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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张炎宪馆长

曹长青



今晨打开电脑,看到前台湾国史馆长张炎宪先生在访美时突发心肌梗塞而今早过世的消息,一阵脊背透凉地哀伤。因为就在几天前,作为台湾社社长,张馆长还在台北主持我的演讲会,次日在他离台出国之前,我们还在一起谈二二八和相关史料。突然之间,这样一个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的人,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此无常的人生,实令人难以接受。

今年9月20日,是彭明敏和他的两个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五十周年纪念日。我应邀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纪念活动之际,恰巧正值苏格兰独立公投揭晓,张炎宪先生听说我回到台湾,特意安排我在台湾社讲了一场《从苏格兰独立公投看台湾前途》。不料这竟成为张先生最后一次主持的演讲会。

我跟张先生没有什麽私交,但敬佩他的人品与学识,知道他是研究二二八等台湾史的“专家中的专家”,所以对他的演讲邀请一口答应。那天的演讲会有两小时,一直到中午12点多。听众提问又欲罢不能,张馆长一直微笑著,给每个提问者以机会。然后我们又匆忙赶去新北市政府会议厅,参加那里的自救宣言纪念音乐会。

从两点多入场直到晚上五点多,三个多小时的音乐会结束后,我们才得以在会议厅的走廊里私下交谈。正好还有一位在美国的台湾乡亲委托我请张馆长查询一个在二二八屠杀中失踪的亲人。张馆长看到“住在台南、当时活跃在嘉义地区的苏鸿炎”几个字,马上有反应,说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不是写错?显然他对那个名字有印像。但他说,明天就出国去日本和美国,等10月6日回台后,一定帮助查找。他当时那认真承诺的表情,依然清晰在眼前。

我相信张馆长的意外故去,一定是因为太累了。主持我的演讲会那天,两个多小时,他一直坐在台上。中午匆匆赶到新北市,那三个多小时的纪念音乐会也足以令人身心沉重。本来我上午一直站著演讲,也挺累,想在下午的音乐会上偷偷打个盹,因为我对音乐是外行。但那天李筱峰教授主持(编辑并剪辑)的音乐会内容,无法不令人全神贯注,不仅绝无瞌睡,而是心潮起伏,因为他把二二八以来台湾人的悲怆历史,用画面和音乐连结起来,成为一堂精彩而感人的历史课!也许台湾人看过很多,很熟悉,但我和妻子却是看到落泪。音乐会结束时,我特意跑到后台,刚跟李筱峰先生说了一句,“谢谢你!”然后就哽咽得无法讲什麽了。张炎宪馆长是最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之一,可想而见,那三个多小时,他的身心又经历了怎样一场洗礼。

第二天,张炎宪先生就飞去了日本,停留几天后即赶赴美国,下了飞机接著就去做二二八口述历史的采访。他的确是太累了。人们常把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人称为英雄,张炎宪馆长在前往美国挖掘记录台湾史的前沿阵地上离开了我们,他是战士,又何尝不是英雄!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张先生对台湾史的研究有其独到的贡献。他曾说,研究台湾历史,有两个基本点∶

一是要信赖台湾人自己的力量,而不主要靠外国人,“台湾史最有权威性的解释应该在台湾”。对这点,我在阅读中也有体会,例如蒋经国基金会出资赞助的那本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写的《蒋经国传》(The Generalissimo’s Son),就对蒋家有过多溢美之词,缺乏客观公正(中国时报的“高级外省人”记者傅建中曾撰文力捧)。

二是要重视民间研究,而不是政府。这样无论政府怎样更替,都不影响到民间研究的客观真实性和连续性。

张炎宪对台湾史的研究主要靠自学,他曾说,“我都是靠自己找资料读台湾史,从没有老师教过,‘名师’都是非常国民党的。”他还说,“当然国民党对我不好,也不可能对我好,对我好表示我有问题。讲台湾史被国民党政府褒奖,那表示我自己有问题。”

张炎宪的独立人格,不仅表现在拒绝国民党,而且也不受民进党的史观影响,是把真实作为最高原则。例如,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出“中华民国过去是一个流亡政府”引起蓝营围剿和争议时,张炎宪就有胆量指出,蔡英文说的不准确,中华民国作为流亡政府不是过去式,而现在仍是。

我仔细看了张炎宪的辨证理由,相当信服。他说第一,流亡政府是中性名词,并不是耻辱的象徵。像二战时的法国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都跟中华民国一样,是流亡在外国,等待回到自己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是中国,不是台湾。

他特别举证说,从1945二战结束到《旧金山和约》签署这6年期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到了台湾,是受盟军最高统帅的委托而接管(暂管),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台湾。因中华民国1911年成立时,台湾早已是清朝割让给日本的领土,不属于中华民国。张炎宪说,接管时会场还悬挂了英国,美国,中华民国,苏联等四国国旗,表示是盟军接管。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日本正式放弃台湾,但没说把台湾给已成立两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说给已实际占领台湾6年的中华民国。英美等国际社会的这种安排,实际上就是要台湾的前途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己决定。

所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并取代的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之后一直是流亡政府。针对当时民进党强调的“中华民国在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就不是流亡政府了”,张炎宪也不认同,他强调,那部流亡政府性质的宪法没有改变(固有之疆土等),中华民国的流亡性质就没有真正改变,所以它还是“现在进行时”。尤其“马英九上任后复辟一个中国架构,却反映中华民国依旧是流亡政府的本质。”

那麽怎麽解决这个“流亡政府”?张炎宪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中华民国像戴高乐和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一样,回到自己的国家(法国/西藏)。二是中华民国融入台湾(合为一体),去掉中华民国的国号,改变流亡政府的宪法,通过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国号为台湾)。

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张炎宪的这两种方案,都是尊重历史真实的结果。但第一种方案很难实现,因为今天的马英九和国民党们,完全没有回到中国、逐鹿中原的打算,或者说,他们是“伪流亡政府”,根本没有像戴高乐、达赖喇嘛们那样,有回到自己国家的愿景和真心。国民党们的真正打算,是背靠共产党的大树,用一个中国的幌子,来获得北京政权的支持,保持国民党一直在台湾掌权。国民党现在既不反共,也不爱台,跟共产党非常相像,只是意在权力,什麽共产主义、三民主义,都是欺骗主义,连自欺都做不到。

我对这一点感触很深。1989年底我和一些反共的中国人第一次访台时,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当时是国安会秘书长)宴请我们时,还很动感情地说“对不起,我们丢了大陆,让你们受苦了!”“我们一定要回去,解救大陆同胞!”蒋纬国讲这番话时,还指著胸前带的一束小白花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回到天安门广场,把这束白花祭奠给那些遇难的孩子们。他说得很动情,我们听了也很感动。那时,在反共事业上,我们感觉是一家人。可后来,当年接见我们的反共将领郝柏村却跑到北京,跟(打败国军的)解放军将领说“我们又是一家人了”。而我们这些一直坚持反共的人士,则已经成为国民党马英九们不欢迎的人。这真是历史的反讽,由此更可清楚地看出国民党的堕落沉沦,他们已毫无任何理想性,和共产党穿连裆裤,权力和黑金就是他们的最高目标。

所以,张炎宪馆长说的第一种方案,完全没有可操作与实现的可能。只有第二种方案才可行,就是台湾人民用选票(立法院多数)结束中华民国这个伪流亡政府,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国家。也就是彭明敏等人在五十年前的《自救宣言》中明确提出的15字纲领∶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二二八事件那年出生的张炎宪,真是跟这段历史有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就是台湾的当代历史。他走了,死在结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战场上。从他出生的那个血腥的年代,到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无数的人为了那个建立自己家园的梦倒下了,但那个梦是永远不会死的,今天它在太阳花中再次灿烂地绽开。终会有一天,那些像张馆长一样的勇士们,将在梦想成真的花丛中微笑。张炎宪先生是不忘历史的人,历史也将记住他。

2014年10月3日匆就于美国

201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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