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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诋毁八九民运的刘晓波

作者∶刘宾雁

编者按∶刘宾雁在《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发表系列文章“《走出幻想》之四”,其中对刘晓波否定八九民运,以及其《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的假忏悔等,给予了严厉批评。下面是该文(关于刘晓波部分)∶

这段文字和读者见面时,一九八九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五周年已经逼近了。运动的许多参加者来到海外,也已几年。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参加者本身关于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客观而真实的记述,更没有对于它的成败得失的回顾与总结。就我所知,只有当年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封从德先生去年在香港《百姓》杂上纪念“六四”的文章中写到∶那年五月十四日,学生代表与政府的谈判,曾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惜由于一些学生领袖的反对,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他承认他本人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也是激烈反对那场谈判的一个。

这个空白,当然不会没有人来填补。第一个是北京政府,充满谎言与诬蔑的书和录影带,已经出了几部。第二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刘晓波写了一本书,叫《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报》。刘晓波不同于中共,他参加了天安门运动,又是在运动尾声中开始绝食的所谓“四君子”之一,还坐过牢,因而他的记述和分析的可信性,会被中外读者认为比中共的宣传高出许多倍。

仅就这是天安门运动参加者所写的第一部关于运动全貌的记述和分析这一点,就很值得重视。但究竟写了什麽呢?

那本书是从作者的忏悔开始的。他在被捕后向强权屈服了,写了一个很长的“悔过书”。很多人最先见到的是刘晓波为此而写的忏悔录。不了解刘晓波的人,十之八九会被它的真诚、沉痛和责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纪大约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如此公开地无情地剖析和鞭挞过自己!但是我由于对此人有所了解,读到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和体无完肤的地方,便不无疑惑起来∶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刘晓波此举真的是出于真诚,还是企图借此放一个“卫星”,打破中国历史记录,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这个疑问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虽未正面回答,似乎对刘晓波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后来又从郑义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证实。郑义提到刘晓波“末日”一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刘写到有的朋友读过此书的反应是∶“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一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伪装┅┅”书的作者写道∶“这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

郑义在香港同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谈起此事。高尔泰告诉他∶“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郑义一算那时间──一九九一年秋,他们夫妇匿居高尔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书之前。郑义来美后,又向诗人江河谈及此事。原来刘晓波在纽约卖给江河一本“末日”时,曾向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狱中写了悔过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回来。

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为而作的忏悔,居然可以是谎言,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对道德再来一次践踏!一个人的堕落,真的是没有止境吗?

不能说“末日”中关于天安门广场上事件与情景的记述都是不真实的。但通读全书,你得到的印象却是∶尽管作者在卷首的忏悔中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个佼佼者。作者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刘晓波毫不掩饰地摊开了他的政治态度。他对天安门运动的全盘否定和诋毁,令人发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见身居海外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提出异议。只有郑义是一个例外。

刘晓波屈尊纡贵地把自己同他认为“连民主的A、B、C还要从头学起的知识群体”和“芸芸众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们”作为叙述的主体。他认为运动水平奇低和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骨子里仍然崇拜‘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革命’之名,就充满了正义感和进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于“我们”要“革命”∶“我们”“唯我独尊”;“我们”“拉山头”,“自封为王”;“我们”“睁著眼睛说谎”“造谣”,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滔天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

他所列举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这同“革命”有什麽关系呢?依我之见,情形正好相反。刘晓波是为了革命而匆匆赶去北京的吗?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上街后,他还在《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长文,对胡耀邦百般贬损,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几?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头头罢了,有什麽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来是反对这场学生运动的。可是不出两日,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决定回北京了,旧金山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会议他不去参加了。日后我才从他身边的人获知,他那时见到有的人在国内已大出风头,急得他抓耳挠腮,坐立不安,这才突然决定归去的。临行之前,还不忘留下一个谣言∶刘宾雁和一个什麽人到美国人那里说刘晓波的坏话,反对他参加那个会议。一到北京,又造出一个谣言,说他是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高薪毅然回国投身“革命”的。

其实,天安门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可以从刘晓波式的人物身上找到一些线索。刘晓波比大学生更年长、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般大学生身上处于比较稀释状态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蔑视人民的思想和情绪,在刘晓波身上便更浓烈、更露骨和更疯狂。他在“末日”一书中自认∶“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郑义的文章援引了刘晓波一书中描绘的一个情节∶

一次(刘晓波)穿越纠察队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覆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令我终生难忘。”这个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没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诚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粮票和现款)和冒死阻挡军车,天安门广场很难支撑下来。你绝想不到人民的这种奉献得到的酬报是什麽∶当北京数以百计的市民已横卧血泊时,一位学生领袖居然还会说出这种话∶“中国人,你们不值得我为你们去牺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尽管蔑视劳动人民的意识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几天的领袖生涯,外国电视录影机镜头不断对准面孔,可以使一个人的自我膨胀一百倍!

倘若没有这种自我膨胀,五月二十八日本应该撤出广场了。那是北京市各界联席会议的决定,广场总指挥也举了手的。为什麽后来又忽然变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谈判若能成gong,天安门运动将会取得可观的成果。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达成的决定撤离广场,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洗北京就不会那麽容易,因为刽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并不是责怪学生群体。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受BBC电视台采访时就说过∶“这样沉重的担子,本来就不应全部落在学生肩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一类运动是由学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负起责任。”

邪恶何以会逍遥

刘晓波一字不提“六四”事件是一场阴谋的结果(四月二十四日,学生上街还不到一星期,陈希同和李锡铭就拟好向邓小平汇报的稿子,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了。其后一次又一次挑动学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张时间表),却在那篇文章中十四次提到邓小平──并不是谴责这个刽子手(哪怕有一点保留,比如说──像他女儿说的那样,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谎报军情的当),而是说“我们”“无法理性地评价邓小平十年改革开放的gong过得失”,对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计不足;指责天安门运动“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麽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白天跑到领事馆门前示威抗议,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晚间又跑到那里去告密;一只手拉住共产党,另一只手拉住国民党,两只脚又站在民运的船上;当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动员人到大使馆去悔过;象麦卡锡份子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帖到别人身上,自己却甘愿为代表最坏的也是最虚伪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权效犬马之劳┅┅而在做所有这一切伤天害理的非人勾当时,却不以为耻,又受不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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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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