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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拉登采访还是报警?

曹长青

美国新闻界最近曾讨论一个难题﹕如果见到恐怖份子头子本.拉登,是采访,抓住这个独家新闻,还是向国防部或中央情报局报警,抓住拉登。从新闻独立性、新闻价值角度,当然记者想采访全球都关注的新闻人物拉登,可以想象,任何电视播出独家采访拉登的画面,都会是吸引人的新闻。

但从国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角度,如果见到拉登不报警,不抓住他,那么他就有可能再发起恐怖袭击,使更多无辜的平民遭杀害。

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报警,基本反映了美国媒体在新闻专业和国家安全之间难以平衡的两难选择。

我曾就此问过一位华文媒体的负责人,问他怎么选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马上报警,抓获拉登。他解释说,这是人命关天的时刻,虽然记者想抓大新闻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记者首先得是一个人,想到无辜者的生命正受到恐怖袭击的威胁。他举例说,如果记者见到一个人落水,旁边没有别的人,记者在此刻不是先抓新闻,而是应该先救人,视人的生命第一。

虽然这位华人记者的想法可能基本体现了媒体对生命的理解,但在美国,仍有相当多的新闻人员强调,即使在目前这种敏感的反恐战争时刻,新闻的本质仍是向大众提供独立的信息,做监督政府、制约权力者的三权分立后的第四权,仍是要保持独立性,不能在巨大的爱国主义情绪中,成为某种情绪的宣传工具。

几天前,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就此问题播出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女教授奥弗霍尔泽(Geniva Overholser)和前联邦参议员辛普森(Alan Simpson)的电视辩论。新闻学教授强调,美国媒体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独立于政府,在目前报导美军对阿战争中,不能为塔列班做宣传,但也要避免为五角大楼做宣传。言外之意,不管美国打击塔列班的军事行动多么具正义性,媒体仍要保持独立——独立的报导,独立的评价,包括对美国军方的批评。

参议员则强调,媒体独立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目前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时刻,媒体是否应该把国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见到拉登,先报警抓获他,而不是先想到新闻报导,抓独家消息。密苏里的新闻教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强调,对战争的哪一方,新闻都不能做它的宣传。

美国媒体目前围绕“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报警”的争论显示,一方面媒体看重人的生命和安全,同时又相当注重新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既要报警、抓获拉登,但同时也不能因为全国处于爱国主义情绪中,媒体就成为一种情绪或政府政策的宣传工具。

前者强调报警抓拉登,是记者作为一个人所应具有的人性和道德责任;后者强调独立报导,是一个人作为记者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意识,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两者的兼顾和平衡,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的难题。

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主持人、去年曾采访江泽民的华莱士和ABC电视台主播詹宁斯在1989年时曾被问道,如果他们见到一队敌军时,是采访,还是向美军报警,两人的回答都是“采访”。对这种回答新闻界同行虽有批评的声音,但呼应声寥寥。

今天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美国媒体或记者敢说“见到拉登”先“采访”,因为怕受到惩罚。ABC电视公司总裁韦斯廷(David Westin)不久前在哥大新闻学院和学生座谈,在被问道“恐怖份子把五角大楼作为攻击目标是否合理(legitimate)”时回答﹕“我们不应该替美国公众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作为一个记者,我深深感到,我不应有什么立场。”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几千名美国人抗议。随后韦斯廷道歉说,“从任何意义上,攻击五角大楼的行为都是犯罪,完全没有正当理由可讲。我错了。”

韦斯廷为什么要道歉?这不仅因为五角大楼虽是军方机构,但里面多是文职人员,尤其撞击它的是被劫民航飞机,上面的乘客全是平民。对这种谋杀,无论怎么强调媒体独立,“没有立场”都不仅不可能,也很难被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全美国有90%的人要求韦斯廷辞职(美国在网民调),认为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胜任主管一个全国性媒体。

在韦斯廷之前,已经有ABC电视的“政治不正确”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马尔(Bill Maher)因说美军在两千哩以外往阿富汗扔飞弹是胆小鬼,在听众抗议、广告商撤广告的情况下被迫道歉。而《国家评论》(NR)的女专栏作家寇特尔(Ann Coulter)则由于写了“我们应该进攻他们(伊斯兰)的国家,干掉他们的领导人,把那里的人变成基督徒”而遭到解雇。

有人据此做出结论说,美国式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受到了限制;也有人认为,新闻和言论自由应该是没有底线的,言论必须是绝对自由的。

新闻和言论应不应该有绝对自由?应不应该没有任何底线?不应该!道理很简单﹕第一,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第二,在媒体发表言论是一种权力,任何没有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都更会带来灾难,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同样必须有制约它的力量。正如我在上一篇“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言论和新闻自由要有“道德底线”,不能超过民众的“情感承受力”。问题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有底线,而是谁来决定这个“底线”,是政府和法律,还是新闻界和民间?


从美国目前发生的新闻和言论受到制约的现象来看,这个制约并不是来自美国政府。当然,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控制新闻,但能否控制住才是独裁政权和民主政府的区别。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向媒体提出“建议”(包括建议电视不要播发拉登的讲话录像全文,因为讲话里可能有对各地恐怖份子的暗语指示)。但所谓“建议”,就不是“命令”或“规定”,对它可听可不听。

布什政府即使下行政命令也难以奏效,因为美国的媒体几乎都是私营的,不隶属于政府,媒体可以到法院告政府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案主要是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而从以往的案例可以看出,媒体和政府打这种官司,政府总是输的。

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宪政制度下,布什政府要想管住媒体,唯一的办法是制定法律。而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等于把这条路堵死了。因此,在美国,政府想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几乎是无计可施(如果它想的话)。五角大楼现在能做的就是不给媒体更多战场消息,现已有26家媒体联名抗议。

今天人们说哪里在扼杀新闻和言论自由,主要是指用政府、政权的力量扼杀言论自由。而像美国目前这种来自新闻界本身的批评,来自民间的抗议,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否则当一种“自由”不伴随“责任”又没有任何制约力量的话,即使言论也可能变成无法无天的“极权”。

由于“道德底线”和民众“情感承受力”既不是由政府行政规定,也不是由法律来定义,而是新闻批评界的一种提法,因此它只有和具体事件连到一起时才能体现出涵义。例如,对911恐怖袭击,如果有媒体说那些平民该死,就是严重超过了道德底线。如果记者说见到拉登不报警,采访第一,也超过了民众“情感承受能力”。这就是为什么ABC总裁说他对恐怖袭击“没有立场”,全美90%的人要求他辞职。

同样,如果面对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当时一个中国报纸的主编说对这个事件没看法,他只管报道,恐怕他的报纸得被愤怒的中国民众杯葛得无法办下去,就因为这种冷血超过了人的情感承受力。

新闻界虽然强调“客观、中立”,但实际上绝对的客观和中立是不存在的,因为新闻是人采访的,只要是人,对事情就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情感;而这些观点、看法和情感里,自然包含道德因素。例如,几年前日本右翼组织想在《纽约时报》做广告,说南京大屠杀被夸大,但被《纽约时报》拒绝。虽然该报并不负有对广告内容核实的责任,广告又是报纸的重要经济来源,但该报坚持道德底线不可越过。

所谓保护言论自由,是指不应因言论而治罪,叫警察把发表言论者抓起来。言论,即使是错误的言论,不受欢迎的言论,也不可以用法律制裁,而应通过批评、谴责、辩论——让更多的言论流通,(通过民众的选择)来淘汰那些错误的言论。换句话说,言论只能通过言论来解决,而不可用行政命令和法律制裁。

1992年,纽约市立大学(CUNY)“非裔研究系”主任杰佛里斯教授(Leonard Jeffries)因在校外演讲时发表歧视犹太人的言论,被校方撤去主任一职(但仍保留教授职务)。杰佛里斯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告了校方,说他是以言获罪。这个案子打了两年,结果教授胜诉,获赔40万美元。法院裁决说,杰佛里斯的言论有种族歧视,但校方不应用行政措施来惩罚言论。但《纽约时报》就此发表社论支持大学撤销杰佛里斯的主任职务,认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人不适合做行政领导;但如果学校撤销他的教授职务则是错误的。

这位黑人主任虽然胜诉,但却遭到了另外方式的惩罚,很多学生拒绝听他的课。这个教授不能指责学生不选他的课是限制他的言论自由。自由是相对的,你有权说和教授身份不相符的话,学生也有权不选你的课。这里潜在地有对言论的制约关系。

这也像几年前在加州发生的越南录像带店风波一样。店老板非要坚持在店里挂胡志明像(法律不可禁止他挂),而那个社区的越南人曾深受越共迫害,对此行为杯葛抗议,最后大家都不去那个店租录像带,使那个热爱独裁者的店老板生意做不下去。

这种游戏规则就像儿童玩的一种“象鼠棋”——大象吃狮子,狮吃虎,虎吃狼……依此降项类推,最后是猫吃鼠。而这种棋能够玩下去,就是因为最小的鼠竟可以吃大象,构成“权力平衡”。这种游戏规则表明,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以是绝对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包括无冕之王)。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责任。

在中国那种专制社会,当然首先应该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同时也不可以放弃对新闻专业化和责任的强调。而在美国这种民主、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有着高度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社会,恐怕更要注重媒体的责任和自律。


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最近撰文回忆他推动中国建立“新闻法”迄今没有成功的经历。胡绩伟谋求新闻立法,是为了扩大新闻自由。但在美国,从来就没有新闻法,但美国却成为全球新闻和言论自由程度最高的国家。

虽然美国没有任何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最高法院裁决泄密和诽谤案时确立的原则,仍对新闻和言论自由度有某种程度的制约。我在“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一文中曾介绍了最高法院确定泄密案胜诉的“三原则”——报导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和损失。”虽然原告(多是政府机构)相当困难拿出这样的“三证据”,但仍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这三条原则的确立,本身仍是对新闻和言论的一定制约,因为毕竟有明确的标准(虽然相当严格)。而且在美国近年的新闻官司上,就有最高法院根据这三原则裁决媒体“泄密”不可出版。

1979年,美国《进步》(Progressive)月刊准备刊登长篇独家报导,内容是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和程序等秘密。美国政府告到联邦法院,要求禁止这期刊物出版。联邦法院裁决,媒体如果发表这种报导将会造成“立即的、重大的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下令禁止这期刊物出版。

人所共知,对言论最严重的惩罚不是出版后制裁,而是事先查禁,不让所报导、评论的东西问世。从最高法院的这次裁决可以看出,即使自由到美国媒体的这种程度,新闻和言论自由仍是有底线的,没有绝对的自由。

最高法院裁决诽谤案时确立的标准,同样有这种作用。虽然对政府公职人员(后来扩大到公众人物)确立了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三原则(原告必须同时提供﹕1报导失实;2当事人名誉受损;3媒体有故意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事实恶意或故意疏忽),使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极为困难打赢诽谤官司,但这种条款的明确提出,仍是给新闻和言论带来一定的限制,毕竟有了规定,就有是否逾越的问题存在。

而且最高法院确立的这三原则,仅适用于公职人员,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公众人物(名人),但并不适用普通人。普通人和媒体打诽谤官司,并不受这三原则限制,只要提出前两项——报导失实;当事人名誉受损,官司就可以成立,并可能打赢。

公职人员和名人在一个社会毕竟占少数,而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因此这条诽谤案的判案原则,显然对媒体是相当的限制。因为证明报导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

即使是对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虽然他们极为困难打赢诽谤官司,难以拿出媒体有事实恶意的证据,但如果他们能够拿出前两项证据(报导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即使败诉,仍在相当程度上给媒体形象(真实客观)造成伤害,由此也对媒体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度形成一定的制约。

例如,现任以色列总理沙龙(A. Sharon)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曾告美国《时代》周刊诽谤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时代》周刊报导说,沙龙纵容部下在黎巴嫩屠杀平民。沙龙告《时代》周刊诽谤,索赔5千万美元。沙龙在法庭提出了确凿的“报导失实”和他的“名誉受损”的“证据”;但由于无法拿出《时代》周刊有事先诬陷诽谤他的“事实恶意”的证据,最后败诉。

虽然沙龙输了官司,没有获得赔偿,但由于该案为全球新闻界关注,追踪报导,沙龙拿出了前两个证据——报导失实、当事人名誉受损,而使《时代》周刊的新闻专业性和公正性受到损害。沙龙虽输了官司,但赢了形象;而《时代》周刊则赢了官司,输了信誉。

19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精神分析学家马森(J. M. Masson)告《纽约人》杂志女记者马尔科姆(J. Malcolm)诽谤一案也是这样(马森告女记者在报导他的文章中有五处严重失实而构成诽谤,索赔100万美元),最后法庭裁决,马森提出的“报导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都成立,但没有拿出记者有“事实恶意”的证据,因此败诉。但由于前两项成立,女记者被媒体批评界称为“新闻事业的失败”而信誉严重受损。

1994年我曾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作为研究新闻自由的专家,路易斯同时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家法学院讲授 “宪法第一修正案”。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都是因为报道新闻诽谤案。路易斯还曾出版两本研究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和《迪德龙的胜诉》(Gideon’s Trumpet)。

即使是路易斯这样在美国被公认为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旗手性人物和权威,在接受我采访时仍指出,对不认真核查事实、报导失实的媒体应给予某种惩罚,“我并不介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惩罚报纸的错误,诸如小额罚款;或不赔款,由法院裁决报道失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路易斯虽赞成法院对失实报道给予小额罚款,但他坚决反对用巨额赔偿来威胁报纸的生存,使他们不敢再报导官员和名人的丑闻,不愿刊登调查性新闻。

路易斯最捍卫言论自由,同时又对失实报道最严厉批评;他最主张新闻自由(政府不可设限),同时又最强调新闻自律(新闻真实和媒体专业化),认为这两项缺一不可。

我们在谈到沙龙告《时代》周刊一案时,他非常高兴沙龙败诉,认为不可用巨额索赔迫使媒体关门,但同时路易斯也严词批评《时代》周刊报导失实,没有严肃、认真、专业化地对待新闻。

路易斯认为,新闻不受任何限制,“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明星报》(Star)、《问询报》(Enquire)等”(指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以名人花边新闻为主的小报)。新闻在强调自由的同时,必须有责任意识。自由和责任两者不可分割。

路易斯的这种强调是有道理的。看看海外中文网络论坛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不伴随责任的“绝对言论自由”是怎么回事——几乎全是匿名、很多文字都是谩骂、诋毁、诽谤,而且有的极其恶毒、下流。为什么有些中国人的论坛网站几乎成了没人管的公共厕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绝对言论自由,没有责任相伴随,几乎都是用匿名输入,根本不顾任何底线;二是缺乏严肃、专业化的网络管理。结果很多网络论坛就真的像缺乏清理的公厕一样,任那些毫无公德的人随处大小便,把论坛变成了臭不可闻的茅坑。结果不是促进信息交流,而是给邪恶、阴暗心理的蔓延和传染提供了条件。

但美国正在审理一个网络论坛被告案,其结果可能为制约中文网络论坛这种公厕现象提供一个法律根据﹕《今日美国报》报导(USA Today, 9.19),8月30日,伊利诺伊州43岁的诺厄(Saad Noah)起诉“美国在线”(AOL)的聊天论坛未能有效制止仇恨言论,因该论坛几次出现“阿拉该死”“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匿名言论。

该案令人注目之处是,原告不是告那些匿名作者,而是告论坛主管(管理不严)。如果该案打赢,那些中文网络论坛同样可能被人告到法院而导致关门或罚款。因为凡是注册开办网络论坛者,都有定期缴费记录及其它数据在网络公司手中,法院和联邦调查局比较容易查到。

“美国在线”踫到这个官司后,立即加强了对网络聊天室的严格管理,因为一旦罚款,不仅经济受损,其形象和信誉也将遭到损害。美国另一家大型网络公司“雅虎”则再次宣布网络聊天室禁止骚扰性、仇恨性言论,并对每条帖子审核。这种官司其实就是在提醒媒体,在享受自由的时候,更要想到新闻的责任,想到言论的道德底线,想到两者的平衡。英国人曾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责任约束的绝对言论自由,也是绝对的灾难。中文网络论坛上的乌烟瘴气和暗箭文化就是一个证明。

美国虽然是个相当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但最高法院在阐述被保护的言论范围时也明确指出﹕“只要不属于淫乱、泄恨、挑衅、鼓动犯罪或商业广告等有限类型,言论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切实保护。”这清楚地表明属于上述定义内的言论并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从美国媒体目前对言论自由的讨论可以看出﹕对政府,要强调不可对言论和新闻设限,要保证新闻和言论获得最大的自由;对新闻界自身,则强调新闻的责任和言论的底线。这两个层次既不可混淆,更不可替代。对两个层次的同时强调和重视,才可能营造出健康的新闻和言论环境。

2001年11月12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2001-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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