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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是一场恶梦——张秀哲《「勿忘台湾」落花梦》再版序

曹长青




看到这个书名,读者就会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台湾的书。没错,这本书不仅跟台湾有关,更是一个台湾知识分子渴望自己的家园不被殖民统治、为自由而奋斗、失败,最后绝望的心路历程和血泪故事。

张秀哲(本名张月澄)的故事很具传奇色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他是活跃的台派知识分子,父亲张聪明是台湾矿业钜子,儿子张超英后来成为台湾的外交官。祖孙三代人都做著一个共同的「台湾梦」,它是百年来台湾人挣扎、呼喊,寻求拯救台湾之路的历史缩影。读懂这三代台湾人的心,或许就会更清晰台湾人的悲哀究竟在哪里;由此对台湾的出路在何方有一个新的思路。

在张聪明那一代,台湾人别无选择,生下来就被定为「日本人」。在台湾这块自己的家园,却成为「二等公民」。只有少数非常努力、学业比日本子弟更出色的,才有可能出头。而张聪明就是这样聪明的台湾人。他学会日语后,就到日本律师所做翻译,32岁那年就登上日本人编的名人录《台湾人物》。他有超众的沟通交往能力和锐利眼光,很快就看清和寻找到经商之道,去开办矿山。他聪明过人,眼光独到,魄力恢宏,最后生意做到日本、南洋和中国,成为台湾「矿业钜子」和富豪。

张秀哲是家中独子,备受父母宠爱。如果他走父亲的经商之路,以他的条件和天资(同样聪明),今天台湾的商贾历史很可能有不同的一页。但他却倔强地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对经商赚钱没兴趣,一心想的是救台湾,使自己的家园获得自由。

他认为台湾人势单力薄,只有靠「祖国」的力量才能获救,所以单枪匹马,跑去中国,去找国民党,去找鲁迅,去找各种政治势力和知名人物,劝说、呼吁他们「勿忘台湾」,帮助台湾人。

这本书,就是作者记录在中国的游说、呐喊、并组织救台团体和刊物的过程,读来很像是一个台湾版的唐吉珂德的故事。

那个时代的不少中国政治名人,像国民党要人戴季陶、知名将领李济琛、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曾长期做中国统战高官)等,都跟本书作者有过接触。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还是张秀哲在广州求学时的同窗,他还跟「聪明理智而有思想的妙龄佳人」廖梦醒多次谈心和通信,差点成为恋友。

张秀哲当时写的《勿忘台湾》这本小册子,是郭沫若作的序。他跟郭沫若有多次交往,在广州和日本千叶都曾晤谈。张秀哲办的《台湾先锋》杂,是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琛题的字。可见当年张秀哲是颇为活跃的台湾人。

被无数中国人(包括我本人)推崇的中国大文豪和思想家鲁迅,跟张秀哲也有过多次交往。鲁迅日记中,有六次记载跟张秀哲的见面,其中一次是记录鲁迅给张写信。后来鲁迅还给张秀哲的译本《国际劳动问题》写了序。鲁迅写到,他「不善作序,也不赞成作序」。一向用如椽大笔横扫中国文化丑陋的鲁迅,此时谦逊地表示,他「不懂劳动问题,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了。」但鲁迅后来还是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说他要对张秀哲这位台湾青年「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表出我个人的感激」。

张秀哲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中国见人就喋喋不休地呼吁不要忘了台湾,请帮助台湾人结束日本统治。靠著父亲的资助,他还创办刊物,组织「台湾革命青年团」,奔走呼号,发出那个时代台湾人在中国最热血的声音。

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张秀哲在那里被日方逮捕押送回台湾,被带上二十多斤脚镣投入监狱,并以「煽动叛乱罪」判刑两年。

作为富豪子弟,他的生活应无忧无虑,作为独子又备受父母宠爱。被投入监狱后那份难忍的煎熬可想而知。但狱墙关不住「唐吉珂德」,他仍心系台湾,向往祖国。被释放当晚,就跟著名的反日台湾人领袖蒋渭水见面,秘商向「国联」(联合国前身)揭发日本人要在台湾种植鸦片之事。英文申诉信是张秀哲起草的。此事经国际媒体报导和国联派人调查,导致日本当局被迫取消种植计划。结果张秀哲因此在台湾被监视,日子更不好过了。

后来他又返回中国,继续在那里争取「祖国」支持。但正像鲁迅给他译本写的《序》中所说,中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不赞成写序的鲁迅,能打破惯例给张秀哲这个台湾青年的书写了序,这里面可能就有一种对台湾人的歉疚之情。鲁迅在《序》中写到,听到张秀哲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谁也不大提起」时,「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

无论从思想还是人格来说,鲁迅都是中国的异数,他感到对台湾心有馀力不足。但其他的众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就没有鲁迅那般悲天悯人的情怀了。对这一点,当时一厢情愿、一往情深向往「祖国」的张秀哲也感觉到了∶「一般祖国的民众┅┅对我们台湾人,像对异种民族一样,对『台湾』的一切都觉很隔的样子。」

但即使感觉有「隔」,被当作「异族」对待,他仍义无反顾、满腔热忱地希望青天白日旗插上台湾,取代日本旗。

早在1934年,蒋介石民国政府驻台湾的领馆就是用的张秀哲自宅。他用象徵性租金一美元,把自家洋房给了「祖国」的外交机构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屋顶升起,他就像看到「祖国」般高兴、满足。后来国民党在中国溃败,接替戴笠出任情报首脑的毛人凤先期来台安排,就把张秀哲家做了总部,屋顶不仅飘扬青天白日旗,还插满了无线电台的天线。国民党也感受到张家的「爱国情怀」,所以毛人凤曾告诉张秀哲的父亲,蒋总裁的船苹已安排在宜兰,意思是一旦共军攻台,可把张家也一起带上逃走。

但是「祖国亲人」踏上台湾的土地,却把张秀哲等台湾人的「祖国梦」踩碎了,变成了一场恶梦。在随后的二二八屠杀中,连张秀哲这样的「爱国」青年也不能幸免,被关进台北警总情报部的那个被称为「人间地狱」的地窖。如果不是富豪父亲的全力营救疏通,最后由国民党在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陈仪亲自写条子,张秀哲就可能像无数台湾本地知识分子一样被枪杀或活活扔进大海。

张超英后来在他那本畅销书自传《宫前町九十番地》中写道,父亲被救出后,变成「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永远面无表情」,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跟家人都很少说话。「他的眼神永远看见人又似没见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张秀哲就这样心如槁灰,直到去世。

是一种什麽样绝顶的悲哀和心碎,才能使一个满腔热血、激昂上进、充满理想精神的台湾青年,变成那样惨不忍睹的「活的死人」啊!

但张秀哲并不是个例。人们可以在前台湾总统府资政彭明敏先生的自传《自由的滋味》中读到同样的故事。彭先生的父亲是高雄知名乡绅领袖,德高望重,因而在1945年被推举为「高雄欢迎委员会」主任,主持日军撤离、国民党军队登陆高雄码头的庆典。

但彭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些下船登陆的国民党士兵「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著肩头,两头吊挂著的是雨伞、棉被、杯子和被子,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拥挤著下船┅┅」他们「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中国是战胜国,是来接收的,日本是战败国,日军是投降撤离。但中国军队「邋遢不堪」,日本人军纪整齐,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彭明敏的父亲当时觉得无地自容,「一生中还没有像这样羞惭过」,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他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在《自传》中写到∶这些中国军队「是以乡村的拉夫所组成,他们一点都不理解欢迎会是专门为他们特别安排的(他们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领他们的军官既无致词,也没有向任何人表达谢意。」「他们一下船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开始掠夺,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彭明敏的父亲和其他乡绅组成请愿委员会,要求面见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可进了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位高声抗议,结果「被以铁丝取代绳索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痛极惨叫。经过一夜苦刑之后,他就被枪决了。」

由于家人全力营救,彭父才逃过一死。但回到家后,他也跟张秀哲一样,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彭明敏描述说,「父亲回到家里,两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了。从此,他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

从彭父留给子女的三条遗训,可看出他对「祖国」甚至中国人的厌恶∶第一,他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第二,要子孙跟外国人通婚(等于不让他们再找华人);第三,后代再也不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这跟张秀哲一样,也是彻骨地绝望!

台湾另一位知识分子、诗人巫永福老先生,也是同样的故事。我看过他早年写的两首诗,一首叫「孤儿之恋」,写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心灵痛苦,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对祖国的怀恋。诗的结尾是,诗人说他希望像一苹挣脱笼子的公鸡,「勇敢地跳上屋顶,从咽喉迸出高亢的声音」。

巫永福在另一首题为「气球」的诗里写道,他所渴望的祖国终于来了,蒋介石的军队登陆台湾,可是他们带来的是更严酷的专制,台湾人像气球一样,被绳子拴著,无论怎样「在风中挣扎」,都无法获得自由,因为「主人紧紧握著绳索」,而且告诉气球说,「我时时在监视你,知道吗?」

跟张秀哲和彭明敏的父亲等一样,巫永福所表达的,都是失望、绝望、幻想的破灭。

张超英曾描绘说,二二八事件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父亲的灵魂,「父亲如一枚炙热燃烧的火球,骤然坠入冰河,从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这是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火与冰碰撞,其巨大温差,不仅撕心裂肺,也足以灭掉最后一丝热气。

我不知道张秀哲在随后幸存、沉默的二十多年里,在苦思冥想的悲苦中,是不是最后想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他当年在中国求助时,就隐约感觉到了,中国民众跟台湾的「隔」,他们把台湾人当作「异族」。他只是朦胧地感觉,但为这种「朦胧」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虽然幸存,但灵魂被「杀死」了。

他的后来做了台湾外交官的儿子张超英,却想明白了父亲错在哪里。他在过世前给本书写的序文中说,父亲「所谓的中国『祖国』是一场恶梦,呼吁中国『勿忘台湾』更是一场落花梦。台湾人只有仅靠自己,团结一致,赤诚守护台湾,才能建设台湾为永远美好的家园。」

所以张超英没有他父亲那种寻找「祖国」的梦幻,而是走了另一条路∶他做外交官被派驻东京时,去密见了台独联盟主席许世楷和辜宽敏等。在美国时,密见了台独运动领袖彭明敏。这在当时是绝对的禁忌。七十年代初彭明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给台湾人演讲,张超英也去聆听,他在自传中说,「即使远在海外,顾忌还是有∶大家都戴面具,也不敢靠太近。」

张超英身在曹营心系台湾,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国际上力争台湾的地位和尊严。他精通英文、日文(在东京出生),以他父亲那样的激情和活力,广交美日媒体朋友,在八十年代,他独自运作,促成新闻局长宋楚瑜密见了日本首相;九十年代,他策划邀请了日本著名传记作家江口克彦(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的秘书,其写松下的传记在日本狂销四百万册,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作家)访问了李登辉总统,写出《李登辉∶台湾人的主张》,轰动台日。连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张超英也是通过美国大牌电视主播朋友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八小时报回外交部,为台湾赢得宝贵的应对时间。

但不管张超英对台湾的外交作出多少贡献,他都一直不被重用;用国民党总政战处主任王升的说法,「你是台湾人哦」。李登辉感叹「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而对张超英来说,生为台湾人则是「原罪」了。但他退休之后却自豪地在《自传》中说,「虽然我在国民党政府做事,但拒绝加入国民党,心里始终念著自己是台湾人,要尽可能为台湾做点事,而不是为国民党。」「生为他们(父母)的独子,体内或许也流著相同的热血,一心所想,就是本著自由、民主、人权,要提高台湾人的尊严与地位。」

张超英敢于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他身上有父亲张秀哲那样的血性,还由于他有强大的后盾,他的妻子颜千鹤更敢为台湾发声。千鹤的家族是台中的望族,祖父颜会是著名富商,名满台中。她最早考入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梁实秋)就读,后为离家近,改考台中东海大学,是首届外文系毕业生。当年张超英追她很苦,无数次往返台北台中,时常因买不到火车坐票而站全程。他在自传中说,「站久脚酸,就两腿轮流休息,留一苹脚撑著」,为此他俏皮地对千鹤抱怨,「都是她名字有『鹤』字,我才需要忍受单脚独立之苦」。

由于张超英的祖父听到毛人凤表示蒋介石已准备逃跑的信息,认为台湾不保,所以卖掉了矿山,而张超英的父亲张秀哲也全然没有经营生意,而是一心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台湾做事。所以到了张超英这辈,已是只能靠公务员的薪水度日。幸亏颜千鹤在美国获图书馆系硕士学位,在纽约州立大学任职,有份稳定优厚的薪水,才使张超英能天马行空,从纽约到东京,把心力都用在台湾外交上。

一九七八年美国宣布跟台湾断交时,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全国广播公司(NBC)访问纽约的台湾人教会,颜千鹤受访时竟直言∶「我对美国和中国建交没有意见。但台湾的将来,应由住在台湾的一千六百万人来做决定,而不是由美国和中国来代为作主。」当晚这番话在美国电视播出。张超英第二天去上班时,已准备好丢掉职务。后来上司保他,报告台北说,是张太太过于紧张而说了错话。但台北派人来查问时,颜千鹤竟掷地有声地回答∶「我没有紧张,也没有说错话。」

张超英和彭明敏一样,父亲对「祖国」梦幻破灭,所以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不再对什麽「祖国」有幻想,而是认清自己是台湾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就像半个世纪前彭明敏在《台湾人自救宣言》中所说∶结束国民党统治,制定新宪法,建立一个新国家,以新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

有言道∶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不死。张超英的祖父和父亲,彭明敏的父亲,都是「哀莫大于心死」的典型。而张超英和颜千鹤夫妇,则是千千万万「苦莫大于心不死」的代表。父辈错误方向的台湾梦破碎了,他们用两代人生命的代价,让张超这一代得到了清晰的认知∶依靠外在的力量,不可能实现你的台湾梦。

千鹤女士坚持把这本先生父亲的旧作再版,就是要在今天台湾内忧外患之际,提醒台湾人,认错「祖国」的惨重代价,认清台湾人自己前途的真正意义。她不是「鹤立鸡群」,而是和千千万万的台湾人心有灵犀。今天新一轮的台湾梦,就是台湾人要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奋斗,夺回一个自己的家园!

曹长青

2012年10月22日于美国

写在出版前

张颜千鹤

一九九八年六月,外子张超英从驻日新闻处届龄退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再」出版他父亲张月澄(又名张秀哲)的这本回忆录。

万万没想到,他在职时策划很久,要为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出版一本日文传记,却在离职的前一天,突然受命启动。出版《台湾的主张》竟然变成他退休后的第一件要事。父亲的这本书就搁置了下来。

二○○○年,找来出版社要出版,主编认为文字不太适合现代语调(父亲的母语是日语),因此找人修辞,甚至部分重写,花了大半时日,经过三波四折,我们走回原点,决定保持原味,就又暂停出版了。

二○○六年,超英决定先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宫前町九十番地》。二○○七年三月,竟患了急性肺炎,就遽然离世了。

今天能够在超英逝世六周年,又是父亲逝世三十一周年,完成他的遗愿,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无限的宽慰。他的宽慰,应该来自于作家陈柔缟女士的鼎力相助。柔缟不但找来出版社,并且从头到尾全程参与,提供照片、注解、校对,没有她,这本书恐怕仍将继续在历史中沉默下去。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挚友,著名的政论家曹长青先生,以他对台湾的热情,在百忙中写了一篇感人的长序。我所敬爱的两位台湾历史大学者张炎宪教授及李筱峰教授,他们的序文为这本书增添光彩。还有我们相知几十年的好朋友司马文武,媒体界的大师,不时给我们温暖。在此时很荣幸能代替超英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谢意。

最后,我也很高兴能向读书共和国社长郭重兴先生,卫城出版庄瑞琳总编及美术设计郑宇斌先生致上最大感谢。

二○一三年二月

张颜千鹤 敬

于美国纽约

该书近日已由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

台湾诚品书店网页对此书的介绍资讯∶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260912212402

201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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