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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丹拒入美籍谈爱国主义

曹长青



我曾说过,我不非议别人的政治野心。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有做伟人、或政治领袖的雄心,并真正高标准地要求自己,那他一生中可能少犯许多个人错误。但对于为“从政”而不拿外国籍的做法,我则一定要非议一番。

任人皆知,如果以后要回国从政,放弃外国籍就可以,不存在法律问题。台湾蓝绿阵营都有放弃外国籍而回国从政的人。其他国家也肯定有很多,比如我知道波兰现外长就曾受英国庇护,获英国籍,后放弃,回波兰参选总统。

王丹当然知道这些。但他坚持不入美籍,不惜忍受许多不便,诸如每一、两年就要申请回美证,而且久不住美国,还有丢掉绿卡的风险。人家自己愿意,别人当然无权干涉。但我要评论的,是这种做法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东西。

王丹明确承认,不入美籍,“是为让他参与中国政治生活更有说服力。”

什麽说服力呢?那就是,将来回国竞选什麽职务的话,他可以高调地宣称,“我从来都没有拿过外国籍,我的‘爱中国’超过做过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的张三李四什麽的。”明摆著,就是要迎合、借助国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和爱国主义疯狂,给自己的仕途加砝码,增加“爱国”优势。

不记得在哪里读到过,“爱国不过是谄媚统治者的一种方式”,绝对没错,但我认为应该再加上一句∶爱国更是谄媚大众的一种方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众用“爱国”来向统治者表忠心,而一些觊觎仕途或个人风头的人,则用“爱国”来跟大众那儿“争宠”。

不客气地说∶想凭这种东西从政,一是没用,二是显露令人恐怖的思维和心态。

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不靠对政治、经济、外交等一系列议题有相当的知识和清晰的认知,尤其是领导力(leadership),而仅凭六四名声、“爱国情怀”和一阵子来点的名声炒作什麽的,就想赢得中国老百姓的选票,恐怕希望是渺茫的。明摆著,中国国内已经有很多人,对西方民主体制的认知远超过王丹和许多身居海外的中国人(从他们发表的东西看出)。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多年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洗脑,即使专制政权倒台了,那种国家至上的心态也将长久地持续。所以,靠打种族、国家牌,也有可能笼络相当的人心。百姓之愚,经常让人跌破眼镜。哪怕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人民都两度把一路都在摧毁美国建国根基的奥巴马选为总统。

专制政权洗脑容易(扼杀掉一切其他声音就是),而民主制度下不可能有强迫的“反洗脑”。在多元声音中,大多数民众就顺其自然,哪边声大听哪边,听到什麽信什麽,而不会主动去清洗自己被毒化过的头脑。这就是为什麽来到海外的中国人仍多数亲共,反共人士中也是“大中国、大一统”思想者占多数。台湾民主了这麽多年,国民党专制时代强行注入人们头脑的毒素仍渗透在台湾社会的每一个缝隙。改变是非常艰难的。这种情形在中国会同样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会有相当的市场。我知道有些人对西方民主、美国政治非常熟悉,但在要打“爱国主义”这张牌上,跟王丹在一个轨道。

那麽这种思维的人在未来的民主中国赢了选举的话,前景能令人看好麽?

今天俄国的普京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领导人给世界带来的恶果。希特勒是民主选上的,普京也是民主选上的。所以,那种和独裁思维在一个轨道上的所谓民主,必须从根基上就去矫正,就不能选择希特勒、普京那类靠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赢得民心的领导人。王丹的仕途之道,还没走上起跑线,就已经要进入民族主义的轨道,要利用爱国情绪了。所以我趁早就要给这一类人拆台。

共产主义早已经不是我的主要敌人,因为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破产,其垮台在中国只是时间问题。反共也不是一个终极目标,追求个人主义价值、保护个体权利才是。我的主要敌人是群体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只是群体主义中的一个体现形式而已,既然它已经破产,那麽群体主义的其他体现形式——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强国梦等等——则是对个体权利危害最大的概念和意识形态。

大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最可怕的。事实上,这种可怕主要就在两个国家,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在这两个本来就有著悠久沙文主义心态的地方,一方面经过了共产主义对国家概念的更高度凝聚的强化,另一方面又倍受经过共产赤贫的屈辱,所以在今天有了经济实力之后,多数人并不会自然拥有“国家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保护我个人的权利”这种真正的公民意识,而是独裁后遗症导致的“土豪要翻身、老子要扬眉吐气”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严重缺乏个人主义意识的俄国和中国,就变成了要靠“国家强大”来挺自己的腰板。于是“爱国主义者”在这两个大国的政治舞台就最有“玩”的市场。

中国人从幼儿园起就被灌输“爱国”,从几千年的老祖宗那儿就有“儿不嫌母丑”的训导——不管这个“母亲”是多麽一副凶相,干了多少伤害、残害“孩子”的事情。这种谆谆教导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血液里,所以任何一个想赢“大众”的人,最不敢得罪的、最要敬拜的是“爱国”二字。

难怪美国作家安卜罗斯.比尔斯(Ambrose Gwinnett Bierce)曾精准地说过,爱国主义是“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宣称自己是六四偶像的王丹,当然明白“爱国”对他回中国从政的雄心具有多麽重要的意义,所以宁可忍著种种不便,拒不加入美籍,并在和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上,一定心向“祖国”——是非对错都得让位于民族和国家。这点起码从王丹在以下这些事情的态度上可以明显看出∶

比如,王丹支持专制的北京政权办奥运。任人皆知,奥运这种东西,是最有利于独裁专制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在多麽大程度上强化了纳粹政权,2008年的北京奥运,又是多麽潜移默化地巩固了中共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王丹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要用支持北京奥运来谄媚民心。

跟上述可以类比的是,王丹呼吁独裁的中共政权,动用否决权,否掉民主了近70年的日本进入安理会。他明确地说,“中国拥有宝贵的否决权”,“中共应无条件反对日本进安理会”。“中共是否会投票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将是证明中共是否真的会维护民族利益的观察指标。”

他可以想到让一个践踏本国人民利益几十年的独裁政权去“维护民族利益”。在“民主”和“民族”之间,王丹清晰而明确地选择了“民族”。

难怪在钓鱼岛问题上,王丹一面指控是日本挑衅中国主权,一面用“我不会钓鱼”来耍滑头回避记者提问。这种“耍滑头”,比思想“错误”却人格统一,更令人担忧,因为这种人最看重的,不是真正的是非,也不是自己内心深处真相信和渴望的东西,而是个人在社会上得失的最大公约数。

他的这种倾向,在对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更明显。众所周知,王丹跟台湾绿营走的很近,但他为什麽绝不敢说“台湾独立是选项”?当然明摆著∶一句支持台独的话,比他放弃10个国家的护照更损伤他回中国去利用民族主义、爱国情操而赢得选票的运气。他哪里敢得罪被“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彻底洗脑的中国老百姓呢?当然更不敢得罪上要谄媚政权、下要追逐大众人气的文化人们。

按说,以王丹这许多年(从陈水扁执政时代开始)和台湾绿营的密切接触,尤其是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台湾人民的迫害,他应该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应该比所有中国人都更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而不应该对“台独”这个词那麽避之不及。

王丹真的就像很多大中国主义的人们那样非要台湾跟中国结婚吗?未见得。正像有人指出的,既然王丹现在还是单身,也或许一辈子都选择单身,他当然有全部的权利做自己的选择,别人有什麽权力指手画脚,甚至逼婚呢?既然如此,那为什麽不可以让台湾也永远选择单身呢?无论中国民主与否,我都不跟你结婚不行吗?

这层意思对王丹来说,不是太容易懂得了吗?但为什麽当有人指控他支持台湾“单身”时,他要那麽严肃地、严重地出来否认∶我从来就没说过支持台湾“独身”,如果我在任何场合说过反对“中台结婚”、支持“台湾独身”的话,我愿意道歉。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台独”不是我的选项。台独把王丹吓成这样,以至于如果说过“支持”,竟然需要道歉。为什麽呢?

王丹曾大声地、正义无比地喊∶台湾人民有选择民主的权利,我们中国人也要争取选择(民主)的权利。但他连小声也绝不说一句∶台湾人民也有选择台独的权利!

王丹到底是一个原始部落心态的民族主义分子呢,还是一个媚俗的gong利主义分子呢?我不知道。也只是最近才了解到,只要“中国统一”,却不要自己人格统一的人,会把自己搞到头昏,甚至搞到有得了脑瘤的感觉。

我这篇文章,可谓借题发挥(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痛恨),因为王丹的例子的确很特别,像他那种坚持不拿外国籍,等著回国去选总统什麽的人,大概掰著指头就能数过来有几个。他们自己愿意承受那种“旅行证”的不方便,和别人无关;麻烦来了,给大家添点乱子,闹几天也就过眼烟云了。但是这种“身份证”背后所反映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心态,才是中国人通向真正民主之路的最可怕、也是最顽固的敌人。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句名言大家早就知道,也清楚共产党现在只剩下这一个武器了。但你或许还不太清楚,号称反共的人也要拿起同样武器的话,那就加倍地可怕。

(网络时代,对文中引述的王丹观点,通过关键词都可在谷歌搜索到,所以不再按常规注明出处。)

2014年8月24日于美国

2015-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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