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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日本的例外性与美国


美国是“例外”的,即独一无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个词,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1831年到美国考察时提出的,它强调了美国的与众不同。这种例外,构成美国样板价值的特质,这是热爱美国的人们最为欣赏和推崇的。

但令人悲哀的是,美国的“例外性”被左派不断腐蚀破坏。尤其过去一年来,左派窃取大选(颠覆民主制度),高税收高福利(窒息自由经济),纵容非法移民涌入和黑命贵打砸抢烧(践踏法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灌输变性,鼓吹男女厕不分等(摧毁人类基本道德和文明)。美国的“例外”正被严重损害。

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现在只有亚洲的日本,左派势力被控制在很小的空间,既掀不起风浪,更完全没有操控整个社会走向的能力。日本不仅没有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左派那种全方位推行左倾意识形态的嚣张和疯狂,其左倾能量甚至远低于同样是亚洲民主国家、人口远比日本少的韩国和台湾。保守主义和其政治势力一直在日本占绝对压倒性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真正的“例外”。那究竟为什麽日本能成为这样一个例外?这主要源于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历史,和这种文化中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民族、独特的国民性。

且不谈幕府及之前的日本,近代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确立了像美国一样的保守主义价值体系,只不过西方学者对此少有比较论述,更没有像对美国的“例外”那样高歌赞美。

如果说1776美国革命确立了秩序、法治、道德、自由经济、个体主义、宪政民主等价值体系,那麽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也基本是这种方向。两者颇有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不同。

第一,都学习最好、最强的,无论对方是敌是友。

美国建国初期就面临一个选择,是英国方向,还是法国?当时有两种声音在较量∶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等清晰而强烈地倾向英国的保守主义价值体系,认为其代表信仰、秩序、法治,道德等传统价值;而杰弗逊、麦迪森、潘恩等喜欢法国模式,甚至一度顶礼膜拜法国大革命,认为实现了大众民主与平等(全盘社会改造、一步到位)。这种政治分歧,演变成今天的左、右两派,更准确地说,是激进派(左)和传统派(右)的价值选择和对峙。

华盛顿、汉密尔顿们的智慧在于∶没有因为他们受英国殖民统治、刚跟大英帝国打了艰难一战,而感情用事地讨厌和放弃英国(体系),反而是亲英国、而拒法国(美国独立得到了法国很大帮助)。这等于亲“敌人”、拒“盟友”;说明美国建国先贤们对英、法两种价值理念的不同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睿智地做了正确选择。

在这点上明治维新的日本精英很像华盛顿、汉密尔顿们,虽然美国的炮舰(黑船事件)打开日本的国门,迫使他们签了不平等条约,但他们愿赌服输,崇拜强者,学习强者(从而把自己变成强者)。之前还有英国和西方各国联军炮轰日本,但日本一发现别人比自己先进,立刻就跟他们签订友好合约,并马上引进、向他们学习。这是日本最令人敬佩之处。当代日本继承了这一传统。二战日本不仅被美国打败,甚至被史无前例地扔了两颗原子弹。当时美国及西方专家都认为,日本一定会拼死报复。但日本不仅没有报复,更没有把美国视为永久敌人,没有什麽抗美、反美,反而立马学习美国,并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最可信的盟友。这种心胸、气度、视野,尤其是理性,都是造就当今繁荣、强盛、和平、文明的日本的根基性文化。

美国建国时选择亲英国、拒法国,日本明治维新提出“脱亚入欧”,其实就是亲西方、拒中国,都是大智慧。设想一下,中国有可能在二战后提出亲日本、拒苏联吗?完全不可想像吧。

美国、日本这两国的先贤,都有这种敏锐的眼光和头脑。而中国至今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更不知被日本甩几个世纪,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不知好赖,更不肯“学好拒坏”,当今中国更是一边做恶霸,一边与匪徒(塔利班、伊朗、北韩之流)为伍。

第二,美国、日本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因为事先做准备,懂得好赖。

美国先贤决定效仿英国模式,因为他们熟悉英国,欣赏英国,尤其崇拜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当时华盛顿的士兵都喜欢穿具有辉格传统的“蓝色加米黄色”的制服。1776美国独立前,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阐述自由经济的《国富论》、洛克论述个人权利的《政府论》都已问世,美国先贤们熟读并强烈认同。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几乎照搬了洛克的人有生命、自由、私财等三大权利学说,只不过把第三项私财改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担心有人用“黑奴是他们购买的私财”为由拒绝废除奴隶制。

日本的先贤们更为做gong课,明治维新时,他们组团到英美法德等国考察,研究他们的宪法,学习西方。后来做了日本首位首相的伊藤博文率团在欧洲考察长达22个月!回国后又经过十多年研究讨论,才在1891年正式提交了日本首部宪法!日本精英学习西方极为敬业,有六个字的形容∶始惊、次醉、终狂。开始时震惊西方的长处,然后为之沉醉,最后是狂热学习。这样一番学习、研究之后,日本精英们并没有照搬西方,而是根据日本国情和文化,制定了日本特色的宪法和制度建构。

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形。对于学习外国,清朝大臣李鸿章等只到欧洲走马看花一下,就提出变革口号,但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的只是西方的技术,不要他们的制度和文化价值。梁启超赴美一趟,看到中国城的华人一团乱糟,立马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而孙中山起草的建国大纲,是某天晚上突发奇想的急就篇;其手稿被展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落款是“供妻儿玩索”(给老婆孩子看著玩的),真是“儿戏”啊。

美国制定宪法,仅在费城就讨论114天;日本制定宪法,从去西方考察到国内讨论前后十多年。而孙中山只是一个人,一晚上就“急就”了中国的建国大纲。如此“儿戏”注定了(国共两党主导的)中国后来的命运。

当代同样,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仅到美国日本新加坡三国走了一趟,羡慕人家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所以邓的改革是“共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只要技术,拒绝制度和人文价值。当今习近平的天下,已经走到了大盗、小偷、瘟疫毁世界的地步了。

第三,美、日都保护传统,不翻天覆地全盘改造。

美国革命13年后,有了法国大革命,被史家称为“姊妹篇”。但美国成gong了,法国却血流成河,断头台成为其标志;法国随后折腾动荡了百年后才算稳定下来。美国革命获得重大成果恰恰是因为避免了“法国道路”,没有“去英国化”的全盘社会改造,在保留原有英国的秩序、文化和价值基础上,渐进走到当代。

日本明治维新所以硕果显著,和美国有相似性,他们也没有像法国大革命断头台那种滥杀无辜的血腥暴力(基本上是和平地从封建幕府制转移成君主立宪),也没有后来中国文革时那种“全面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灭一切传统价值)。日本精英信奉和实践了与美国革命相似的价值目标∶保护和保持原有的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等,尤其是日本独有的精神遗产。明治维新是在保守主义价值下进行的一场和平变革。纵观日本历史,从来没发生过大规模暴力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列宁十月革命,没有毛的共产革命,没有法国红五月,更没有美国黑命贵式的暴徒运动┅┅ 日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秩序、最重视法治、最看重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下,西方式左疯难以生存,更别说获得政治权力。这是日本人的幸运,也给整个人类提供了一个榜样和许多应该学习、引进的价值。

第四,美、日都走了一条自由经济之路。

托克维尔在考察时看到,美国人跑马占荒(获得土地)、勤奋劳作,自由竞争,把发财致富看作理所应当,而且视为美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中也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新教伦理和发财致富结合到一起的完美尝试。英国当代历史学家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美国人的历史》中肯定地说∶没有人的利欲和野心,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建立。美国建国之初,就把自由竞争作为根本,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热衷的均贫富、平等至上。

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这种思路,一开始就建立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在这方面日本更难,因美国是白手起家建国,没有欧洲王公贵族那种历史包袱。而日本当时就得面对31万武士的解除武装难题。当时武士俸禄是日本军队开支的两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怎样解除武士的武装?日本精英们没有一刀切强制解决,而是用市场经济方式,非常智慧地解决了∶新政府一次性地发给武士一生的俸禄以解除其武装,但不给现款(政府根本没有这大笔资金),而是把款项变成政府公债,投到银行作为股份,付他们利息。日本经济发展了,武士们在银行的股份就增值而发财了。这也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两年内银行就从7家发展到150家。结果武士们不仅没造反,反而成为最支持改革的力量,因为他们可从中获利致富。明治维新后,虽然强化了中央政府职能,但日本却没走政府控制的国家经济,而是选择了重视发展私营企业的市场经济之路,甚至是国家出资帮一些企业,成型之后,迅速把它们变成私人企业。日本精英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懂得并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可谓相当智慧。

第五,美、日在变革时代都涌现一批杰出人才。

对1776美国革命的成gong,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赞叹说,“美国人特别幸运,其它民族似乎都不及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领袖当中有不少是深刻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不仅通晓古典传统,而且对英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念也了若指掌。”德国学者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也在《美法革命比较》中强调∶美国革命之所以具备保守气质,很显然和美国人的保守气质密不可分。大多数伟大的美国政治家,都憎恶法国革命以及1789年以后称为革命原则的一切。根茨认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分野,是崇尚“责任、荣誉、信仰”的保守派和轻佻自由派的分野。他的结论∶美国人在对自由传统的保守中,获得了新生;法国人则在砸烂一切传统中,实现了自我毁灭。

美国宣布独立11年后通过了首部宪法,实行依法治国,宪政民主。日本明治维新虽然提出一切归天皇,但日本人真是幸运,有一位才智过人、勇于改革的明治天皇,他支持君主立宪。天皇已在最高位置,如果立宪等于限制自己。但明治天皇支持制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天皇不干预政治,不介入经济体制,只发表道德训诫,由此成为整个日本的最高道德形象和民族象徵,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明治维新时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推行日本独有的神道,把神社与天皇连到一切。美国学者在《菊与剑》中比喻说,神社和天皇“被视为民族象徵而赋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但神社和天皇都只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尊崇,和政治权力无关。

除了明智的明治天皇,日本当时更有大批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以及提出“脱亚入欧”的杰出学者福泽谕吉等。这些日本先贤不为追求个人权力,更不是像清王朝的文人骚客为推迟大清王朝的寿命而改革,而是为了日本的繁荣、强大,为日本进入世界文明国家之列。这个关键不是强大,而是“文明”。这种想法是中国的那些腐儒和顶戴花翎们所不懂的。而当今中国的天朝,则是彻底把“文明”二字碾碎了。

《菊与剑》作者说,“不喜欢革命的国家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这个长处就是日本独有的文化价值,强调“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即对自己份内的事要做好,敬业、忠诚,强调对秩序、等级(尊卑等)的信赖。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早就看到日本的这种独特长处,他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夸赞说∶日本传统中对长辈,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

对斯宾塞的信赖和期许,日本精英们听了,并最终做到了。除了二战这一段需要另外作文的历史,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成为真正民主国家,而且建成一个全球最文明、礼貌,尤其是保守主义主导的国家,其“独特性”(也是例外性)非常令人刮目,甚至给美国(更别说其它国家)做了榜样示范。任何理性、追求文明、人性的国家,都应该好好学习日本的优秀之处。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1年10月号

202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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