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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

曹长青

“我妈妈去世了”,电话里新天哽咽的声音把我惊呆了,这怎麽可能呢?几个月前我们还通电话,一切都好好的。杜新天的父母杜圣修和李雁波是我的大学老师,我对他们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自毕业离开黑龙江大学,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去年底,他们夫妇到多伦多探亲,因为他们的女儿新天移民到了加拿大。我们通过网络联系上,通了多次电话。本来计划夏天去看望他们,但他们三月底突然决定回国,因为李老师感到身体不适,谁想到刚回哈尔滨不到两个月,就因病过世,年仅63岁。

他们夫妇结婚40年,感情非常笃厚,可想而知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杜老师的打击。我几次打去电话安慰他,他在电话那端只是喃喃地,“这简直是没有家了”,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苦,在电话里都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对这个“事实”不能接受,难以忍受,无法承受,已经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同时感冒、肺炎发作,前列线炎加重。而他才64岁。

杜圣修夫妇都是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状况使我不期然地想到中国这一代知识份子,他们中间英年早逝的太多、太多了。曾看过一篇关于著名数学家张广厚早逝的报告文学,其中提到,据对中国两万多中高级知识份子的死亡统计,他们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10年,死亡平均年龄是58点2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68岁。在两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份子中,死于中年(40到60岁)的高达61.42%。而副教授的死亡年龄平均不到60岁,讲师更低,平均49岁。这真是令人恐惧的数字,中国的知识人在那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压榨、盘剥制度下,付出了多麽巨大的牺牲。

●疯狂的年代,人和羊更能沟通

常言道,人老了就开始怀旧,我还没觉得自己老,但已开始经常念叨往事。李老师的突然去世,使我蓦然伤感,联想起了许多令我至今难忘、并深深感激的老师们。

虽然我从小就挺努力,想做出点什麽成绩;但很遗憾,我既没出生在高知家庭,又没成长在条件好一些的首都或大城市,而是一直在中国最北部、最边远的小城镇拼命地东找一本书,西寻一点信息。成长过程中那绝不亚于身体饥饿的精神饥饿,至今想来都感觉切肤之痛。

但幸运的是,我总是能遇到好的老师。几个星期前从网上看到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校舍塌方的消息,情绪波动了好久,因为那正是我念小学的地方。在那个学校,有一位最早对我非常好的当时50多岁的女老师那毅。令我一直难忘和感激的是,她不仅对我的学业关照倍至,而且多次跟我母亲夸奖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对一个念小学的孩子来说,老师如此这般的赞赏,尤其是在他的母亲面前,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更成为他必须刻苦努力的巨大动力。

尽管那毅老师对学生们的慈爱、关照和耐心,超过了许多孩子们的父母,但她一直都无法评上模范教师,更入不了党,就因为她丈夫曾在国民党时代做过北安的广播站长。文革时,他们夫妇都被揪到街上批斗。我曾在那毅老师家见到过她的所谓“国民党丈夫”,一个说话不多,但开口就给人很有学问感觉的老先生。在他们狭小孤寂的庭院中,总栓著一只流露著忧郁眼神的羊。曾在关于储安平的传记文章中读到,储安平挨整之后,闭门在家,连老友梁漱溟去探望都不愿开门,只与一只羊作伴。看来那些有点自己独立思想的人,在那个疯狂的人性失落的年代,和羊等动物或许才能沟通。

●困在一间房里的中学老师

上中学的时候,我又遇到两位好老师。巴庆瑞和他的妻子孙彩莲都是我的老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而我正好又曾当过这两门课的课代表,所以和两位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我已经毕业多年,正手忙脚乱地准备复习课程时,却不幸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被锁进传染病房。为了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上学机会,晚上通融了护士,脱下患者服,溜出医院,跑到巴老师的家里补习数学。他不仅毫不在意我是传染病患者,而且十分耐心辅导我那几乎全忘光了的数学。有了巴老师的帮助,我才顺利地通过了数学考试。

但巴老师和孙老师,兢兢业业教书几十年,却一直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却全家住在一间房子里,用帘子隔开当作各自的睡房。在这般的困窘中,巴老师还设法在两个上床之间搭了两个横杆,当作双杠练身。

●一堂课,扫倒了很多孔已己

我的大学老师们,就更令我难忘和感激。刚刚去世的李雁波老师是英语系的,来教我们中文系的公共外语。李老师不仅和蔼,心地善良,而且非常有耐心。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多想当作家、诗人,可想而知,对这样的学生掰著指头教英文ABC会多麽困难。我就是其中非常抵制英语课的一个;一心只想用中文搞文学创作,根本不想学外语。再加上总是熬夜写诗、办文学社团等,所以一上英语课就打磕睡,有时一堂课从头睡到完,可李老师从没训过我,甚至都没打断我的课堂懒觉。

李老师之所以对我“网开一面”,我猜一定是与她的丈夫杜圣修有关,因为杜老师是我们这些有点叛逆思想的学生的“精神导师”。他一直非常支持我们探索、独立思考。杜老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在对周氏三兄弟、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的研究上,在国内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讲《阿Q正传》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脸色红润,精神头儿十足,说话速度有点像机关枪,好像一堂课下来,很多愚腐的孔已己就被扫倒了。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在宿舍里,学生们夸他时就亲切地说“老杜这堂课上得挺棒”,因为77级学生中,很多人比他年轻不了多少,我入学时已25岁,只算班上年纪中等的。

●保存了20年的一块石头

也许是出于偏爱,我一直觉得我的老师们很有特色、很特别。他们中很多都思想开放,对学生们的一些“出格”想法、做法不仅不阻碍、训斥,而且相当鼓励;我们可以像朋友般交流思想,而且许多观点一致。当时我主办了一个文学社团“大路社”,不仅受到杜老师的支持,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老教授陈堤还担任我们社团的“顾问”。与周老师的情谊尤其令我难忘。

周老师是知名的戏剧评论家,思想非常开放,虽然当时已50多岁,但总像年轻人一样有激情。我们这些梦想当诗人、作家的学生,常到周老师家里讨教,不仅把他当作导师,还有一种挚友般的亲切感。毕业之际,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开始,我因办社团等所谓“自由化错误”而留校反省,周艾若老师动用一切力量保护我。一直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我第三次在全中文系做了“检查”之后,周老师在家里亲手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安慰我,鼓励我。极左的校党委书记白汝瑗和副书记夏毅文找他谈话,拍桌子威胁他考虑后果,但被他当场拒绝。毕业时,我曾用家乡黑龙江五大连池的火山石,制作了一个“假山”送他留念。后来他调到北京,出任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因八九民运时支持学生而遭到整肃退休。半年前他告诉我,虽然他从黑龙江搬到了北京,但那个“石头”20多年来他还留著呢。

我还欠中文系很多老师的恩情,像资料室的王英久老师,他曾偷偷地把只允许老师看的内部书刊借给我,像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以及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20封信》等等,给了我最初的关于自由,关于共产专制的知识,对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起了很大作用。

●仗义执言的五个教授

黑大另一位和我情谊深厚的是俄语系的李明晏老师。他喜欢文学,曾翻译了多本俄国作品。在他的宿舍里,这位似乎有著俄罗斯人豪爽气质的老师,经常招待我们这些穷学生,尤其是我们“大路社”的成员。我们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新思想”,不像师生,更像朋友。我一生第一次有人给过生日,就是他在宿舍操办的。他自制了“蛋糕”∶用牛奶、鸡蛋、加糖搅拌,在火上熬成汁,然后浇在一层层饼乾之间,在冰箱浸放一天,就湿润成松软的蛋糕。那是我吃过的最有滋味的蛋糕。李明晏老师后来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仍著文写书,还出任澳洲纽省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我在黑大毕业之际遭肃整,很倒楣,但困境中几个老师曾给过重要的一臂之力,我一直铭记。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得到了《诗刊》编辑部指名给我的一个名额,去做评论组的编辑,但由于我的“自由化问题”,不仅北京去不成,学校当局还硬要把我分到中俄边境的小城爱辉(那个《爱辉条约》的地方),等于是流放。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系五位教授联名向校党委要求把我留校。他们不仅本身是知名学者,有的还有点特殊身份,例如周艾若教授是周扬的长子;李人纪教授是前中共总书记李立三的儿子;陈堤教授是萧红的同窗;吕冀平教授是中国八大语法学家之一;刁绍华教授是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由于这五个教授的仗义执言,我才得以留在了哈尔滨。

●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正是在这些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的“大路文学社”才得到发展。今天,不少当年我们“大路社”的成员,都在文学、新闻界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几年前在美国以小说《等待》获得“全美图书奖”的哈金(原名金雪飞),是唯一来自英语系的成员;现在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庆西,秦皇岛燕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福亮,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长刘允洲,上海《海港报》总编辑薛耀先,以及天津《新晚报》总编辑,《中国法制报》副总编辑等等,都是我们当年“大路社”的成员。这还只是我近年听到的一些,不知还有多少成员已在各种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我想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对大学的老师们充满感激。

在深圳办报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家乡北安,特意宴请了已当了中学校长的巴老师。我和一群中学的同学,轮番向老师敬酒。那天他非常高兴,谈啊,笑啊。我这个到南方办报纸的记者,也被他视为有了“出息”,同桌的同学中,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主任,有的成为画家,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我今天多想能自由地回到中国,给所有帮助过我、我所敬重的老师们,都举行一个宴会,把同学们都找来,给老师敬酒,有一个机会,再让老师成为中心,看老师们的神采飞扬,听老师们开心的笑声。

可惜我今天无法回去,自己都已年近半百,老师们则已进入老年;只能用这篇小文遥寄对他们的怀念,但愿老师们多多保重,我们后会一定有期!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3年9月号

200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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