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大陆的美籍华裔作家哈金（金雪飞）以英文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获得去年的“全美图书奖”和今年的“福克纳笔会奖”，这是华人作家首次赢得美国的重要文学奖项。
《等待》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六十年代初，沈阳一位军医由父母包办与一位农村小脚女人结了婚，但在医院里却和护士产生了恋情。军医等待了18年才和乡下妻子离成婚。但与护士结合后发现并无真爱，军医又怀念起前妻，觉得在前妻那里才有真正的心灵平静；前妻也升起和丈夫复合的期望，于是又一轮等待开始。小说结尾有些“等待戈多”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
《等待》获奖后，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和《北京出版集团》分别购买了该书的中文（繁、简）版权。但据6月24日《纽约时报》报导，北京出版集团突然决定不出版此书，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很有影响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刘意青的批判文章，该文指责哈金故意迎合美国市场，《等待》充当了美国传媒丑化中国的工具。
●《等待》遭政治审判
刘意青在文章中说，去年12月她在美国时曾听哈金朗诵《等待》片断，从哈金“蚊子般的声音和毛病很多的语音语调”中就认定该小说低劣和粗俗。
刘意青回国后，6月14日在《光明日报》属下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题为“拿诚实作交易”的评论，指出：“哈金获得此奖的代价却太大了∶为了这个奖他被迫不认东北的爹娘，不得不骂自己的同胞，充当了美国传媒丑化中国的工具。”
刘意青说，“芝加哥地区报纸和《时代》杂志都刊登了宣传和表扬他这部小说的文章，整个的运作都说明传媒要把哈金捧上获奖的宝座。”《芝加哥论坛报》介绍《等待》一书时，插图是“一对穿著镶花边裤子的小脚”，而且《等待》的封面“从上到下竖著印为背景的却是一条黑色的男人的大辫子。”它说明美国人想看到的是“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的愚昧。”
刘意青的结论是，“在哈金撒谎的笔下，中国广大的善良百姓以及他们要保护那为了丈夫献出了一生最好时光（而并非小脚）的妇女的努力，都成为美国人的笑柄。就是因为有哈金这样为了获奖而不惜玷污同胞的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那种中国人懦弱、愚昧、脏懒、抽大烟、裹小脚、辫子由人揪都不敢还手的印象，久久得不到改变。”
一部文学作品出版，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事。但刘意青的评论则不同，它集中体现了中国那种政治文化的评论特点：泛政治化，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审判。
●一部淡化政治的小说
《等待》是一部虚构作品，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完全应该在文学范畴进行。毛泽东曾指控中国作家“利用小说反党”，结果诬陷和迫害了无数作家。今天，毛泽东已经死了四分之一世纪，而这位曾留学美国的刘意青，却仍然停留在毛式思维和文革的精神状态中。
《等待》是小说，不是政治宣言。而且作为小说，它也不是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那种政治预言小说，同时也不像昆德拉那样用小说强烈地表现政治环境和政治思考。《等待》更接近写实主义的纯文学作品，书中的人物，根本不存在是否丑化了哪个国家的政治性问题。
和海外其他华人作家近年发表的英文作品比较，《等待》是和政治最疏远的一部。例如郑念的《上海生与死》，张戎的《鸿》，闵安琪的《红杜鹃》、巫宁坤的《一滴泪》等，都是传记性的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这种传记性质，使这些作品都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没有谁能和苦难绝缘，与政治无关。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在英文《新亚洲评论》发表评论，对中国人用英文写出他们的苦难给予很高评价，并指出中国作家写作动机不同，有的为了让西方了解共产制度的残酷，有的表示“不把自己经历的这些苦难写出来，等于白活。”
《等待》是少见的中国人用英文写的纯小说（fiction），虽然写共产中国的故事，完全回避政治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虚构作品的形式本身使它有条件降低传记作品那种浓厚的政治色彩。与上述传记作品比较，《等待》是目前华人英文作品中最具文学色彩的一部。
虽然《等待》的时间跨度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但读者在书中看不到中国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直接的对人的迫害。小说极力描写的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读这本书，甚至会感觉作者有点刻意回避政治了。
●令人恐怖的评论
然而奇怪的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的刘意青，却偏偏从这样淡化政治的小说中活活地“读”出了强烈的政治，甚至判定《等待》已成了“美国媒体丑化中国的工具”。
刘意青的主要根据是两条，一是认为书中军医的乡下妻子被写成小脚女人，是刻意丑化中国人。因为军医是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他的乡下妻子比他小一岁，不可能还是小脚。
不论读者这样看待小脚这个问题，但“小脚”这个情节在书中只是几笔提过，既非主要情节，更不是全书的主题。只不过故事情节需要一个落后的女性形象，作者就这样安排了。但刘意青把它上纲上线到是“丑化中国”的高度，进行政治审判式的评论，这不仅小题大做，简直是荒唐。
至于说小说封面是“一条男人的大辫子”，则完全是批评者的臆想。因为书的封面只是一条长长的辫子而已，这条辫子的上面连头都没有，怎麽能断定它是男人的辫子？任何通读过全书的人，只能得出这是一条女人辫子的结论，因为故事背景是六十年代后，与清朝的男人辫子时代毫无关系。“辫子”的封面设计明显地是想告诉读者这本书里有“女人”的故事，而辫子更能一目了然地让人想起那个年代的中国女性。女性读者占美国读书市场的60%以上，而女人更喜欢读和女人有关的故事，所以任何出版商都不想放过争取女性读者的机会，这个封面设计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刘意青之所以武断地认定书的封面是男人的辫子，只能让人得出她并没有读过这本书的结论。她本人也在评论中说，她只是听过哈金朗诵《等待》片断，并在《芝加哥论坛报》和《时代》周刊看到过书评及介绍。
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文学教授，在21世纪的今天，蛮横地给一本自己没有读过的文学作品强加上政治标签和政治目的，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现象。
如果中国的出版社因为刘意青的这种批判而取消了出版这本书的合同，中国读者就等于被剥夺了读到这本书的机会。《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政治审判式的评论，就成了对《等待》的判决，于是中国大陆的读者只有“等待”。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书评都是发表在书出版之后。如果书还没上市，报刊就刊出评论，会让读者不知所云，而且对作者也极不公平。如果《中华读书报》要发表评论，也应该等到《等待》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之后，这样读者才有自己鉴别的机会。
●中国常见的缺席审判
这种读者见不到作品 只闻批判声的现象，在中国并不罕见。像白桦的电影《苦恋》，被当局定为“毒草”批判禁演，至今人们没有机会看到这部作品。八十年代中期，媒体又齐声批判过好莱坞电影《大班》，说华裔演员陈冲在片中饰演一名被外国人玩弄的女人，是“有失国格”。这部电影至今在中国被禁演。我来到美国后，看了这部电影才知道，当局的批判完全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大班》只是一部二流的好莱坞电影而已，和中国政治毫无关系。
这次刘意青则是继续这种本应是中共政府、而不是文学教授的做法：在中国人尚未读到《等待》的情况下，就急不可待地为捍卫“中国人形象”而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审判。
认真读过哈金《等待》的读者，从这部小说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追求，这和目前中国文坛流行的玩世不恭的文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等待》的字里行间，读者也能明显地看出哈金对文字的精心雕琢。当代中国人写东西，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多是写出来就得，能通顺就不错了，很少追求语言美本身的价值。读者们也急于了解故事内容或政治内涵，而忘记了欣赏语言美本身是阅读的一大享受。
英文不是哈金的母语，但《等待》的语言中那份字斟句酌，是任何认真读这本小说的人都能感觉到的。和当今美国文坛的很多作品相比，哈金的文字并不比他们差到哪里。从报道中看，哈金从写作到修改《等待》，断续用了五年时间。任何一个心态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用那麽恶意的语言贬损他这份努力和成绩。
●义和团心态
但对这样一部作品，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怎麽会写出这样的评论？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少中国知识人的通病：
第一，对西方缺乏真正的了解。刘意青指哈金为得奖而丑化中国，这明显是对美国出版界毫无常识。美国是商业社会，很讲究市场和利润。出版商出书，要考虑有没有市场，能不能赚钱。哈金以前出版的诗集卖得不是很好（诗集很难畅销），出新书并不容易。《等待》差点作为中篇小说补到他的页码太少的诗集里出版。该书最初被出版社接受，版税都不高，怎麽能想到会得大奖，并为得那个奖而刻意丑化中国呢？
刘意青指责说，美国报刊的“整个的运作都说明传媒要把哈金捧上获奖的宝座。”这也是对美国媒体的无知。美国现有1500多家日报，都属于不同的私人报业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所有报刊都属于党和政府的口径一致的“运作”。刘意青想当然地用中国的媒体现状套用美国。
第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从刘意青的文章里，能感觉到一种当年义和团要杀尽所有传教士的排外情绪。作者口口声声指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怎样要丑化中国和中国人。但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等所有被刘意青等视为被丑化的中国人形象，哪一个和西方人有关？不都是中国人自己的“杰作”吗？
第三，西方阴谋论。在刘意青等心态的中国人头脑里塞满了“西方阴谋论”，西方媒体稍有对中国不利的报导，就被视为对中国有什麽阴谋。似乎外国人整天在阴谋对付中国，丑化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接近“被害妄想”。“被害妄想”的主要症状是时时有“被别人算计陷害”的感觉，幻觉中总存在“敌人”。因此，有“被害妄想”症状的人，常常做出不问青红皂白、猛烈攻击他人的举动。
●谁在丑化中国
第四，阴暗的嫉妒心理。刘意青说从哈金朗诵《等待》的“蚊子般的声音和毛病很多的语音语调”中就看出该小说的低劣和粗俗。作者英文发音不标准，怎麽就可以据此得出小说“低劣和粗俗”的结论呢？按照这种逻辑，又聋又哑又瞎的海伦．凯莉的作品是否就根本没法看了呢？
哈金是辽宁人，当地浓重的口音可能影响他的英文发音。但在出版《等待》之前好几年，他就已在美国大学任教，说明他的英文口音，通过了作为授课老师的要求。如果说他仍有口音，只能说明美国人的宽容和慷慨。而中国人却如此这般贬损他，只能说明这种人的心理不健康。如果刘意青是美国大学的校长，恐怕英语有口音的中国人都会被她拒之门外。
而且刘意青嘲笑哈金的英语能力是最不应该的。哈金作为成年以后学习英语者，决定用英语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勇敢的选择。任何一个半路出家学习外文的人，都知道精通一门语言要付出多少努力。哈金用英文写作，能获得今天的成绩，应该是刘意青这类极为看重中国人在世人眼中地位的人引以为荣才合逻辑。但她表现的正相反，其心理阴暗程度可想而知。
第五，暴力语言倾向。刘意青的文章中，这种“不认东北的爹娘”，“不得不骂自己的同胞”，“充当丑化的工具”，“撒谎的笔下”等语言，不具说理性，没有事实根据，只有武断的定性和攻击。这根本不是文学评论应该使用的语言。
五十年代中共批判胡风等作家时，就是用这种暴力语言。六十年代，中共的报纸更是用这种语言，毁灭了无数作家，制造了全国性的精神恐怖。刘意青说她是六十年代的毕业生，虽然不知她文革中是否使用过这种暴力语言，但她今天的评论中却充满著这种红卫兵的“革命”气息。
其实，不是哈金的书里面的小脚女人和封面的辫子丑化了中国，而是像刘意青这样头脑里梳著民族狂热的“辫子”，心里裹著盲目排外的“小脚”的文化人们，在滋养著中国那个丑陋的专制文化，阻挡著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而中国本身的专制和落后是对中国最大的丑化。
2000年6月24日于纽约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7月号
200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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