走了45天,才跋涉过边界。“到了不丹,找不到西藏食品,再加上酷璁,我们一岁的小女儿先断了气,没几天,四岁的女儿也死了。我背著妻子,徒步从不丹走到印度,去找达赖喇嘛┅┅”

63岁的居民点厨师金巴丹增告诉我,当年他刚到这个居民点时,这里只是森林沼泽,没有路,没有房子,丛林中的酷热难挨,很多人因此死亡。“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和尚,当时六十岁,刚到这里才七天,就在我的身边断了气。”

拜拉库比(Bylakuppe)是印度南方最早修建的藏人居民点。居民点秘书洛桑俄周在1961年随第一批三千藏人到达这里。他回忆说,当时这里都是密林,阳光都照不进去,里面闷热,气温高达四十多度。只有把树砍到,透点空气,才使气温下降。他们砍树建路,随身带著帐篷。渴了时,不敢到远处找水,因为密林中有很多大象和白狼,他们只好喝林中的河水。但由於腐烂的野兽尸体污染了河水,喝了之後,很多人死亡。“我的祖母、妻子和舅舅都是那时死的。我们第一批来的三千人,两年之後,死了三百。”

从荒野中幸存

但今天任何一个来访者,都只能凭藏人的回忆来想象这里当年的荒凉了,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藏人把这片荒野密林建成了一个房屋林立、道路纵横、一片平原的居民区。印度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规定藏人自己管理居民点,印度人不可住进。现在,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立了76个居民点。每个居民点都有一名达赖喇嘛的代表,做行政管理。居民点中的每个难民营选举出一个议员,组成地方议会,制定政策、通过预算并监督达赖喇嘛代表的工作。

印度政府当年只是一次性给了土地,後来再没给。但藏人人口不断增加,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藏人居民点中平均每个家庭有七口人,再加上不断有藏人从西藏逃来,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因此大部份藏人在不是农忙季节就到外地经商。我十一月中旬到达时,大部份藏人都不在居民点。当地人告诉我,虽然他们在外地做生意比在居民点种地经济效益好,但他们都不愿搬离藏人居民点,为的是保持民族认同。每一个藏人居民点都实行多种经营,开办了毛毯厂、拖拉机厂,有的还经营摩托车厂、玩具厂和电脑培训中心。在“拉给林”藏人居民点,有18个手工地毯工厂。藏人的手工地毯曾风靡印度大陆,很赚钱。我在拜拉库比一家地毯厂参观时得知,两个女工,用13天才能织出18平方尺花样地毯。一张大地毯能卖七千卢比(约两百美元)。地毯厂经理自豪地说,“只要你有图案,什麽样的花样我们都能织出来。”墙上挂著他们刚刚完成的一个荷兰人定制的有著离奇古怪图案的地毯。

和周围的印度人社区比较,藏人居民点把生活组织得更好。我在印度走访了新德里等大小五个城镇,发现每个城镇都有很多印度乞讨者。但在藏人居民点,没有一个藏人乞讨。而且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略高於周围的印度人村落。例如,在拜拉库比,35%的藏人使用煤气做饭;而在周围的印度人村落,用煤气做饭的低於10%。

藏人的社会主义

藏人在各居民点建了75所分支医院,总医院在达兰萨拉。藏人居民点的政策更像社会主义。藏人看病是免费的,药品只收成本费;住院一个月一百卢比(不到三美元)。65岁以上者,贫困者,僧侣都是免费,新来的难民前六个月免费。

每个藏人居民点都建有老人院。收留无子女的65岁以上的老人,费用由居民点管理部门募捐。每个星期天,都有“西藏青年大会”和“西藏妇女协会”的志愿人员帮老人洗澡、洗衣服。在道古凌老人院,有260名老人,其中70名残疾人。73岁的班玛本双目失明。他告诉我,1959年他逃来印度时是个和尚,他被安排在北方修路,放炸药时,发生意外,他的两眼被炸坏。他已在老人院度过了几十年。这个老人院年纪最大的已有102岁。我特意和她合影,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逾百岁的人。她的女儿也在这个老人院,快80岁了。老人们三顿饭後就是摇铃念经,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藏人在流亡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藏人流亡点现有104所藏人学校,其中千人以上的七所。很多藏人父母把孩子从西藏偷送到印度的藏人居民点学校学习,因为这里教藏语,而且不收学费。

在我居住的纽约,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身著红色道袍的和尚,会感到很稀奇。但在印度的藏人居民点,满街都是和尚尼姑。藏人在流亡社区建立了近两百所寺院,有近一万六千僧侣在寺院学习。在拜拉库比,一个寺庙有1700个和尚,最小的5岁,最大的近80岁。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1000多和尚坐在一个大厅中击鼓念经,那种震天动地的场面,非常难忘。

藏人的苦难,与中国人有关系

很多四、五十岁的藏人都是1959年随同父母逃来印度的,当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拜拉库比藏人居民点的达赖喇嘛代表土登安叶桑和父亲一起逃来印度时只有12岁。他的母亲被中共关进了监狱,文革时被批斗致死,因为他家被划为地主。他说,“我对母亲唯一的记忆是她每天都在哭。”土登在尼泊尔上的大学,毕业後曾在藏人学校当校长,因此他去印度的中共领馆申请回藏探亲签证被拒绝。今年49岁的土登已流亡了38年,一直没有机会回去西藏。他告诉我,“有一次我找到西藏和尼泊尔的一处边界,那里没有士兵守卫,我走了过去,当踩在西藏的土地时,我泪流满面,在那里呆呆地站了一个半小时。”

虽然土登有这样的经历,但他和绝大多数藏人一样,并不仇恨中国人,他认为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给西藏带来了灾难。他说∶“从我的内心,我非常希望西藏独立,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达赖喇嘛的观点,让西藏高度自治。我们西藏不能挑战中国,中国太大。我们希望和中国共享人类的价值。”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相互理解。我想90%的中国人不知道西藏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他们仅仅知道北京的宣传。从佛教的观点,应该告诉人们真实。”几乎所有我采访的藏人,都渴望中国人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西藏的真实。拜拉库比“西藏妇女协会”主席措尼才仁在向我讲述流亡藏人的苦难时,泣不成声,她流著泪说,“告诉其他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哈达的重量

在没去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点之前,好心的朋友劝我要小心,因为汉藏有很多隔阂和怨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藏人居民点,很多藏人向我献上表示友好的白色哈达。我1994年发表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被译成藏文,发行了藏文和中文两种小册子。所以藏人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有的还带著啤酒到我的住处,一定要和我干一杯。那份真诚和友情,让人很感动。一次我走在藏人居民点的大街上,当陪同我的藏人朋友向人介绍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时,藏人立刻献上一条哈达。我不禁纳闷,怎麽街上的藏人兜里会随时揣著哈达。离开印度时,我的旅行包里多了70多条哈达。背著这些哈达,更感觉心的沉重。

作为一个中国人,听藏人倾诉他们的苦难,会有特殊的难过。我想起一位中国记者朋友信中的话∶“中国人的苦难,与藏人没关;但藏人的苦难,却和中国人有关系。”在返回纽约的飞机上,耳边一直轰响著那位西藏妇女协会主席的声音——“告诉其他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1998年2月号

199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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