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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你在哪里?

康尼 曹长青

他们怀著憧憬,怀著渴望,怀著与死亡搏斗了一百多天也没有放弃的美国梦,终於在1993年6月6日清晨来到了自由女神脚下,但迎来的却是监狱和镣铐。

200多天过去了,这些中国难民仍在狱中,面临被遣返。在费城西部75哩的宾州约克郡监狱就关押著110名。几天前,我们从纽约专程去那里采访了这些难民。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美国监狱,它和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要隔著厚厚的防弹玻璃,与被访者用电话交谈。监狱长哈根先生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特权,允许在非探视时间单独采访,而且时间也不限制。我们总共采访到了八位难民,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

●参加民运,失去学籍

24岁的王礼彬虽然穿著一身囚服,但略显苍白的脸上的微笑,仍透露著学生的单纯和清秀。他是福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生。八九民运时,他和同学及很多市民汇集在福建省会福州市的著名“五一”广场,在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他的语言才能使他被推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撰写标语。五一广场上的四次大型示威集会,他都是组织者之一。

六四北京屠杀之後,福州也开始抓人。有40多位学生被当地公安局通缉。他在乡下一位表姐处一直躲藏。1990年3月7日,他所在的学校给他家一纸通知书,上面写著∶“六四期间,王礼彬参与本地学生暴乱,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已构成犯罪行为。经学校政务会议决定开除其学籍,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审理。”王礼彬是农家子弟,在长乐县第六中学时,他是高才生。当年该校和他一起考上大学的文理科学生只有四人。在失去了学业,又面临牢狱之灾,走投无路之下,他的表姐通过朋友联系到“蛇头”,所有亲戚凑钱,交了六千美元头款,在一个漆黑夜晚的海湾,他登上了“金色冒险号”。

今年才17岁的乔盛也曾在福州五一广场的游行队伍中。他当年是距福州两小时车路的长乐县中学的学生。他年龄虽小,但广场上慷慨激昂的演说,感染了他的热情与兴奋,他也起劲地跟著喊口号,并去给绝食者买冰棍、运汽水。他曾和那些大学生一起拍照留念,在照片後面,还各自签上了名字,他们共同感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

六四过後,公安局按照搜查到的有签名的合影照片,找到了长乐中学。於是当时年仅13岁的乔盛就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几年奔波毫无结果的绝望之中,将乔盛和凑到的七千美元一起交给了“蛇头”。

●怀胎九月,强行催产

“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很多是为了逃避中共“一胎化”政策带来的迫害∶

只有小学文化的郑新炳憨厚得有些拙笨,这位37岁的长乐县农民连自己的遭遇都无法连贯地讲述,只能问一句,他答一句。他们夫妇有两个孩子,後来又偷偷生了一个女孩。当局发现後,除了罚款,还要抓住他们夫妇任何一个做绝育手术。他们吓得把刚生下来不久的女婴送给了别人,但上头的计划生育人员仍不放过,到村上来抓人。他们夫妻各自躲藏到亲戚家中。最後他挺而走险偷渡来美。

“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什麽还要呢?”他凄苦地回答说,“种田的不像城里人,没有孩子,到老了谁养啊?共产党不管我们啊!”

“你知道偷渡来的华人在美国的艰辛吗?”他把那张干裂的嘴唇紧贴住玻璃窗後的电话听筒∶“知道。但我们不愿在大陆受共产党欺负。”

郑新炳在家乡承包两亩田和一个鱼塘,一年省吃俭用,能挣四千人民币,生活还过得去。但他感到受欺负。例如,他的一亩田季产900斤稻谷,当局征收300斤,拿走了三分之一。给的粮价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有时,只给一张“白条”。当局卖的化肥、农药却都是高价。一度电,收费要一元钱。还有各种摊派,修一条马路,要大家分摊;每年有人当兵,要出“当兵费”,村上每个人头得出七块钱。

张牧林可没有郑新炳那麽幸运。他婚後刚有第一个孩子,当局就以未到指定年龄生孩子,罚款两千元。後来他在村民大会上提出“强迫计划生育不民主”,结果被抓到派出所关了一个星期。他为躲避绝育逃走後,家中房子竟被村干部拆毁。另一位难民感慨地说,他的一个亲戚遭遇更惨。这位亲戚已有两个女孩,一心想要个男孩。偷偷怀孕後,东躲西藏。最後终於被发现,在五、六个警察的包围下,当时已身孕九个月,眼看就要分娩的人,被强行拖上警车,拉去医院强迫催产。她的嚎啕大哭和苦苦哀求,以及如此大月母亲可能的生命危险,都未能感化党干部像手术刀一样坚硬的心。孩子被催生下来还会哭,是一个男孩。她不顾手术的疼痛,去抢自己的骨肉,但这个啼哭著的小生命竟被当场掐死。这个孕妇从此疯了,见人就说两个字∶孩子,孩子。

今年27岁的林德锋和他的妻子因已有两个孩子,就要被抓去做绝育。当时他妻子才25岁。谁能保证这麽年轻的一对夫妇就一定不会再婚再嫁?一旦如此,让这对已不能再生育的农民夫妇怎麽再娶亲嫁人?被关押在新奥尔良监狱中的18名女性中国难民,大都有这种生育上被迫害的经历。而一位36岁的程姓难民,只因为拣到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就被认为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罚款五千元。她回忆说,当时那个女婴在路边啼哭,眼看就要饿死了。

●425天偷渡,九死一生

他(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偷渡的过程却是同样艰险。头发过耳,眼泡略肿的龙明一脸忧郁,这位29岁的小伙子谈起偷渡的艰难几度哽咽,说不下去。1992年4月,他和十几人在蛇头带领下由云南的打落镇偷渡进缅甸,步行两个月横穿缅甸到泰国。为防在缅被抓住,四个蛇头转碾接应,领他们走那些山间峡谷,没人烟的荒郊。那浇透脊梁的暴风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还有夜宿荒山听饿狼嚎叫的恐怖,以及靠一顿饭徒步跋涉一整天的艰辛,都成为他今天不堪回首的梦魇。

他说,“仅那一天十几小时的步行我就吃不消。我和很多同伴都不想走了,但我们语言不通,地理不熟,在深山密林,停下就是等死。只得硬著头皮咬牙往前走。”

在泰国,他和280多名偷渡者一起几次换船,最後登上了驶向美国的“纳吉德”号。九月底,船开到毛里求斯时,由於蛇头与船公司在钱上发生纠纷,竟停开了一个月,船上几百人断食了三天。

他叹著气说,“最惨的是船开到肯尼亚(与索马里比邻)的莫巴沙港口,一停就是六个月,把我们几百人关在船上,只有米饭,没有菜,一天给一点水。中国人不习惯非洲国家的炎热气候,再加上关在船舱底下近200天,有一百多人得了病。惨透了。”

当他们终於在肯尼亚公海换上了“金色冒险号”後,又在好望角遇到了两天的风暴。船舵的轴断了,船员都穿上了救生衣,准备逃难。在狂风暴雨中,关在船舱底下的毫无救生设备的几百人随著颠簸在舱底被摇得跑过来,拥过去,一片惊叫、呼喊和哭声。

经过如此九死一生,当龙明看到纽约的万家灯火时,他和船上290名同胞激动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他们终於看到了那闪烁的自由!从进入缅甸那天到此刻,他已跋涉了425天,在大海上飘泊了16,000海哩,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好望角和大西洋!他说,“当船上的扩音器播出,这就是纽约时,会水的游水上岸时,所有人都热血沸腾,会的和不会的都一头栽到那刺骨的水中。後来得知,淹死了11个人。”

●铁窗生活,痛不欲生

在约克监狱关押的110名难民,年龄从17到45岁不等。最初他们连裤衩都没有,因狱方只发囚服,不管短裤。他们却无法表达,因狱方没有配备翻译。这不是一所应该关押这种偷渡者的监狱。移民局选择这里,因为此地偏僻,不是新闻焦点,可以尽快将他们悄悄遣返。

对於非法进入美国的难民,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如果踏上了美国领土,可进入遣返法律程序,在这一作业过程中,这些难民可以先被保释出狱;另一种是,没进入美国领土,直接遣送,不能保释。对於“金色冒险号”的难民,移民局是按他们没有踏上美国土地来处理的,理由为他们都是警方从船上带上岸的。难民争辩说,“金色冒险号”早已进入美国领海,是在距长岛海滩几百米处撞滩的,且很多人已游到岸上。但移民局不听这种申辩,对这些难民的听证会草草进行,而且不让记者和律师参加,当地报纸称之为“黑箱作业”。知情者说,移民局是想杀一儆百,遏止以後的偷渡,因而不顾事实,简化法律程序,以便尽快达到遣返。

为抗议这种不公,约克的一百多难民集体绝食四天。他们在“声明”中说,“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计划生育,使许许多多炎黄子孙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在肉体上受到摧残,有的甚至无家可归。我们痛不欲生,力争要来到讲民主、有人权的领土,才背上血债累累的包袱,告别妻儿父母,经过一路艰辛和生死。”“难倒把掉进火坑的人再添上火柴,让我们更痛苦难熬?我们现在被关在这里,有苦也说不出。”“如果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宁愿死在这块有民主、讲人权的土地上。”一位浙江难民在这种磨难的刺激下,神经失常,现在狱中特殊医疗护理。

在新奥尔良监狱关押的女性中国难民,还被戴上金属脚镣。她们每天在哭啼和昏睡中渡过。至少有一人自杀未遂。在理海谷监狱,16名想自杀的中国难民,被警方转移到特殊房间,一级看管。他们中有渔民、电工、纺织工人和艺术设计者。

●义务律师,无偿帮助

约克郡的居民被移民局的做法激怒,认为对中国难民太不公平。30多名律师出面义务为这些难民打官司。七个多月来,他们付出了几千个无偿的小时。这些小镇上的律师从没有办过政治庇护案,他们自己掏钱请外地有经验的律师来传经授道。

律师行业在美国的名声并不佳。有则流传的幽默是∶新泽西州长说,新州垃圾筒多,加州律师多,因为新州有先选择的机会。但约克的律师却在改写它的内容。王礼彬感动地说,他的免费代理律师罗巴迟先生(Lobach)是当地律师协会的主席,业务繁忙,却经常与他的太太一起来看望他。每次来,都要送给他一些邮票和有趣的读物,并询问他需要什麽。这对律师夫妇很喜欢这位聪明、清秀、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中国青年,他们说,“我们会尽全力打这个案子,直至打到美国最高法庭。”

郑新炳的律师也是义务的。这位50多岁的女律师自己掏钱为他买衣服、中英字典,还三次送给过他60元钱,让他买些必需品。

当地热心居民为此聚成了一个叫做“金色前景”(Golden Vision)的团体,核心成员有50多人。他们每周定时在约克监狱门外举行为中国难民获得自由的祷告活动,还自费每周出版寄发250多封新闻信,呼吁各界向中国难民伸出援手。圣诞节时,他们给分别关在几所监狱的全部“金色冒险号”难民都寄了印有中英两种文字的节日卡。

●分享意识,美国精神

我们去的那个星期天,正好赶上参加了他们在监狱门外举办的第22次祷告活动。约克当晚气温是摄氏零下十几度,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寒风刺骨。它唤回我们久违了的在哈尔滨的街头等公共汽车时,那种脚趾头要被冻掉的感觉。祷告活动是在下午四点多开始的,当时日头已落了,但一群人围成一轮新的太阳,热情地为中国难民尽快获得自由祈祷、歌唱。在高举著的”释放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的标语牌下,教师职业的罗勃特·麦瑞尔先生用冻得发红的手弹琴助唱,大家跺脚和拍。麦瑞尔每周为这些难民作一支新歌,并将这些歌曲录制成了一盒磁带。在这空旷的雪地上,在紧锁的监狱大门对面,在这鲜为人知的小镇,这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为那些他们从不相识、来自一片他们从未踏上过的土地的中国难民真诚地祷告。他们中有律师、店主、秘书及电脑工程师等。78岁的房地产公司经纪人理查德·金先生和他77岁的太太是当天参加者中年纪最大的,这对老夫妇在寒风中颤抖地依偎在一起,神情专注地说,“让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获得自由和庇护吧。”

最让人感动的是唐娜(Donna),这位63岁的美国女性每天清晨七点都赶到监狱门口,为里面的中国人祈祷15分钟。为了不耽误上班,她要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吃饭,因为从她家到监狱还要开半小时的车。除了圣诞节和新年与家人团聚,她每天都风雨不误这样做,至今年一月底,她已坚持了139天!一个人即使为自己,做一件事能连续坚持一百天都不容易,但她是为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这需要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情怀!我们挤进一辆车中取暖并与她交谈,她说,“我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我只知道他们是Human Being,他们应得到公平对待,应有尊严和自由。”“美国经济虽然不好,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分享。”她强调说,“一块面包,不是在你吃够了时,分给别人一点,而是在面包不多的时候,大家要分享。因为我们是人,是同类。”

站在他们中间,你会感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它迫使你思考,为什麽仅有两百年美国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什麽是美国精神?在约克郡这些最普通的美国人身上你会找到一部分答案∶这种不分种族、国界、文化的分享精神;这种关注他人的生命、尊严、命运的同类感;这种Human Being意识。美国人常说Human Being,这个词在中文中很难找到准确的相应表达,把它译为人、人类,似乎不能穷尽它的意思,或许译为“视人为人”更合适。

“金色前景”中年级最大的是88岁的玛格丽特女士,这位只比邓小平小一岁的美国女性,却有著一颗善良、慈爱的心。她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把这些难民关进监狱是不对的,他们没做错什麽事,只不过像我们的祖先做的一样,来这寻找自由和机会。”“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自由的寻找者,我们不能把寻找自由的人锁在监狱里。”八十多年来,她从未参加过公共抗议活动,这是第一次。因为她觉得对这些难民的处置实在不公平。

每次主持这项活动的琼·玛茹思婷女士(Joan Maruskin)通过教会全国组织,已找到了一百多个免费住处。她说,如果移民局释放这些难民,他们每一个人马上都有地方住。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卡尔盖了新房子,准备把原来的房子全部腾出给获释的难民住。

当琼被问道,为这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如此倾心尽力希望得到什麽奖赏时,她说∶“这些难民能获得自由就是对我的奖励。”很多难民从狱中给琼写信,表示将来不知怎样报答她。她的回答很简单∶“传递这种爱。”(Pass it on)

当狱中的难民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美国人风雪无阻地为他们祈祷时,很多人感动得哭了。一位福建难民说∶“我们家乡从来是家人或亲戚朋友才互相帮助,极少帮外来的人。我们知道美国人好,但没指望他们能这样做。”

●中国古巴∶双重标准

在白人占绝对多数的约克郡,对这批被关押的中国难民也有另外的议论。有人给当地报纸投书说,“应该把这些可能抢夺我们就业机会的难民遣送回去。我们应该先关心自己。”

对此,当地援助中国难民律师团主席崔比尔考克律师(Trebilcock)在报上撰文反驳说,“谁是‘我们’?这些总是定义你们、我们的人,从来不想帮助别人,或关心他人遭受的苦难。┅┅三十年前,‘我们’坐在汽车前部,‘他们’被强迫坐在後部。”“这种思维使今天世界还被分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黑人对白人。”他特别强调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道义责任保护这些从罪恶的共产政权逃出,摆脱强制计划生育迫害的难民,这是保护个人尊严,使个人的身体不受国家侵入的人权问题。”

“金色前景”中唯一的中国人、在当地一所大学担任教职的周泽浩说,“毛泽东当年鼓励多生育,想用众多的人口去解放全人类。现在又180度大转弯,强制‘一胎化’。政府想怎麽就怎麽,这种任意性的背後是人民成了牺牲品,民意被剥夺。美国政府既然高喊中国人权状况糟糕,为什麽还要把这些难民送回到‘糟糕’中,使他们有可能被关进当今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劳改营里?” 他特别强调:“古巴难民偷渡来美,被当作英雄收留,中国难民却要全部遣返。难道中共的专制比卡斯特罗的共产古巴要好?为什麽要实行双重标准?”

《纽约时报》著名的自由派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斯撰文说,“事实上,大部份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移民对美国的经济贡献大於负担。”他特别引用马里兰大学学者Juilian Simon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研究结果∶移民从得到的公共服务与他们上交的年税相比,平均每户移民每年多贡献了2500美元。

但在宾州,大多数华人对这些中国难民持冷漠的态度。而在全美对“金色冒险号”难民的排斥声浪中,态度最强烈的却是中国人。一位在移民局法庭给这些难民做翻译的华人,竟当庭训斥这些同胞说,“打了胎再怀不就行了,有什麽难好避?你们到美国来丢了中国人的脸,早点回家算了!”华人记者于金山就此写道,“从美国华人对金色冒险号船民的消极态度来看,似乎忘记了这些难民是受害者的身份,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另一位学者说,中国人是火不烧到自家,刀不砍到自己脖子上,就不会动心的。这是一种相当残忍、自私的文化。

●国家霸道,侵入人身

对偷渡难民,一胎化政策,中国人之间有很多争论。但在这些问题背後,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如果被遣返,他们会有怎样的处境?乔盛的父亲在来信中写到,“你已被开除了学籍和团籍,回来怎麽办?现在被送回国的,不仅罚款,还要被劳教,也有被判两年刑的。我们被蛇头骗去了一万多美元,合十几万人民币,爸妈干一辈子也不能赚这麽多的钱,现在负债累累。爸的工资收入还不够付出,你二弟还瘫痪在床上,你再被送回关起来,再加上罚款,叫我们一家人怎麽活啊!”另一位难民的家信中写到∶“长乐县拘留所门前贴出已被遣送回的人的名单,每个名字後是罚款数目,有的两万,有的五万。”

第二,来自长乐的家信还披露∶抓到的孕妇装满了县城大小医院,最後把县干部招待所也占用了。两名孕妇不堪屈辱,从干部招待所二楼跳楼,一人摔断了腿。在抓风盛行时,一名胖女孩也被抓去,後来检验她只是过胖而已。

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赞赏。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以剥夺人的生育权利这一基本人权为代价的。中国的落後问题主要不在於人口,现在人口比毛泽东时代的八亿多了四亿,但谁都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提高。而且,在一胎化政策执行中,发生很多强制行为,尤其在农村地区,大小村干部都有权抓孕妇。“抓”,竟成为天经地义;强制绝育,竟成为理所当然。当一个人强行将自己的一部份侵入另一个人的身体,这叫“强奸”,要受到法律制裁。但一个国家却用刀子、钳子强行侵入千万个女性的身体,把她们体内的一个生命永远地夺走,这种毫无人性的政策竟受到很多中国人的默许和赞赏。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不管怎样,控制了人口,国家才能强大。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那是你的妻子,已怀孕九个月,被按在手术台上强迫催产,婴儿被掐死;如果那是你的母亲,被羞辱地剥光衣服,把刀子钳子插进她的身体,强行堕胎;如果那是你的女儿,刚刚二十多岁,就被扭绑进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再也无法生育;如果那是你的家庭,因为不同意绝育,就要人被抓,被罚款,家俱被拿走,房子被拆毁,你难倒仍能无动於衷地认为,只要是国家强大,这样做也无妨吗?!这种“为了国家”的论调中国人听得太多了,在中共建政以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已经干了太多残害个人的事!

在西方,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私有的身体更是神圣不可侵入!一个国家,不管以什麽名义,也没有权利强行侵入一个人的肉体。如果连这都要默许和赞赏,那还侈谈什麽人的尊严、自由选择和人权!

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由於教育程度和其他生活条件的优越,不想多生孩子,因而对强制一胎化不那麽关心,并对农民多生育,颇为反感。但农民为什麽要多生孩子?憨厚的郑新炳说出了实情,“没有孩子,我们老了谁养啊!”这些农民没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也不像城里人那样有退休金,有医疗等各项保险。他们除了几间房子和承包的几分田,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退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子女,是他们唯一的保障和盼头!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吗?政府难倒不应该为共产制度所导致的贫穷、落後负责任吗?!

●世界虽大,无处可逃

第三,这些中国难民为偷渡到美,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112天、绕了大半个地球的海洋飘泊,每一天都是在恐惧、饥饿、焦渴的非人生存条件中度过,还付出了11个人的生命。将经过如此艰辛、又已抵达美国的难民再送回去,总让人感到近乎残忍。

在我们采访到的难民中,除二人外,都表示即使如此艰辛,有机会还会逃来。当一个人能再选择一次把命都要搭进去的事,说明他在逃避一个多麽令人恐惧的地方!在世人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时,实际上中国八亿农民在受著最严重的摧残。不仅国家剥削他们,那些村干部、党官、土皇帝都骑在他们头上。他们没有文化,有苦说不出,因为连“状子”都不会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根本发不出声音。大多数农民在逆来顺受,他们认为这是“命”。但这些“金色冒险号”上的中国人不认这个命,他们斗胆改变这个命,想追求一个靠近人的生活。如果不给他们申述的机会,就将他们全部遣返,美国政府如何面对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交给我吧!”

第四,中共是这样一个政权,即使你未触犯过它,但只要在美国公开要求政治庇难,就已成为受迫害的理由。在这次采访到的八位难民中,除了王礼彬、郑新炳和林德锋同意用他们的真实名字外,其他人都不敢让刊出真名,只能用化名。他们恐惧被送回大陆遭迫害;即使他们能留下,也恐惧家人受打击报复。这种恐惧不是说明迫害的存在麽?

不要说这些难民,即使在美国已享有自由的许多大陆人,甚至有些想去大陆投资的华侨,都对自己的言谈小心翼翼,唯恐冒犯中共。当一个人连说话的自由都被剥夺的话,这是一种怎样的摧残。而面对这种摧残都沉默、忍受甚至麻木的话,更是人类多麽深重的悲哀。

这些“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为了逃避被摧残和迫害,历经千辛万苦逃到美国,如果连这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都不收留他们,让他们再往哪儿逃呢?!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2月27日)

199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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