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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地回家

曹长青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距今已近五年了,很多当年曾慷慨激昂参加过抗议中共屠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以及离家多年的思念之苦,现在考虑回家乡探视,以及怎样回去。旅居普林斯顿的一批六四後逃离大陆的学生学者还为此专门开了“笑著回家”的会议。

无论是因为思念家人,还是要办厂经商,回国都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但是,我认为回家的条件,既不是笑著回家,也不是哭著回家,而应该是有尊严地回家。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些学生学者回家的方式,却为人们有尊严地回家制造了障碍。

●向暴政下跪

较早回国的是前《人民日报》编辑徐刚。这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六四逃离中国大陆後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的。该年底,徐刚以“民运精英”的身分与一批民运人士一起访问了台湾,受到相当的礼遇与关照,他的照片和访问记也在当地媒体上几次刊出。

後来,他悄悄地回国了。

去年九月,当韩东方回国被拒後,中共公安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韩东方要回国可以,但要按照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徐刚怎样悔改的,外人并不得知。但地处北京、消息并不闭塞的徐刚至今并没否认中共官方这种说法。

徐刚回国後,迅速在《人民文学》杂志(1993年2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梦巴黎》的报告文学。徐刚在法国获庇护後,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法国政府还按中国异议人士身分给了他经济补助。但他回到北京的寓所,却把洋溢著自由精神的法兰西首都巴黎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在那里生活的中国人,都过著只为赚钱、受人歧视的卑贱生活。作者在文中还自问自答说,“中国人到法国来干什麽?”“他们有病,吃错了药!”

这篇报告文学是颇能蒙骗中国国内的读者的,因为通篇是作者亲身所见所闻,文中有大段作者在巴黎街头听到的妓女与警察的辩论调侃,醉鬼之间的污言秽语和对法国当局的嘲骂。但在法国了解徐刚的人都惊讶,并不懂法语的徐刚何以能听懂那些复杂的街头俚语呢?

这篇报告文学中大量的编造之处已遭许多留法学人撰文斥责。但中共有关方面相当重视这篇作品,据了解内情、现居海外的学者刘再复披露,《人民文学》竟临时抽掉主编刘白羽的小说为徐刚让路。

徐刚这个以文为生的人,赤裸而毫无羞耻地以文向那个他曾唾弃的、屠杀平民的政府跪下了,於是得到了从裤裆下钻回国的奖赏。他“悔改”得确实很漂亮。

但他这种以碾碎自己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回国,要不要成为民运人士、海外学人回国的榜样、模式?

●用尊严交换通行证

中共公安部发言人说的另两人为在美国创办过抗议六四屠杀的“六四之声电台”负责人和曾参加过民阵成立大会、并参与撰写过民阵宣言的原《人民日报》一位编辑。他们对中共这种说法的反应与徐刚的沉默不同,都很动感情地分别对报界表示,他们不曾“悔过”。但同时也承认,在回国前,曾主动与中共驻美领馆联系过,解释自己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回国纯为探亲访友,投资做生意。仅仅做了一点解释,中共为什麽就认为是悔过了呢?双方对此问题的认识差距怎麽这麽大?

问题不是出在解释的内容上,而是这种解释的对象与表白行动本身。一个曾较深地涉入过海外民运的学生或学者,如果向捐款支持民主运动的海外华人表白,因为民运组织之间的内斗,或捐款用途不当等等原因,我退出民运组织,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恐怕不会引起什麽歧议。但是他要向曾抗议过的中共专制政权在海外的代表机构——中共领馆主动地去表白、去澄清、去说软话,那就是另外一会事了。它的全部意义在在,你承认这个政权的权威性,在它面前低下头来。这就是为什麽中共认为这是一种“悔过”。

向中共否认自己是民运人士本身,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行为,同时,也等於否定了参加民主运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当然,或许他们在心里仍唾弃中共政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只因回家心切而表面上“汇报”。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用人的尊严廉价地交换一张回国的通行证?四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用撕得粉碎的尊严拼贴出了数不尽的“思想汇报”,那份屈辱还没有受够吗?

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从海外返回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规定要事先请示领馆,先做些说明、解释、表白。为什麽要开这种先例?难道今天我们在海外还要不顾自尊地向中共做完“思想汇报”才能过海关吗?

●站著死与跪著生

曾担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民阵、民联合并会议还报名竞选理事的一位作家去年九月回国的方式“更高级”。他不是找中共驻外使馆,而是通过他的好朋友戴晴与中共高层穿针引线,“打点”安排,直接写信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澄清、表白自己已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在进关时,虽遭公安人员留下问话,但有惊无险,毕竟经核查,他的信已由戴晴转交到了陶驷驹的办公桌上。

这些表白的人,有的长期享用过民运的捐款生活,有的在民运新闻上不断有大名出现,有的以民运人士访问台湾,得到关照与礼遇。如果这些人都与民运没有关系,那麽什麽人与民运有关系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也没什麽,只不过为了回国,说点软话,做点表白。但是这种中国人习惯并麻木的用尊严交换利益的行为必须停止了!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要等到什麽时候才开始塑造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呢?

六四事件时,一些知识份子被逮捕,有些人写了悔过书。在那种高压摧残下屈辱地低头悔过,人们感到有情可原,可以谅解。但人们对那些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屈服,不认罪,不悔过的人,给予更高的崇敬。象被关押过十几年的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

中国早有古语,“宁可站著死,绝不跪著生”。今天,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没有“站”在中共的监狱中遭精神与肉体的摧残有要死的危险,更没有不给中共领馆下跪就无法生存的悲惨,为什麽要主动地放弃自己的尊严?

无论是回大陆经商投资,探亲访友或仅仅为了“风光”一番,都应该抬著头、理直气壮地回去。如果那个政府象对待韩东方一样无理地阻挡它的公民回国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谴责唾弃这麽蛮横无理的政府,还是向它妥协?可不可以用人类最宝贵的尊严去和这样的政府交换一纸这麽廉价的入境卡?

●不能炫耀耻辱

当中共当局宣称按某某“悔改模式”办时,有的当事人对中共如此说辞非常愤怒。这说明他还有尊严感,他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如果“悔改”是不光彩的,有失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有人通过给中共权贵写信的方式回国,出来後还津津有味地将这一过程合理化(见香港《九十年代》1993年11月号∶“一个民运‘边缘人’回国的待遇”),并委屈∶我都低头了他们还找我麻烦。他还没认识到写信本身的耻辱。

如果是用给中共高层写信表白自己不是民运人士的方式得以进大陆,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合理而不被指责的话,那不等於承认中共的蛮横无理也是合法的了吗?这种与中共背後交易的的回国行为,不就成了并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并成为参加过民主运动的学人争取回国时效仿的榜样了吗?那麽,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行为准则、道德标准?还有没有值得尊崇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

也许有人侥幸和中共偷偷做的交易没人知道。这里且不从道义上评价,仅就这个行为本身而言,其一,你能保证中共会永远保密吗?中共最大的特点是“无信”。它公布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已再次证明这种无信;其二,即使中共保密,你能保证这个政权永存不垮吗?共产东德崩溃,公布出的秘密档案使很多学者无法面对自己有过的无耻而自杀;其三,即使这些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想做一个人,能不为这心灵中曾有过的耻辱而难受吗?

●灵魂无法再站立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这些表白并不是真心的,是唬弄中共,为蒙混过关而已。中共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的今天,很多人的悔过、检查并非出於真心。但为什麽中共至今还坚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这种形式。即使你不是出於真心,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把共产党的语言重复一遍,就等於承认了他们的权威性,在这种权力面前低头了。中共要的就是你们得在我面前当孙子,不管你心中服不服。

这也就是为什麽,六四屠杀之後中共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内心深处不认同他们,但仍逼迫人们写检查,写认识,让你重复党报的语言。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後,你的尊严也就随之抵押了。

这也就是为什麽,有的民运人士入境後,在向公安人员说软话,以图“蒙混”时,中共要录像、录音。他们就是要把你“精神下跪”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让你有在这个政权的裤裆下钻过的记录,使你的灵魂再无法高贵,以後再不能理直气壮地向中共暴政挑战。

而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恰恰是这种挑战,这种说“No”的尊严。近读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这位蔑视权贵、厌恶权力的世界知名记者写道,她看到过的人类最美丽的景观是在希腊的一个山坡上,上面刻著三个希腊字母,意思是“No”。它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人们偷偷刻在山坡上的。纳粹的上校们几次用白灰将字母涂抹掉,但很快,随著雨水和阳光,这三个字母又清晰地显现出来。她深为赞美地感叹道,三十年过去了,这三个字母仍在那里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存在著,体现著人类不屈服於强权、暴力和摧残的尊严。

●破坏人类行为准则

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人人都有可能做出不怎麽尊严的事。但是如果做过不尊严的事後感到内心有愧,每有自责,仍不失为一种“勇”。例如,一个人在大街上看到流氓污辱女性,出於某种理由他不见义勇为,溜之大吉。事发之後,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怯懦,说明他在遵循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但是,如果这个人认为这样做并不错,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那就是在破坏人们建立以久的行为准则。那就属於“不知耻”。而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知耻,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在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们曾有过种种丑不忍睹的行为。但後来他们总是能把自己的丑陋行为合理化找出解释的理由。一位六四後被关押过,後来到美国做了访问学者的知识分子曾写过悔过书,当人问及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全中国人民都在撒谎,多我一个撒谎又能怎样?不怎麽样,很丑陋!虽然谁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们做了违反人类行为准则的事就要知丑,并为自己的丑而知耻。同时,即使人人都丑,也不能成为丑存在的理由;更不能因此丑就是美了。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最近,诗人贝岭宣称他“不喜欢民运”的讲话更让人瞠目结舌。他从美国返回深圳印刷《倾向》杂志,被当地公安人员叫去问话。返回到香港後,他马上对报界发表讲话说,“我并不是一个民运人士,我也不喜欢民运。”

贝岭的话是有代表性的。现在在报上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当然,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当民运人士或不当的自由。如果你不想当了,去从事别的事业无可厚非。但为什麽一定要公开宣称一下?是讲给谁听?如果是想用这种表白获得中共给予回国的“便利”,这实在是功利得让人鄙视。

“民运”是什麽?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即使对这种争取人的解放、恢复人的尊严的运动不直接参与,也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某个民运人物,或哪个民运组织,但怎麽可以说不喜欢作为整体的“民主运动”?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宣称者曾以“民运精英”的身分获得过上万美元的生活与学习资助;现在他主编的《倾向》杂志又是由波士顿的“中国民主基金会”全部出资的;而且他回国手持的“绿卡”,实际上是六四死难者的鲜血染成的“红卡”。办著这样背景的杂,拿著这种性质的绿卡,宣称不喜欢民运,问心是否有愧?

诗人更应体现个人精神的独立性,对政府、权力的蔑视。但中国的诗人、作家们历来向那个专制政权低头,不看重尊严、人格等知识人最宝贵的精神价值。毛泽东当年曾很轻蔑地称知识分子是“毛”,中共是“皮”,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毛泽东已死了17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要做毛,做皮,怎麽就不能做骨头?!

●江泽民值得尊敬吗?

这种不自尊的例子最近越来越多了。例如,不久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来西雅图参加“亚太经济高峰会议”,在江泽民的记者招待会上,以记者身份出席招待会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秘书长竟在提问中有这样的开场白∶“尊敬的江主席,全美学自联欢迎您访问美国,并祝此行成功。”这种语言很值得讨论∶

第一,江泽民值不值得“尊敬”?八九民运期间,江泽民在上海镇压民运,并查封了中国敢言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靠支持李鹏、拥护开枪,他才迅速窜升到中共高层。这样一个暴政中的帮凶值得尊敬吗?

第二,江泽民是谁的“主席”?他当国家主席经过人民选举了吗?他只不过是邓小平以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钦定方式指定的。这种“主席”谈何民意?合法性在哪里?称他主席,不是等於承认他的合法性了吗?

在江泽民来美之前,全美学自联的主席也是用这种语言给中共驻美大使写信,开口“尊敬的李道豫大使先生∶┅┅我们殷切希望在江主席访美期间,有机会拜会江泽民主席,或与江主席的主要随行官员进行会晤。”作为已在美国获得高等教育,又身为代表全美四万多中国学生学者的“学自联”领导人们,要不要言谈举止注意尊严,不要媚俗?

也许是连江泽民的随行官员都对这种一口一个“尊敬的江主席”不耐烦了,中共发言人打断这位学自联秘书长的话说,“如果你有问题,请提问题,时间很短。”而江泽民面对这种他已习惯听到的下属汇报工作的语言,也就真的以领导自居,官僚气十足地回答说∶“我知道了。”我们设想,如果一个记者有尊严地提问,江泽民也不至於(也不敢)以如此态度来做答。因为你不自尊,中共才更不把你看在眼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一个记者招待会,提问要有礼貌和风度。但礼貌与媚俗是有区别的。为了礼貌,称呼一句“江泽民先生”不就可以了吗?这里的实质问题是,这些学者们内心深处缺少人的尊严意识。

学自联的主要诉求是能够“组团回国”。另一个是请求江泽民允许海外学人当中共“人大代表”。中共的“全国人大”是个什麽机构?是一个从来没有经过人民真正选举过的中共一手操纵的“投票机器”,它既无民意,更不具合法性。这样一个位置,为什麽在海外接受过民主自由薰陶的学生学者还要去争取?怎麽把能够当上中共的一个什麽官看得那麽重要?难道人的尊严就那麽不值钱?

●知识分子的风骨

特别看重人的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几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毫不含糊地说,他不会去中国大陆,“共产党垮台之後才可能再去。”并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如同一架大飞机,让中共一批恐怖分子劫持了。在有些华人学者纷纷以访问北京,以与中共权贵握手言欢为荣时,余英时教授却恪守著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出生在安徽潜山,20岁才离开大陆去香港求学的余英时先生对故乡是怀念的。他的侄子回大陆拍了一些故居照片,他拿在手上反复端详,感叹故居後山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可见其思念之情。而且,余英时教授被誉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以他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如去大陆,中共官方和学术界都会给予相当礼遇。但他为了一份做人的尊严,就是不回去,以示对那个六四公开屠杀的政权的否认和厌恶。

六四後从北京逃亡出来的作家老鬼,也写过这样掷地有声的文字∶“尽管流亡到海外後,生活艰难,从知识阶层一下子掉到干体力劳动的最底层,在地位、名誉、工作上,大不如国内,但不後悔走这条路,以示对一个杀了数百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的政府的唾弃。”

●尊严地回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过於责怪这些表白解释者,这一切不怨他们,都是中共政权给逼出来的,是中共太可恶。当然,是中共可恶。但面对这种可恶,是据理力争,还是出卖尊严?是群体反抗,还是群体下跪?中共并没有张贴出告示要海外学人做完“思想汇报”才能回国,这些人的主动表白解释行为不是在为那些想要尊严地回国的人设置出一个障碍吗?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向领馆打电话,都不给中共权贵写信,就是运用自己应享受的公民权利理直气壮回国,这种“可恶”就可能後退、改变。四十年来,中共的哪一样改变是人们下跪的结果?正相反,每一点改革进步都是人们抗争得来的。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我们维护了人的尊严的不可践踏、不可侮辱性。因为“人生的价值在於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和捍卫自己的尊严的时候,大家才可能都尊严地回家。

(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3月13日;纽约《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

199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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