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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薄一波中南海发飙亲历记(《深圳青年报》被整肃内幕)

严家祺



薄熙来垮台前,在3月9日对中外媒体记者会上发飙,两次说“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我觉得,也许是老父的多年教导,也许是遗传基因起作用,薄熙来和他父亲都是“发飙”能手。

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总理牵头,中央顾问委员会、书记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有一人参加,由五人组成。薄一波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五人小组。另外三人是胡启立、田纪云、彭冲,是经邓小平同意参加的。鲍彤、周杰、贺光辉和我是“五人小组”下面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负责人,也是经邓小平同意的,实际上,“政改办”的领导是鲍彤。

“五人小组”在中南海开会,“政改办”所有成员都参加。在中南海开会,我经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北海和中海之间的白石桥,从北京图书馆对门附近的东门进去的。当时只要报名字和会议时间地点,出示证件,就可以进去。我有时早去半小时,骑车在中南海到处逛游。当然,许多地方是进不去的,只能沿湖看看风景。

11月8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开会。会前几分钟,赵紫阳还没有到,已经到的人坐在会议桌前聊天。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一边是彭冲、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另一边是鲍彤、周杰、贺光辉、陈一谘、吴国光和我和一些人。这一天,我座位离薄一波很近,斜对着他。彭冲兴致勃勃地谈起《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人怎麽怎麽说。我们大家听着默不作声,突然,薄一波发起飙来,绷着脸、大声地、气冲冲地说,怎麽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不允许,要追查!登时谈笑风生的气氛就一扫而光,彭冲也收住了笑容。

赵紫阳每次都是正时到会场,他坐下来就说,到时间了,我们开会吧。薄一波接着赵紫阳的话说∶“让彭冲先说一说,深圳要邓小平退休。”这时,彭冲一反刚才的态度,严肃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报》的事情。薄一波要赵紫阳去处理这件事,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说,会后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处理。

这次会议是“政改办”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主要由鲍彤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在谈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政改办”建议改变过去“党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国建立“文官制度”。赵紫阳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说,政治性官员与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党是要管的。赵紫阳说;“党的领袖当首相、总理、总统,这个党是要干预的。将来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历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规矩,也可以借鉴。”在讨论“干部制度改革”时,薄一波话就多起来了,他讲了许多话,我感到他对赵紫阳说的“文官制度”一窍不通、似乎没有感觉。薄一波说去年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一个好厂长,还有一个好书记,都有能力,在一个工厂里,就会闹起来。当他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他转脸对胡启立、田纪云说∶“现在青年人难以上来。我们活着,你们难以上来。启立、纪云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

这时,坐在薄一波左手一边的胡启立赶紧站了起来说∶“我们希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我当时奇怪,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是不好站起来说话的,我也奇怪,胡启立口头说话怎麽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书面语言”呢。这些会议所有讲话都有录音,后来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启立的话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长寿。”薄一波接着说∶“为什麽不可以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中选拔?五十几岁的,再过几年就六十岁了。”薄一波又转向右手的彭冲说,“你们委员长里面,九十几的也不算甚麽东西。”“年轻化是一个大问题,要一下子也不那麽容易。还要照顾到老同志。”

在谈到《深圳青年报》要邓小平退休事件时,薄一波说∶“《深圳青年报》如果是非党的,议论我党谁该上谁该下,不大好。党内的,这样来讲也不行。西单墙也不能这样的。我看这些人胆子不小。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党还没有开代表大会,怎麽知道。国外还没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讲小平百年后的连续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麽自由地提出问题是不行的。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薄一波已经要求赵紫阳严肃处理《深圳青年报》后,又“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

这次会议,在鲍彤汇报完了后,研讨小组的五位成员又进行了讨论。赵紫阳似有预感,竟然冒出“中国政治不可测”这样一句话来。当时,胡耀邦还是总书记,薄一波还没有对胡耀邦下毒手。赵紫阳在谈到了“党内民主”问题时说∶“党内民主的重点,是解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你们看看其他国家有甚麽经验。要真正依法办事,按党章办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往往过分强调了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员会监督之下,常委要置于政治局监督之下。这要立规矩,还要成为习惯。”他还说,现在这种制度,“没有事很好。这种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中国人背后计较,当面客客气气的。中国政治不可测。”

胡启立补充说∶“中国是先君子,后小人。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是关键。”胡启立说,今后五年内,政治局如果出现分歧,怎样解决?

就在赵紫阳、胡启立这样说后二个月,在一次“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薄一波又一次发飙,当面批判、责骂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归纳出胡耀邦“六大错误”。“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将仇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把胡耀邦赶下了台。赵紫阳说“中国政治不可测”,一九八九年在处理天安门学生运动问题上,因对按邓小平意思写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有不同意见,胡耀邦下台后新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也被赶下了台。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2/3/30

附∶

傅国涌∶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报》的言论

“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具体的措施,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麽?”1986年,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青岛举行的“中西文化研究会”上这样回答∶“我认为报纸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舆论对政治和领导人加以制约。”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批评的声音不能从报纸上发出来,就无法变成公共的舆论。即使言论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这也是任何阻挡民主化的力量为什麽要严防死守的缘由。

方励之教授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大胆敢言,领风气之先,在那个时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言论公开刊登在当年10月4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当有人问及∶“民主与一党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有些国家长期一党执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实际上他回避了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但《深圳青年报》在发表他的这些“新见解”时,赫然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为题,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标题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大标题,相隔二十五年,许多同胞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把我这篇报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在新闻界从业的朋友见了这样的报道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报》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文章《“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李红光。开篇即说∶“党法”大还是宪法大?当然是宪法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并非如此。“党法”和宪法的冲突是一个客观事实。

此前9月12日,中国新闻界的良心刘宾雁与记者关于中国变革大趋势的长篇谈,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为题整版发表,他直言“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素质只能退化”,“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远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发表《中国新闻人物谈中国“敏感问题”》,钦本立说《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说《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说《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王若望说《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李洪林谈老百姓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宽松”局面能维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闻”。一周后,又在头版头条刊出《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评论《人民应有议论领袖的权利》(许国)。

同一天,头版上还有几篇报道,温元凯在合肥新闻沙龙上呼吁中国人不要热衷于“窝里斗“,创造宽松、宽容的人际关系;包遵信在深圳参加讨论时说,“人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世界性主体的真正确立,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

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有特殊的原因,邓小平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深圳青年报》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它之外,《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经济学周报》这些报纸都曾吸引过许多有良知、对这个国家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成就了那些报纸,使那个时代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至于太羞kui。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了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什麽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时光的流逝仿佛专与生活在这块地上的人作对,在追求更为开放、自主、有尊严的公共生活这一点上,二十五年,我们不能说丝毫没有进步,却让人一次次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当然今天已进入互联网的微博时代,言论自由、批判自由并不完全仰赖纸媒,网络毫无疑问成了中国人通往民主化时代的一条通道,虽然这个通道也很狭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墙,将本来全球共享、信息自由流通的网络隔离开了。但不能不承认,除了网络上我们还能有一点公共呼吸的空间,还可以找到一点自主表达的可能性,在其他传统媒体上我们面对的更是铜墙铁壁。前些天,两个在中学任教的朋友应一家杂志之约做了一个对话,他们讨论了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本个话题本没有什麽敏感性,杂志却不敢登,编辑而且在短信中嘱咐他们∶“下次若是再做对话,不要选这麽敏感的话题了吧。”

这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媒体从业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尽可能不触犯底线,但又无法知道底线在哪里,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设限,自我审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论审查官也要离谱。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里,也确实令他们特别是媒体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边球、走钢丝的心思也很难产生。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传统媒体也许比现在更加远离现实的社会矛盾,远离任何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新闻、言论。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网络上引爆,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麽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道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这个民族并不缺乏民主的愿望与冲动,也不缺乏实践民主的潜力,缺的是表达这些愿望和冲动的公共空间,微博时代的来临让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愿望、冲动得到集中,这是二十多年前难以想像的。此时,如果方励之教授面对当年的那个问题,不知他会不会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报纸、期刊、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不重要了,只是它们的管制更加细密,自由的缝隙更小,批判的空间更为逼仄,至少眼下还不能太指望。而防火墙内的网络包括微博在内,尽管也在国家机器精密编织的天网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与报纸这些媒体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我们只拥有互联网,拥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广州《时代周报》曾做过一个关于微博的专题,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微博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个人性的,在每个微博的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这个具体的生命借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然后可引起成千上万的心灵的同感和回应。微博在这个时代的兴起,以这样的工具和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次机会。

但我们不能将它看做最终的可以依赖的力量,最终可仰赖的还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个个体生命内心的信仰,依靠每个人价值观的建立。

作为一种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应急动员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层面还是要依赖于长期的思想启蒙,不同年龄层的中国人都能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类文明的标准,合乎人性的标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题。

真正能改写历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后面的人。任何载体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们刻意地强调某种载体,那麽一心阻挡社会进步的那些人就会把这个载体消灭;如果我们不依赖任何载体,那麽任何载体的消亡都无所谓。

2011-08-13

201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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