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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前批“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曹长青




“天安门文件”的真伪引起各方议论,但在民运人士中,王丹的评论最令人吃惊,他在接受台湾ET today记者林敬殷的访问时说∶“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不是最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问题。 ”

怎麽“真伪”不是最重要问题呢?如果“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它的“流出”不仅不会“反映”出任何“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造假记录上再加一个大丑闻。

这种只要对中共不利、“真假”不重要的逻辑,使我想起几年前调查采访《叫父亲太沉重》作者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一事,当时也是有很多民运人士和知识份子认为,不管真假,只要对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扬,称赞“艾蓓剥开周恩来的圣人外衣”,“使周的完美形象破灭”。当时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主席甚至在报上说,“至于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其实也无关紧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样?┅┅艾蓓还是艾蓓,只是人们不再把周恩来当做圣人而已。”

我当时曾撰文批评说,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一切致力于向专制挑战的人们,唯一的武器是真实。谎言不能打倒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虚假。共产主义就是在为了(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思维中兴起的。

“不管真假”这种逻辑,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想法。如果民运人士以这种逻辑来反对共产党,即使打垮了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

当年那个被很多民运人士称赞“剥下周恩来圣人外衣”的艾蓓女士,曾阻止我调查撰写批评她造假的文章,说中共已派人到其居住的旧金山来暗杀她,“枪已顶到腰眼上了”。但六年过去了,艾蓓活得好好的,可能那“顶到腰眼”的枪还没发射呢。

六四事件刚过,北美曾出现一本《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的书,绘声绘色地记录天安门事件前后中共高层决策的内幕。我八九年底和一批异议人士到台湾参加会议时,那里的官员神秘地披露,他们把这本书的作者请到台湾,说是获得了中共高层的重要情报。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可笑,因为那本书的作者曾在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做记者,他从北京调来之前是中央党校的普通教员,虽然文笔不错,但不太适合跑新闻采访,在报社干了几个月,就去了深圳华侨城办公室工作,后来旅居美国。他到报社应徵时,是我负责人事考核的,如果他和中共高层有那麽深的关系,知道那麽多内幕,我们报社早就会继续留用他了。

我从没写文章置评此事,因为人家也没有说这是“文件”和“内幕”,只是写了那麽一本政治推理小说,国民党政府愿意掏钱当傻瓜,他旅居异国他乡也需要资助,两相情愿,皆大欢喜。

近年从报上看到听到中国人造假的事,可谓日新月异。在人人争相“下海”经商捞钱的大潮中,中国人的“造假”潜能也得到激发,假烟,假酒,假药,假米,假结婚,假文凭、假合同┅┅简直无“假”不有,撒谎如同撒尿,成为人的生理本能。

在这种背景下,当我听到“天安门密件”时,第一个反应是要保持警觉,把它的真伪作为最首位、最重要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除了相信那几位鉴定这批密件的美国专家的公信力之外,外人很难做出判断,因为鉴定它的两个基本条件都不存在。

第一,带出这批密件的当事人“张良”不出来现身说法,人们无法根据他的身份(有否获得密件的能力,是否诚信,熟人对他人品的评价等),他获取密件的方式(是否符合逻辑推敲)来鉴别这批密件的可信度。

当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还没有出版,当事人李志绥就现身说法,他曾担任毛的保健医这一身份被确认,他的故事就有了起码一半的信用。“张良”对不公开身份的解释是,为了再返回中国大陆。但这种说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他返回一旦被中共捕获肯定会被处决,以他带出这样大量的机密文件,外人为他在法律上辩护都是困难的,这是任人皆懂的常识;而如果中共垮台后他再返回,则无安全问题。

他说公开身份在海外会有危险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因为他带出的文件都已出版或在他人手中,中共再对他采取措施,已无实质意义。有人说中共是会胡来的,但实际上中共是相当计算的,如果胡来,怎麽不对李志绥下手?李志绥在英国BBC和美国PBS上大揭毛的丑事时,他的书美国“蓝灯书屋”还没有出版。而且他一直到病世都住在儿子家里,既无美国警方保护,也没碰上“枪顶到腰眼”的中共刺客。在江南被暗杀,台湾国民党政府为此在政治上赔得血本全无的情况下,谁再做这种蠢事都会相当计算利害得失。

“张良”表示,他带出这批密件是为了推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美国“六十分钟”电视访问节目上人们能看到他的中文书稿封面有“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十个大字。从中共那种警察国家带出这种机密文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张良自己也说,他是冒著“外界无法想像的危险”。现在他强调公开身份的危险性,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于他的不公开身份而造成人们对文件真实性质疑的话,那麽他就对自己冒那麽大风险所要达到的目的自设障碍了。

“向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前提首先是“向真实负责”。只有帮助人们确信这批文件资料是真实的,它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推动作用。

第二,由于中文版要在几个月之后才面世,现在人们从华文报纸上看到的几乎都是英文译文的中文译文,而且多由不太熟悉大陆政治术语的港台媒体翻译的,所以人们无法考察文件中所用的语言和当事人身份、口气等是否吻合,语境是否一致。

离开了上述这两个条件,除了那几位审核这批文件的美国专家之外,外人对它真实性的评断,近乎是盲人摸像了。

但有一个线索,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判断依据。据《华盛顿时报》引述黎安友教授的话说,这批文件资料总共有15000页。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将出该书中文版的明镜出版社负责人说,这批文件资料太庞大,该社仅从中选出一千页出版,共57万字。一千页打印的“文件资料”就有57万字,那麽每页是570个字,由于通过电脑打印出来的每页字数差不多,那麽按照这个字数推算,这批15000页的文件资料总共就有855万字!

这麽多的字数,仅以“张良”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即使从八九年就开始写作,11年中(该书已在美国翻译数月,估计张良至少在去年春就已抵美)不间断连续撰写,也要平均每年写77万字。有写作经验的人会知道,一个人无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麽多的文字。

如果是“张良”联合其他人一同写作,由于需要收集和整理资料(包括大量当时外电报导,各省市动态等),没有很多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中共统治的政治环境中,这麽多人联合起来做这样的事情,风险更大,一旦泄漏出风声,参与者都有被以泄密罪重判的危险,因此,多人联合完成的可能性似乎更低。

如果既不是“张良”一人完成,又不是多人合作完成,那麽这批“天安门文件”到底出自谁手?

它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之手。在八九民运期间,中共高层有专门机构负责收集编纂各种反应,包括外电报导、各地上交的动态简报和专项报告、中央各部委了解的情况、高层内部对此问题的会议记录,以及新华社(内参有八种)、《人民日报》等各级党报的各种各样“内参”等。。

这些文件资料等,最后可能汇集成专门的天安门事件文件资料而储存。由于电脑的发展,现在大陆各种部门也在使用电脑保存文件和资料。“张良”或是通过本人工作之便,或是通过能在电脑上接触到这种文件的朋友,下载了这批资料,用磁盘带到美国,经过整理后,成为《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的书稿。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话,这批文件资料的可信度就很高。但是,对这批天安门文件的进一步论定,还要等到中文版问世。无论如何,这批文件的真实性才是它的价值所在。那种“真伪不是最重要”的思维倒是一个很需要引起人们深思的重要现象。

2001年1月17日于纽约

——原载《大纪元网》2001-01-19

附记∶《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来后,就被人识破,这是造假,因其内容只是中共媒体(驻各省记者站)所写的情况汇编等,根本不是什麽《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内容显然是作者杜撰的。我曾在香港《开放》杂志撰文批评“六四《天安门文件》造假”,指其是“中国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王丹当年就认为“真假不是最重要”,13年过去了,今天还是对真假毫不在意。对到底是不是真得了“脑瘤”,没有《回美证》无法通过安检、离开美国等事实,完全都不在乎,等于戏弄了全台湾,尤其是那些同情他的人。王丹对自己在此事件中的一系列谎言,不仅迄今无一字道歉,而且态度恶劣。(201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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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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