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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女人的梦魇

曹长青

1991年秋,托马斯被布什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女教授希尔出来指控托马斯曾对她性骚扰,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对薄公堂”,被电视现场直播,报纸追踪报道,不仅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性骚扰”的普及教育课,由此也把性骚扰问题提到了全美的议事日程。

受希尔教授“挺身而出”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同样处境的女性站出来,通过法律向骚扰者讨回公道。近年的“琼斯告克林顿性骚扰案”,以及莫妮卡.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关系,被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性骚扰”问题几乎家喻户晓。

但即使这样,仍然只有很小比例的性骚扰受害者公开站出来。据统计,只有3%的被骚扰的女性出来指控骚扰者。主要的原因是证明困难。因为性骚扰的界限、证据都是很困难划定和提供的。著名的是“琼斯告克林顿性骚扰案”,今年四月被法官撤销,认为“证据不足”。

最近,对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关系的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莱文斯基的律师说,她将承认她和克林顿有过性关系,并同意在陪审员前做证。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传闻”的证实,再次把“性骚扰”问题提到台面,引起媒体和女权专家的讨论。

●性关系中的“借车和偷车”

曾在指控托马斯性骚扰中出了大名的希尔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参加了琼斯、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关系问题的讨论。但这位曾声称受到性骚扰,对性骚扰现象深恶痛绝的“女权英雄”,却独树一帜,认为现在美国对性骚扰的界限太扩大化。她认为琼斯案不是性骚扰,因为“证据不足”;威利女士在白宫被克林顿强吻和抓摸乳房也不算性骚扰,因为那不是她的工作场所。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事更不能算性骚扰,因为那是两相情愿。

美国另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领袖格洛莉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虽然她的文章开头说“如果现在指控克林顿性骚扰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克林顿应该去看性心理治疗医生。”但她认为琼斯案不是性骚扰。她说,性骚扰是指要求对方给予性服务,对方拒绝後,骚扰者进行报复,迫使对方就范。而克林顿在阿肯色的旅馆房间里向琼斯提出性要求,琼斯拒绝後,克林顿再没有要求,也没有报复琼斯,因此这就构不成性骚扰。对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事,她认为更和性骚扰无关,因为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比喻说,这就如同借车和偷车的区别一样。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如同借车,是对方同意“借”的。性骚扰如同偷车,是对方不愿意,强行获得的。她的结论是,克林顿和那些女人的关系都是“借车”的关系,克林顿提出“借”之後,有的同意了,有的不借,但克林顿没有一次次纠缠著要“借”,而是对方说“不”就罢手,更没有去“偷车”。

斯泰纳姆的比喻是很俏,但毕竟人不是车。而更重要的是,当有人提出借车时,车主很清楚,如果不借,就会遭到报复,因为提出借车的人是个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她的顶头上司,这时候的借车,不可能公平。

斯泰纳姆的“借车、偷车”比喻的盲点,就在於她忽视了,或故意模糊了要借车者和提供车者,两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处境的不同。而“性骚扰”的核心是有权者对无权者的骚扰,因为无权者无法对有权者性骚扰。而两者权力相等,也骚扰不成。因为所谓骚扰,就是有权者一方利用权力占无权者的“便宜”。

对“性骚扰”的定义和界限,美国也是近些年来在不断明确。最早的定义出现在1964年所定的“民权法”第七条,联邦平等就业委员会定了这样的规定:

“凡是基於性的强制或胁迫他人的行为都是犯法。任何性的要求如不受人欢迎,或是当做某种交换条件或好处的,不论是用言语表达的,或是用肢体行动表达的,不论是以明示或暗示的,都构成性骚扰。”

●最高法院对性骚扰的首次阐述

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阐述“性骚扰”是在1986年,审理“梅里特银行对文森”一案时做的裁决。

文森(Mechele Vinson)是“梅里特银行”的职员,她在诉讼中说,尽管她和男主管有过近五十次的性关系,有两次还是在银行的金库里做的,但她是不情愿的,因为那位银行主管是她的顶头上司,他要求她这样做,她没有办法,只好顺从。

文森的官司在两级法院都败诉了,最後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九票对零票一致通过,文森的“性骚扰案”成立。

大法官第一次对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有关性骚扰条款做了阐述,认为“性骚扰”就是“性歧视”。即使是双方都“同意”的性关系,也可能是强迫的结果。并特别强调指出,性骚扰中,女方同意和他者有了性行为不是关键,关键是女方对这种性行为是不情愿的(unwelcome)。

最高法院第二次就性骚扰做出裁决是1993年11月。那一年哈里斯(Teresa Harris)女士也是把性骚扰案打到了最高法院。

哈里斯在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工作,她的顶头上司是个男士。这位男士不断对她性骚扰,例如,说她是个“笨屁股女人”,并建议哈里斯和他一起去“假日旅馆”房间里讨论她的长薪问题。

无法忍受这种工作环境的哈里斯女士上告到法院,但在联邦“地方法院”和“上诉法庭”,她都败诉。

哈里斯上诉到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又是以九比零一致通过,哈里斯的“性骚扰案”成立。女大法官奥康纳在撰写裁决书时,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解释:即使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严重损害被骚扰者的精神心理,被骚扰者的诉讼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即使性骚扰者,没有因为被骚扰对象拒绝而打击报复,这个骚扰案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骚扰者的行为,已在工作场所造成了一种“敌对的工作环境”。

●性交换和敌对的工作环境

自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了第一例性骚扰案件之後,所有的法院都开始认定,以“性”交换“利益”是性骚扰。例如,一个老板告知或暗示他的雇员,她的去留、提升、加薪等等,都取决於她是否顺从他的性要求,这就是典型的性骚扰。

1993年最高法院对性骚扰案的裁决,明确了造成“敌对的工作环境”也是一种性骚扰。这种骚扰并不是用解雇、不加薪等方式恐吓,而是老板对雇员,或上级对下级不断进行“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性建议、性评论,使工作场所变成令被骚扰者“厌恶的环境”。

最高法院的这两次对性骚扰的法律定义,为下级法院审理性骚扰案提供了明确的判案原则和事实界限。同时更鼓舞了那些被性骚扰折磨的人公开站出来,和那些骚扰者打官司,讨回公道。

●骚扰了25个女侍的名厨

1991年,希尔指控托马斯性骚扰时,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收到的性骚扰申诉是6,883件。到1997年,这种申诉案件上升到15,889件。等於5年内上升了一倍以上。

性骚扰案的增加不仅是被骚扰者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下,受到鼓舞,出来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也说明性骚扰问题的严重程度。

今年4月,霍夫斯洛大学为纽约《每日新闻报》做的调查显示,在纽约长岛,21.4%的女性说她们工作时曾被性骚扰。在纽约皇后区,这个比例更高,达到23%。两项加起来,等於每4个女性,就有一个人被性骚扰过。性骚扰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厌恶的环境”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在长岛的“格伦.奥克斯俱乐部”(Glen Oaks Club),它的餐厅厨房,就是一个典型的“敌对的工作环境”。有4名女侍已上法院告这家餐厅的大厨对她们性骚扰。

21岁的凯瑞.罗森(Keri Rosen)小姐是大学生,她业馀时间在这家俱乐部餐厅做侍从已4年,她说,大厨菲托斯总是问她的性生活怎麽样,抓摸她,说低级下流的玩笑,还要求她口交。她向俱乐部主管反映了多次,毫无作用。因为菲托斯是个烹调技艺高超的名厨,公司不想因此解雇他。虽然这家俱乐部也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但从没有认真实行过。

据罗森小姐和其他员工的交谈得知,在这个俱乐部,被大厨菲托斯性骚扰的女侍多达25名。於是罗森和另外3名女侍在当地州法院起诉,告了大厨菲托斯性骚扰,和该俱乐部是“敌对的环境”,索赔两千万美元。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性骚扰赔偿的天文数字

随著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和骚扰者,以及所在公司打官司,那些发生了性骚扰、管理不善的公司输了官司的报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

1994年9月1日,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的12名陪审员裁决,要求著名的“贝克&麦肯奇律师所”付给该律师所前女秘书威克斯715万美元的性骚扰赔偿费和惩罚金。其中五万圆是精神损失费,其馀700万是惩罚金。

《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说,700万美元的惩罚金,这个庞大数字应该使那些公司的总裁们清醒了。

1997年6月4日,纽约布鲁克林区法院的陪审员裁决,要求“曼哈顿福特汽车销售公司”赔偿该公司前顾客服务顾问麦金太尔(Mclntyre)女士660万美元的性骚扰损失费和惩罚金。

35岁的麦金太尔在1994年提出诉讼,说她在这家汽车销售公司工作时,她的上级主管和另一名员工不断对她性骚扰,她的办公桌上被刻上了性挑逗的话,那个员工还抓摸过她的喉咙。

福特汽车公司赔偿的660万美元中,其中500万是惩罚金,160万是麦金太尔女士的各种补偿费。

麦金太尔性骚扰案判决之後两个月,另一家同类企业“三菱汽车公司”也被女工控告性骚扰。这次不是一个人告,而是29名女工一起告。这家总部在东京的日本汽车公司,今年六月和这些女工“庭外和解”,赔偿了3,400万美元。

●今年的两起著名性骚扰案

今年,有两起上了报纸的著名性骚扰案的判决。一件是纽约的一家房地产经纪人公司被17名工作人员告性骚扰。这些控告人说,上级主管总是在办公室里说黄色下流的话,要求和女工有性关系,许诺给好处。在公司的聚会上,主管还请来了脱衣女郎表演。

这家在长岛、曼哈顿和花园城都有分支、员工达200多人的房地产公司,最後和这17名控告人“庭外和解”,付出了155万美元的赔偿费。这17名控告人中,有5名是黑人,还有一名是男性。

近年最大一笔性骚扰惩罚金是要求美国特快邮寄UPS公司付出的。今年2月12日,在审理“琳达.钱农对特快邮寄公司”的性骚扰一案时,陪审员裁决,邮寄公司需付8,000万美元的惩罚费,和五十万美元的性骚扰精神痛苦补偿金。

22岁的琳达.钱农(Linda Channon)小姐在该公司工作时,受到一个男性卡车司机的不断骚扰,有一次在两人争执中,那个司机用手戳了她的乳房。她向上级主管申诉後,却遭到报复,被不断调动工作,以避免和那个司机相遇。而有些工作根本不适合女性做。琳达说,“每一天我都被大声斥喝,被贬损,被羞辱。在那个公司,对男人和女人,是两个标准。”後来琳达辞职,并到法院递了诉讼状。“特快邮寄公司”对这个裁决正在上诉。

●主管和部属约会就有麻烦

今年3月,美国有9,500多成员的公司人事部协会在首都华盛顿开会,研究如何防范性骚扰。人事部门对监督性骚扰问题很不情愿,那些人事部的主任说,“这是让我们做看家狗和警察,不是好差事。”这种差事的困难在於,无法分清部门主管和下属的约会,是两个人 入情网,真心相爱,还是以性交换利益的性骚扰。也有的主管真的最後和那个和他约会的下属结了婚,但也有很多反目为仇,下属,多为女性,控告男主管是利用职权站她的便宜,是性骚扰。

为此,一些大公司做了更严厉的规定,不仅禁止抓摸,开性玩笑,还禁止和下属谈恋爱。有的公司甚至规定,不经对方同意,往女秘书办公桌上放鲜花也不行。

这种主管和下属的约会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一种,但也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纠纷。原因很简单,一方是主管,有权,一方是属下,没有权。在这种权力不相同的两者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到底有多少是公平的,真实的,有时也真是说不清楚。但很多性骚扰专家都指出,这种关系是“不真实的”,权力的失衡扭曲了这种关系。因此,在芝加哥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同时担任法学教授的凯瑟琳.麦金农(Gatharine Mackinnon)在20年前就提出这样的理论:性骚扰就是性歧视。在一个有权力的男人和一个没有权的女人之间,没有所谓“同意”的性关系。

●师生两“性”情愿是不“真实的”

这种权力失衡的性关系在大学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例如,《纽约时报》杂报道,耶鲁大学一个32岁的教授和一个16岁的女学生有了恋情,发生了性关系。但後来两个人闹翻了,女学生指控那个教授性骚扰她,说她和教授上床是在他的压力下,为了获得好的分数。这个事件发生後,耶鲁大学制定了新校规,规定教师不可以和所教的学生谈恋爱,更不可以发生性关系。

为了防止这种师生间的性骚扰,哈佛大学,爱阿华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维吉尼亚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都采取耶鲁大学那样的严厉校规。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校规不符合宪法。按照宪法,人们有性自由,教师有和学生恋爱、结婚的自由。但1988年对美西一所大学800名教师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中有25%承认和学生有过床上关系,许多人还不止一次。

●女人骚扰男人

九十年代初,美国畅销小说家迈可.克里斯顿(Michael Crichton)写了一本名为《揭露》(Disclosure)的畅销书,内容是一个公司男职员被女主管性骚扰。这本书後来又拍成了电影,还相当叫座。因为人们经常听到的都是男人利用权势骚扰女性,现在反过来了,女的骚扰男的,当然觉得新鲜。

但这部小说也不全是瞎编胡扯,现实中确实也存在女经理、女主管性骚扰男职员的事。据专家统计,在美国的性骚扰案件中,11%是女主管对男职员性骚扰。这更证明了最高法院在裁决性骚扰案时的定论,性骚扰不是男人对女人,而是有权力的一方利用权力要占无权者的便宜。

今年4月5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报》报道,45岁的公寓管理公司的部门经理路易斯(Louis)说,他在两年前刚到这个公司工作几个月,他的上级女主管就邀请他一块晚宴,之後又邀请他到她的公寓,对他调情地摸摸抓抓。他当时告诉她。“这样把公私搅到一起不合适。”後来那个女主管还是纠缠他,他向公司总部做了申诉,公司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儿。而那个女主管从此和他反目为仇,处处刁难他,直到一年後她从公司调走。

路易斯对这件事很感叹,他说,“这事很滑稽,当你不在这个位置时,就不知道是什麽滋味,可想而知那些遭到性骚扰的女性是怎麽渡过的。”

1993年5月20日,洛杉矶法院在审理一个男职员告女主管性骚扰的案子时,陪审员裁决,那个女主管的公司要赔偿那个男职员100万美元。

33岁的男职员萨比诺.古铁雷兹(Sabino Gutierrez)说,他在公司上班六年来,一直受到他的顶头上司女主管玛丽亚.马丁内兹的性骚扰。由10名女人和两名男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裁决这个性骚扰案成立,并判决那家公司要赔偿100万。

据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的统计,在1992年的10,557件性骚扰申诉中,有968件是男性控告女主管性骚扰。


●同性也骚扰

不仅性骚扰发生在女主管对男职员,性骚扰也发生在同性之间。今年3月4日,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裁决了一个男子控告另一个男子性骚扰的案例。

9名大法官在九票对零票的裁决中认为,他们考虑的不是骚扰者和被骚扰者的性别,而是骚扰行为本身是不是存在。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同性恋权利项目的主任马特.科尔斯说:最高法院的资讯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同性恋者,还是非同性恋者,都不可以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

●性:骚扰世界各地

性骚扰案例在美国这样多,并不等於性骚扰在美国最严重,而是美国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和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性骚扰问题同样严重,但民众重视的程度,立法限制的程度,都没有达到美国这样。

例如,在俄国,性骚扰问题相当严重。1994年4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从莫斯科发回一篇关於俄国性骚扰的专题报道,报道说,在莫斯科的招工广告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要有电脑技术,能打英文和德文,18岁到25岁之间,身材苗条,长发。经面试挑选。

俄国各大公司雇用女职员,年轻、性感也成了选择标准。有的公司在征招女秘书的广告上直接写著,“性格开放”。在莫斯科,每一个俄国人都知道这是什麽意思。有的乾脆要求应征者是单身,还要有修长的腿和金发。

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抓摸是常事,或者被叫到旅馆房间“讨论”她的长薪问题,拒绝老板的性要求就可能被解雇。

35岁的女医生姗仕拉耶娃说,她的顶头上司,62岁的主任医师总是抓摸她,要和她上床。她不干,就要被解雇。这个主任医师已解雇过两个女护士,因为她们拒绝了他的性要求。在这家医院,就像整个俄国一样,没有谁认为这是个什麽大不了的事。姗仕拉耶娃说,“不幸的是,在这里,连丈夫们也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正常的。”

“莫斯科妇女银行”不仅做金融,还给夜总会介绍女郎。该银行副主任乌达洛娃说,在她的银行里,性骚扰和性歧视根本不算是问题。银行老板安德洛科更直率:“如果一个给我工作的女人结婚了,我就解雇她。”

●日本男人的最新“爱好”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日本,性骚扰同样严重。今年3月12日日本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政府机关里,17%的女公务员曾被上司要求发生性关系,其中6.2%曾被强奸,或性侵犯。

去年四月二日《纽约时报》驻日本记者纪思道从东京发回的报道说,在地铁里抓摸女孩子在日本是平常事。69%的女中学生说,她们在地铁里被性骚扰过。

该报道介绍说,日本男人的最新“爱好”是找女中学生上床,一小时150美元。妓院为招揽顾客,就把春房装饰得像中学课堂,年轻的妓女穿上中学校服,打扮成小中学生的样子,挤出一脸天真,来满足嫖客。

日本的法律是,男人和12岁以上的女孩有性关系是合法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的高中生中,有25%的女学生参加了“黄色电话服务俱乐部”,在电话中给男性提供“性服务”。其中4%承认她们和男人上床换取报酬。

●中国:性骚扰司空见惯

在中国大陆,随著经济发展,私人企业兴起,公司女秘书几乎成了总经理情妇的代名词。经理招女秘书,都要求年轻、漂亮、单身,还要“思想开放”。和俄国招工广告上的“性格开放”异曲同工。这样的“秘书”被大陆人称为“小蜜”,即像小蜜蜂一样绕著经理转,和经理的关系亲亲“蜜蜜”。

那些拒绝经理性要求的女秘书或女职员,不是被解雇,就是遭到经理白眼,没有提升长薪的机会。有的根本就不会被雇用,找工作到处碰壁。

性骚扰像在俄国一样,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得到重视,没人把它当做大不了的事。性开放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潮流,变成一种时髦。据对上海五千名大学生的一项抽样调查,“赞成婚外性行为的男大学生超过50%,女大学生为45%。”

●泰国、中东:完全拥有,不需“骚扰”

在泰国,性骚扰更不是问题,因为泰国过去的传统是三妻六妾,等於合理合法地在家里对一群女人随心所欲地“骚扰”。连政府官员有情妇也被视为正常,根本都用不上去“骚扰”,乾脆直接拥有。

泰国刚下台不久的总理昭华立,去年向媒体公开承认,他拥有3个妻子。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法律规定一个男子可以有4个妻子,但女人在公众场合却不许露脸,必须带面罩。这些国家连“性骚扰”这个词都很陌生,因为当女人已成为男人的囊中之物,尽情取用,也就不需要麻麻烦烦地去骚扰了。

●墙里开“性”墙外香

正因为性骚扰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受到重视,因此这些国家对克林顿和莱文斯基性丑闻的反应,和美国很不一样。他们认为美国人小题大做,或者是无事生非。

泰国政坛的男性欢迎陷入性丑闻的克林顿去泰国避难。女性则认为这件性丑闻在泰国不会造成如此的争议。

多次担任副总理的泰国公民党主席沙马克说,婚外情在泰国司空见惯,如果政界人士用这种事攻击对手,一定会遭到众口谴责。

泰国政府副发言人更表示,只要是“伟大领袖”,往往都精力过人,女人成群。如成吉思汗,拿破仑,毛泽东等,都是例子。在泰国政界,婚外情是寻常之事,因为如果有这种传闻,足以证明这位政客一定会是“伟大领袖”,可以跟随。

在俄国,面对他们自己的总统叶尔钦体弱多病、总做手术的衰老样子,俄国人听到克林顿和21岁的女孩子有性事,反而崇拜克林顿的活力,羡慕美国人有一个性欲旺盛、健康强壮的领袖。

莫斯科的政治分析家舍根.马科夫在电视上说,“这里的人也许觉得白宫有些事不对劲儿,但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克林顿)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俄国人认为,这才是应该领导国家的人。”

莫斯科的俄国外交科学学院教授乌拉迪兰.斯洛特林在谈到克林顿的性丑闻时,批评美国的女权主义和“政治正确”。他说,“现在有个东西叫‘性骚扰’:你看了一个女人一眼,就得必须和她结婚。这像17世纪的俄国乡村。”这位教授认为对克林顿的性指控是政治阴谋,“在美国,过去暗杀领导人用手枪,现在杀领导人用‘性骚扰’。”

●欧洲为克林顿“喊冤叫屈”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说,“中东问题,波士尼亚问题或者亚洲问题,都需要美国,和一个受人尊敬的美国总统去解决。一个被全球嘲笑的总统几乎没有能力去推动任何事。所有指控克林顿的人,必须迅速拿出证据,否则闭嘴。”

义大利的评论家埃尼欧.卡莱托在《米兰日报》上说,“把克林顿和尼克森两件丑闻相提并论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尼克森的丑闻比克林顿的严重很多很多,克林顿不应被评断为政坛和性坛的麦克.泰森(因强奸坐过牢的美国拳击手)。”

在英国,小报大报头版都是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美国的报纸称这种性丑闻一直是英国小报,包括一些严肃报纸的“每天的面包”。婚外情是英国政治的传统,19世纪晚期的英国13任首相,11个有情妇。英国外相拉宾.库克正和妻子办分居,因为他和女秘书玛格丽特有了情事。

在欧洲,对克林顿最同情、对美国人如此看重别人的性事最愤怒的是法国人。法国《探索日报》的社论激愤地说:“想知道一个人的所有事,从根本上来说,是极权主义的做法,是纯粹的暴政。这种做法,有时候给美丽的美国民主涂上了不幸的警察国家的形象。”

法国公众意见研究所於一月底对400名法国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83%的人同情克林顿,而不是他的指控者。

●“八年才有三个女人,不是好情人”

1998年2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出该报记者在纽约采访的一些法国游客对克林顿性传闻的看法。

在曼哈顿“苏活画廊区”的法国餐馆用餐的37岁的法国游客弗兰科伊斯.劳德说:“我的上帝,是的,我被震惊,在8年中,仅仅有三个女人?他还是总统?他显然不是个好情人。”

餐馆的侍从麦克.赖纳特在旁边应声附和这位顾客说:“她是女人,他是男人,就这麽回事儿。我认为,因为他有性事就不要他当总统,这不是逗乐子,就是疯了。这又不是和动物有了性事。”

另一个法国游客说,“这是好消息,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仅仅对他妻子才是个问题。”

●性交换是典型的性骚扰

虽然克林顿的性骚扰问题,欧洲人觉得没什麽大不了,但在美国受到重视,被广泛讨论。一般研究性骚扰的专家都认为,性骚扰的典型案例是用权力胁迫对方提供性服务,或者叫性交换。这种交换是多种多样的,表现的形式也是十分隐晦的。

例如,克林顿和原阿肯色州女歌手珍妮佛.佛劳尔斯的性关系,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都有性骚扰的成份:

第一,克林顿是个有权势的人,後者没有权力。这种性关系本身就不是平等下的产物。女权主义者洛莉亚.斯泰纳姆说克林顿和这些女人的关系是“借车”,是对方同意的,但“对方”是清楚的,同意之後会得到好处。

第二,有了性关系之後,女方都获得了好处。例如,和克林顿有多年性关系的佛劳尔斯,後来演唱生涯每况愈下,没有了工作。她向克林顿州长求援,结果被安排到州政府工作。佛劳尔斯得到的这个政府工作,原来是在政府干过多年的资深雇员查莱特.佩里做的,她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佛劳尔斯要这个工作,她被解雇了。她曾到州里的“就业诉讼委员会”申诉,该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佩里不该被解雇,佛劳尔斯得到这个位置是不合适的。但克林顿的密友丹.巴尼斯是“重新审核委员会”的主任,他否决了“就业诉讼委员会”的决定,硬是把那个位置给了佛劳尔斯。

莱文斯基也是两相情愿和克林顿有性关系,但莱文斯基也得到了好处。她在白宫实习结束,就被白宫方面推荐到国防部工作,起薪就是三万多。而一般一个大学毕业生想到国防部工作,难上加难,而且薪水也不会那麽高。後来莱文斯基离开了国防部,又是克林顿的密友乔登出面为她在纽约找了一个年薪四万的大公司“公共关系”行政主任的位置。这也是她和克林顿的性关系中不言而喻的“性交换”。斯泰纳姆把这说成是“借车”,两相情愿,等於熟视无赌两个人地位的不平等,和後面这些交换关系。

性骚扰问题越来越被重视,说明一个社会对女性权利的重视,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同时也说明,人类在“性”活动中,越来越趋向於减少附加的交换因素,使人的性活动,更纯粹,更有人性。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9月13日)

199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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