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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定邓小平

曹长青

皇帝的驾崩,总是标志著一个朝代的终结。邓小平,这个被世人公认的中国最後一个皇帝的死亡,不仅意味著共产主义在中国走到尽头,也标著中国几千年皇朝制度的结束。

中国人向来有盖棺论定之说。虽然中共操纵下的媒体对邓一片赞扬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客也对邓多是歌功颂德,但都改变不了邓小平作为独裁者的本质真实——

●指挥迫害知识份子

第一,大独裁者毛泽东在中国建立邪恶的共产帝国,无论是暴力打江山,还是後来专制统治,都有邓小平的辅助。很多血腥的细节,都有邓小平的直接参与。毛泽东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就是由邓小平亲手指挥的。这就是为什麽邓小平执政时,拒不为“反右”运动平反认错,坚持“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当年50多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後来除了几个人没有“平反”外,其余的全部都得到昭雪。怎麽可能有这样的逻辑:为了打倒几个右派,“扩大化”到了50多万?

●毛的帮凶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同伙和帮凶,对中共的很多罪恶,都有不可饶恕的罪责。例如,据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年出版随後就被当局查禁的《中国“左”祸》一书的统计数字,“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饥饿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五千万。”《华盛顿邮报》记者萨泽蓝(D.Southerland)在该报1994年7月17日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中,根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中共1949年建政後,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中国人可能有八千万或更多。邓小平作为中共高层主要决策者之一,和毛泽东路线的积极贯彻者,对这些大众死亡都负有责任。

●制度性的腐败

第二,邓小平直接指挥了所有残杀西藏人民的镇压活动。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指挥的中共“第二野战军”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5700名藏人”。在1975年下令军队武力镇压云南穆斯林的反抗。

而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邓小平说服毛泽东发动的,後来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右派”,邓是“左派”。“社会主义改造”激发整个西藏人民起义,邓小平又亲自指挥镇压,据中共文件披露,有“八万七千名藏人被消灭”。

1989年春,邓小平又下令对拉萨的和平游行藏民进行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後来在海外发表的调查报告,有400多藏民在那次镇压中被“解放军”枪杀。

第三,邓小平拒绝政治改革,是导致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社会严重不公的主要原因。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监督,没有真正法制的制约下的单项的经济开放,给了各级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最有利的条件。据中共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最近的报告,1996年中共高级干部经济犯罪率比上一年上升了10%,达到2600多件。尤其是高干子女,利用老子的特权(或与老子合伙分赃)牟取暴利的活动更为严重。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组织过庞大的“康华实业公司”,结果“康华”很快成为中国官倒腐败的同义词。邓小平的二儿子邓质方在上海和大连经营当今大陆最赚钱的房地产生意,同时还拥有香港“高迪”、“开达”等三家上市公司的50%的股份。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邓榕的丈夫),则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据美国媒体报道,贺平与沙特阿拉伯做的一笔导弹生意,贺平公司获利15亿美元,贺平个人得到500万美元。对子女利用特权牟利。邓小平并非不知情。

●杀人祸首

第四,邓小平导致“六四”屠杀。各方面资料显示,“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手组织并亲自下令的。八九民运发生不久。邓小平就离开京城,到南方各大军区找军头“谈话”,部署军队进京,以武力镇压平民。“六四”屠杀後,邓小平亲自接见并表彰那些杀人有功的“解放军”,以示杀人有理。据各方面的数据保守地估计,“六四”之夜,仅在北京,就有约一千学生和市民被“解放军”枪杀。

第五,邓小平建立皇权帝国。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使自己成为没有头衔的皇帝。他步毛泽东後尘,亲手选定了两个接班人,又随心所欲,亲手搞掉。完全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想怎麽样,就怎麽样,他的嘴就是法律,他的话就是政策。在党内实行皇权统治,在社会上则实行白色恐怖。魏京生批评了几句邓小平,就被抓进黑牢关了14年半,後来又被判刑14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敢於批评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异议人士,都被投进监狱。邓小平以制造恐惧来维持专制统治。每几年,就要开展一次“严打”,抓一批,杀一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统计资料,中国大陆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但处决的人数占全球的五分之三强。全球处决的人,一半以上是中国人。

●“松绑”保党

对於邓小平专制的这些恶行,那些为他评功摆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总要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使中国人终於吃饱穿暖。但“市场经济”在西方已实行了几百年,怎麽成了邓小平的发明和设计?

邓小平实行经济开放改革,主要出发点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权力。《邓小平文选》记载,邓不止一次强调,不把经济搞上去,中共就会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那样垮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改革中得到提高,只是邓小平为了保住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和客观效果。

中共官方的媒体说,邓的改革是给中国人“松绑”。所谓“松绑”,就是说,原来毛泽东把中国人从头到脚捆绑得结结实实,邓小平只是把绳子松了几扣,但实际上仍然是在绑著。但就这样仅仅松了几扣,中国人就迸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问题的关键在於,如果完全松绑,或者压根就没有绳索捆著,中国人早就会自己发财致富,根本用不著邓小平来“设计”和告诉。看看共产党控制之外的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奇迹,就可想而知。香港和台湾的经济繁荣是谁设计的?是没有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人自己。

●拒绝皇帝

那种没有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的思路,实质上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翻版。好像没有邓小平的“松绑”,中国人连吃饱穿暖的欲望和发财致富的能力统统都没有一样。那种邓小平设计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的说法,实质上是对中国人的智力和能力的蔑视。

全世界不论哪国人,哪个种族,都有占有私有财产、发展经济的欲望和基本能力。西方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之上的。因此,对邓小平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权力而不得不给中国人松了一些绑,人们不仅不应该感激涕零,反而应该谴责和起来反抗他的专制统治。

至於说邓小平毕竟不像毛泽东那样残暴和胡作非为,就可以给予较高评价,那麽列宁比斯大林要温和,是不是列宁就不是独裁者?毛泽东也没有像希特勒那样用毒气室整批整批地杀人,是不是人们对此也要感激?

●现代慈禧

即使邓小平为了保党的目的而进行改革,也不是邓小平的“发明”。大清王朝晚年,慈禧太后为了挽救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政治、思想、军事、教育和经济上也曾进行了各种改革。在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邓小平。但今人评价慈禧,仍然认定她是一个独裁者。中国历史上更出名的皇帝秦始皇,在统一疆土和度量衡等各个方面,都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他在今人眼中,仍是一个暴君。

再看中国的邻居南韩,她是亚洲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但她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在现任总统金泳三领导下获得的,而是现为阶下囚的南韩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内产生的。全斗焕和卢泰愚使韩国取得了经济腾飞,也导致屠杀了288名平民的“光州事件”。南韩人民并没有因为韩国的经济成就,就评价全斗焕和卢泰愚“功大於过”,而是以光州屠杀的凶手,把这两个前总统逮捕法办,最後判处死刑。南韩最高法院考虑到他俩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过贡献,才决定减刑为“缓期执行”,这说明他们仍是罪犯。

将来中国人有了自由和民主,下令屠杀了超过南韩“光州事件”被害人数三倍多的“六四”元凶邓小平,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审判。他充其量是个“放大了”的全斗焕和卢泰愚。

●“中国不通”

邓小平死後,美国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纷纷撰文或上电视歌颂邓小平,这再一次展示了这些“专家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浅薄和对共产邪恶的无知。美国有几千名“苏联问题专家”,但对苏共帝国当年在三天中垮台,没有一个人发出预测。而1500多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对北京会发生“六四”大屠杀,也全部是事後大吃一惊。被誉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後说“中国问题像个无底洞,真是高深莫测。”随後写了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国新史》,修正了他以前对共产党的很多天真、愚昧的看法。取名“新史”,即是对他以前旧观点的一个醒悟和更新。

●天生奴性

这些“中国通”所以常常“不通”,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他们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对共产邪恶给人造成的痛苦缺乏亲身感受和细节的体验。同时他们多是依据共产党的宣传媒体传播的信息做研究,还往往带著西方人的天真浪漫情怀。当然,也有一些人和美国的政客一样,是隔洋邀宠,借机谄媚北京政权,想获得中共权贵给他们“红地毯”款待。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根本看不懂中国方块字,汉语水平极差。研究一国的政治文化,却不懂那个国家的语言,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国通”还情有可原。但不可原谅的是那些中国话说得地地道道,方块字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国学者,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他们亲身受过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很多人本人或他们的亲属都受过迫害,他们比美国人更了解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决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邓小平一直到咽气都实行皇权独裁统治,他们还要歌颂邓小平,如果是由於愚昧,则愚昧得令人愤怒。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则是天生的奴才。正是这种对皇帝的簇拥和谄媚,才使中共至今苟活,使邓小平死前没有受到人民的审判。独裁者能心安理得地寿终正寝,还受到海内外华人的赞誉,这是这个民族的永远耻辱。

●民运的悲哀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民运精英”竟发表谈话和文章,向邓小平表示敬意。持不同政见者向独裁者“示好”,如同“火鸡”歌颂“感恩节”,这个世界简直没了逻辑和是非。曾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中国民联”主席的于大海,在《世界日报》周刊(三月九日)撰文,对邓小平的死亡表示“悼念和追思”,还要“若有所失,唏嘘不已”,感激涕零邓小平给了他上大学和出国留学的机会。一个原民运组织的领导者,现在还担任从台湾当局获得经费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长,竟去追思和悼念独裁者和“六四”屠杀的下令者,认识之低令人吃惊。由此可见海外民运为什麽不见起色,民运组织的领导者连共产党和独裁者的邪恶本质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不清楚,民运的前景可想而知。而且说没有邓小平包括于大海在内的很多留学生就不能来到海外求学也完全是共产党的逻辑。中国人在大清王朝时就有很多人出国留学,是不是要感激慈禧呢?邓小平16岁就能去法国留学又要感激谁呢?很浅显的道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中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国人不但早就可以自由出国,而且很多中国人也不需要到海外艰难谋生。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的最主要领导者之一,至死还顽固地坚持让中国人民受尽苦难的“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凭什麽要感激他?

●愿独裁者早死

邓小平的死亡,使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再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中国不通”,也给准备在香港为邓小平推轮椅的熊介之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对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来说,在奋斗的路上则少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愿天下的独裁者,卡斯特罗、金正日、萨达姆之类,死得越快越好,死得越多越好。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7年4月20日)

1997-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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