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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权力不能私有 财产不能公有


每到美国总统大选,两党不管谁是候选人,都会凸显两种价值的竞争∶强调平等(equal),还是强调权利(right);热衷均贫富的社会主义,还是强调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

向往均贫富的社会主义,自然就会热衷财富二次分配(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结果导致大政府(国家主导经济)和权力公有(更强势政府,甚至威权或独裁)。

强调个人权利的资本主义,就会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朝向小政府(市场经济)和财产私有(有限政府)。

早在300年前的十七世纪末,人类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就精辟地提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从人类的民主进程来看,尤其是民主列车走过的四站(雅典,罗马,伦敦,费城),都可看出,基本是走在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的轨道∶

第一站是雅典。古希腊人首创了防止个人独裁、「流放」极受大众欢迎的政治人物的制度(几年后才让他回来)。希腊人那时还不懂得定期选举,而是用「流放」制约可能的独裁。《开放的社会》作者波普尔说,希腊人从一开始就明白要「防范深受百姓欢迎的人」,因为「这种人擅长炮制民意,鼓动大众,夺取政权。」

第二站是罗马。古罗马创立了元老院,它可谓当代议会的雏形,想用「元老多数」制约凯撒们的独断专行,目的也是制约权力者,防止权力完全私有。

第三站是伦敦。这是人类民主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因之前的雅典和罗马元老院都是原始摸索,直到民主列车驶入伦敦,才发生革命性变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後君主立宪,不再靠君王「圣旨」号令天下,而是走向宪法政治。

第四站是费城。这是人类迄今取得的最大成就∶美国独立革命和《独立宣言》及宪法,把宪政民主制度定位成今天的高度。

人类民主这四站有共同点∶取向都是制约权力者,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之所以说伦敦是转折点,因为不仅在制度层面确立宪法至上,且在理论上为现代民主做了根本性的奠基,标志是洛克发表了《政府论》等经典,论述了保护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并首次明确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财产」这三大权利,谁都不可侵犯。如遭政府剥夺,人民有权推翻政府,革命不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洛克的这种个人权利至上思想,奠定了美国文明的根基。後来做了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当初把这三大权利直接写入了《独立宣言》,只不过把财产权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改得并不好,因「幸福」过於抽象)。但制定美国宪法时,麦迪逊等建国先贤们又恢复了三大权利的原始说法。因为很显然,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所谓追求幸福是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

美国先贤是站在洛克的思想肩膀上,举起了星条旗,它上面写的不是建立强大美国,不是大政府,不是群体主义,而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或者说把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明确化(独立宣言)、法律化(通过宪法),制度化(宪政民主)。

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原则,已被所有民主国家所接受并实践。一人一票的定期选举,就保证了「权力不能私有」。这一点,已成为所有民主国家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共识。

但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则在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争议,或者说没有完全实践。这从美国的两大思想家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来。

哈佛有两位知名的教授,围绕洛克的思想遗产,有非常大的争议。一位是写出名著《正义论》的罗尔斯(John Rawls),一位是写出《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名著来反驳罗尔斯的诺奇克(Robert Nozick)。

罗尔斯的正义论分两个部分,在政治部分,罗尔斯完全赞成洛克的「权力不能私有」,所以他高扬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旗帜,支持宪政民主等制度和价值。在这一点上,诺奇克跟他一致,没有多大异议。

他们的主要分歧在经济领域,围绕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这个定论。罗尔斯没有直接反对洛克的这一思想,但他主张人人平等,所以要均贫富,减低或消灭贫富差距。为了平等,宁可对一些人(富人,有能力者)不平等,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政府力量把富人、有能力者的财富拿走,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罗尔斯甚至公开主张,为了达到这个平等(财富),可以对某些人实行不平等的政策(通过政府力量夺走他们的财产)。

罗尔斯的理论反映西方左派的主要诉求∶平等。为了这个目标,就要扩大政府权力,最後实行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可以说罗尔斯是继罗斯福「新政」时的凯恩斯之後,最重要的左翼理论奠基人。今天从美国到北欧,左派的基本理论,都是罗尔斯式的。

诺奇克则体现西方右派(保守派)的经济理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罗尔斯的均贫富的平等理论,因为这等於是直接否定了洛克的「财产不能公有」的原则。虽然你不是把它收为「国有」,但仍是通过高税收的强行手段(不缴税会坐牢)

今天,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都在实践洛克的经典思想,就是必须实行私有制,保护个人财产(走资本主义),必须实行民主制度,限制政府权力(走宪政之路)。因为财产公有,就是国营化、政府垄断,结果就是灾难;权力私有,就是党天下、强人掌权,结果就是专制。

洛克除了个人三大权利说,还提出人和政府谁先谁後的关系理论。洛克提出,世界上是先有了人,然後才有的政府。所以人是根本,国家(政府)次之。而国家的建立,是人们出於保护自己的需要,通过契约方式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政府(让政府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不受外敌侵略,不受他人侵犯)的产物。

洛克在提出这种理论时就有担忧,这些人们转让给政府的权利,如何才不会被政府滥用?也就是如果政府利用「契约」来侵蚀个人的权利,怎麽办?

洛克的这种担心在美国不幸被言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左翼罗斯福总统以「新政」的名义乘机大肆扩大政府权力,理由就是人民已通过跟政府「契约」转让了这些权利,政府就有权使用「公权力」。於是高税收、高预算、巨额赤字、国有化、强行的退休金和福利制度等,都是那个时代开始的。政府要包揽一切,成为苏格拉底早就担心和批评的「父权政府」。

罗斯福等左翼走向社会主义是理直气壮的,他们强调,人类要有正义,而正义的根基是平等。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要财富均等、机会平等,甚至人的天赋也被视为公共财产(也要被均)。

但右派认为,权利才是正义的基础。只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社会才会有正义。否则个人权利随便被剥夺(政府用善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等等),整个社会反而更加不正义。

那麽到底是平等优先,还是权利优先?这是今天西方所有民主国家左右两大政党争论的焦点。从美国的总统大选等,人们更可清楚看出这种不同∶左翼的理念完全是罗斯福式的∶追求平等,高喊对富人征更多税,煽动贫富对立,穷人要革富人钱包的命,要平等至上。政府要从摇篮管到墓地,典型的「父权政府」。

保守派的理念,强调捍卫个人权利(包括富人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强调减税,减少国家的各种限制,降低政府对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干预,推崇一种有限政府、最弱政府、迷你政府(mini-state)。

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分成左、右两大派。左∶平等派;右∶权利派;在社会议题等,左∶激进派(liberal),右∶传统派(Conservative)。

一个令人痛心的显著现象是,绝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都倾向社会主义,是平等派的拥护和宣扬者,更不要说那些对共产主义有浪漫情怀、充满乌托邦情结的知识人,他们都属於激进派(liberal),或他们自称的所谓“进步主义”(Progressive),其实就是法国大革命遗留的那种左倾思潮,结果使社会退步,朝向群体主义(collectivism)。

但清晰共产主义邪恶、反共的知识分子,多是反对大政府、强调权利优先的,因为他们懂得了∶保护个人权利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根本。例如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专著中强力批判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卡尔. 波普尔,就旗帜鲜明地支持「权利优先」。

●波普尔主张「自由至上」

波普尔早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平等至上,後来醒悟。他在《自传》中说∶「在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之後,我还是当了好多年的社会主义信徒。如果社会主义能跟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我还是社会主义者。┅┅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只是个美梦而已。」

波普尔由此强力主张「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是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重点是政府不应该管太多。」

他认定∶「自由比平等重要。为了实现平等,很可能会危害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在这群不自由的人群中,也不会有平等。」但他晚年又糊涂起来,反对起「放任自由经济」来。 (《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

和哈耶克一样对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评价极高的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并首创「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理论。按照柏林的理论,罗斯福总统等左翼的平等至上,就是「积极自由」(政府主动行善)、「善高於权利」,用善的名义可以剥夺他人的权利。而「消极自由」则是「权利高於善」「权利优先平等」。这种权利观才能保住个人的自由不被侵犯。

●不可「强迫我觉得幸福」

比波普尔和柏林更进一步的是上述的哈佛大学教授诺奇克,上面提到他七十年代出版的那本专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被视为洛克的《政府论》之後,又一部论述个人权利的经典。但诺奇克放弃了洛克的契约论思路,而强调国家是自然形成的,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人民转让了自己权利和一致同意签约等。诺奇克从根本上拒绝了国家干预、否定了政府通过高税收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的权力。等於釜底抽薪,拆掉了「平等优先」「分配至上」等左翼的理论基础。

诺奇克对「国家」的角色有三点重要的论述∶

第一,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是抽象的。所以,「国家」这个抽象物,就没有超越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而当要求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时,本质上,其实是要求为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

第二,国家在所有公民面前应该是中立的,不能偏袒哪一部分人。所以更没有资格站在哪一方(即使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来剥夺另一方的权利和利益。

第三,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当政府为了某部分人的利益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时,其实已把人作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不道德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了别人而被牺牲。」

对这一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阐述过∶最好的「政体是允许每个人拥有最大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假借大众福祉之名,强迫让我感觉幸福。」「父权政府┅┅可能是人类脑袋能想得出的、最坏的专制政权。」

由此诺奇克对於「平等优先」作出三点批判和结论∶

第一,不平等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人的才能不同,财富不同,有很多先天和後天因素,这是无法强求均等的;强求的结果,一定会剥夺他人权利,走向群体主义。共产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

第二,不平等是不幸的,但「不平等」并不等于是不公正。例如一个人生下来就残障,是不幸的,但这并不是社会和他人对其不公正导致的结果。

第三,平等的主张缺乏根据。例如篮球运动员姚明天生就是大高个,打篮球的料。你强调别人要跟他「平等」,怎麽均?把他的腿锯掉一段?强行平等不仅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尤其导致不公义。

所以左派的均贫富、平等优先是无法操作的,强行进行一定是灾难。

诺奇克的结论是∶正义跟平等无关,正义在於坚持人的权利。平等是不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的。政府的角色只应该是保障个人的权利,把公权力缩到最小,实现最小政府、最弱政府、最低限度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才是理想的,才应是人类追求的乌托邦,而不是那种大政府(极端形式是共产主义,早期阶段是社会主义)。

每当美国要选总统,都更加凸显「平等」和「权利」谁优先之争。表面上看,这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之争,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根本价值之争。

201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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