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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东北“白帽子”

曹长青

发生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是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共产党由此幸存、进而发展壮大并最后在中国建立政权的关键点。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101岁)去世后,引发人们对他盖棺论定。其中很多论者都指出张学良当年以劫持蒋介石的方式,改变了当时国民政府先清剿共产党军队、安定内部,然后再全力抗日的既定政策,给了仅剩下两万人的陕北红军以喘息和幸存机会,最后共产党坐大,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

但客观地说,这样“论定”张学良也不是很公允,因为以张学良那种不读书、土匪出身的经历和学识,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产党后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制的政权。

据中国大陆公布的史料,当时张学良首次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秘密会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别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麽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产党了吗?

实际上人们评价张学良的不是当年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而是今天他怎麽看待西安事变使红军幸存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责任的认识,对共产主义在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认识。因为在中共坐大后,据西方专家的研究推算,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和饥饿丧生。

但从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包括1991年我和刘宾雁、徐松林等东北老乡以及纽约《纽约新闻报》总编辑李勇等在纽约见到张学良的近三个小时的谈话都显示,张学良对这些“责任”、“灾难”以及几千万中国人在共产统治下丧生,全都无动于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

●对弟弟被红卫兵打死毫无感觉

虽然张学良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他认为自己劫持蒋介石是“鲁莽”,是“捅娄子”,是“胆大妄为”,包括说自己是“罪人”,但仅仅是对这种“劫持”方式;而对自己主张的“联共抗日”,仍坚持是对的,并至死都认为和蒋介石“政见不同”。正是这种认知,使他绝不可能对那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进行真正的反省和忏悔。

张学良到台湾后,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天主教。基督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

写出《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家郭冠英曾是张学良的崇拜者,这位和张学良“往来甚密”的作者曾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麽忏悔的问题』┅┅”

在我们一批东北老乡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当《东方新闻报》总编辑李勇提到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六四”屠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麽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六四”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而且当时有那麽多无辜学生和市民被屠杀,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这是一种什麽样的“基督徒”?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是违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无数因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国民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著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里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于夫人于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里,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民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幸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怎麽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记得当年在大陆曾读过一篇回忆张学良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麽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

但事实上张学良真的是没有“感觉”。在纽约聚谈时,当李勇提问∶“你的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张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张学思与他的好友吕正操在一起,后来吕正操来美国与我见面,告诉我整件事的经过。当然张学思比较激动暴躁,跟斗争他的红卫兵干了起来,结果被红卫兵打死。吕正操比较温和,所以保住了性命,这只能怪张学思自己不好!”

不知道张学思在九泉之下听到他曾“敬仰”的哥哥这样评论他的惨死(活活被打死)会有什麽“感觉”。真的像张学良所怪罪的是他自己“不好”,还是认为共产党“不好”,还是他哥哥“不好”。

●“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里,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麽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据最近台湾《中时电子报》“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于凤至和赵一荻。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麽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后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份)的赵一荻女士竟这麽可怜,他从张学良那里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后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

●《纽约时报》∶张是个“花花公子”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像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并不是一个真将军。

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还仅是个大孩子;而在当年底就被他父亲“提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麽个军事升级法的)。

由于他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他一下子接班成了“东北王”,下辖30万东北军,俨然就成了“少帅”。

当时蒋介石为统一中国,打败军阀,需要拥有3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支持,因此当张学良“易帜”拥戴蒋介石的中央后,蒋给了他一个“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这是蒋为了拉拢这个军阀的策略。这些头衔和名称由此一直给后人一个张学良是真正将军的印像。

但实际上张学良一生没有领军打过什麽真正的胜仗。在他父亲死后,张学良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张学良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据在美国的学者毕万富的研究资料,张学良在1933年指挥热河保卫战中,更毫没有将军的样子——“张学良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十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麽指挥作战!”

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像坏透了。”

连《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意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人家让我捅一个捅娄子,我一定捅俩”

张学良在获得完全自由后,选择到美国夏威夷居住。但他没有像西方那些历史人物那样,到了晚年,把自己的经历和所知写下来,以回忆录或任何形式,帮助后人增加对历史的认知(尤其是中国人这种复杂的历史),和对人生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历史负责。

那麽张学良在获得完全自由,来到美国之后的最后岁月都在干什麽呢?多次见过张学良,被称为“忘年交”的郭冠英描述说,“现在他在夏威夷,讲讲黄色笑话自娱,做做例行礼拜养神,唱唱旧戏提神,一副终老的样子┅┅”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楣』┅┅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 ”

1994月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糊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2001年去世,65年的生命在黄色笑话、旧戏和麻将中讲掉了、唱掉了、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麽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

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他也承认自己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于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很多东北人以张学良为荣,把他当成“英雄”。可这样的“白帽子”,怎麽能是东北人的光荣?

——原载香港《动向》月刊(在旧文基础上增修)

20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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