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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专制者按摩的弄臣——评金庸的新闻讲话

曹长青

朋友传来一篇香港《明报》创办人、通俗武侠小说作者金庸(查良镛)在浙江大学关於新闻的讲话(见《动向》一、二月合刊号)。生活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读到这种奇文,那种恍如隔世之感实在是太强烈了。

虽然金庸的讲话通篇毫无逻辑,且一半以上和新闻毫无关系,但有一个主题他是紧紧扣住了,非常简单: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好,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坏。我自然不会再去探讨究竟是共产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个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命题,只是想在谈关於新闻的问题之前,就金庸简单而清楚的结论,提两个同样简单的问题:

第一,既然共产国家好,资本主义国家坏,那麽为什麽「美好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都自己垮台,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中国也自己选择往资本主义方向走;而「丑陋的」美国资本主义却越来越繁荣强大,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变成了唯一的超级强国了呢?

今天联合国187个国家中的120多个实行民主选举和自由经济制度,是美国用核武器逼著他们这样选择的吗?今天全世界的大众都风靡的美国书籍、好莱坞电影是美国飞行员开著20亿美元一架的隐形战斗机空投的吗?各种肤色的孩子们都热衷的麦当劳、可口可乐是美国大兵用刺刀逼著他们往下咽的吗?今天人们争先恐後往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电脑网络里钻,是美国用长程飞弹驱使的吗?

如果人类花了一个世纪扬弃了美好而自愿选择了丑陋,那麽21世纪岂不会是更灾难的世纪了吗?

第二,更简单的一个小问题:既然金庸这麽欣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那麽他本人为什麽不放弃香港居民身份,而领取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护照呢?应该怎麽评价那些硬说一个地方好,自己却要保持随时离开那个地方的权利的人呢?

●自由人不能为监狱辩护

关於西方自由社会的传媒,金庸作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服务的」;第二,「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於老板不可」。

对於那些被剥夺了了解外部信息权利的人们来说,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任何对自由世界传媒有点了解的并能公平评判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指出金庸的荒唐。

首先,西方的传媒既不以阶级划分,更不是党的工具。即使照金庸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的逻辑也无法操作。因为其一,任何自由社会都不像共产国家那样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那麽多贫富不同的社会阶层,到底为哪个阶级服务?其二,所有民主国家都不止一个政党,那麽到底听哪个党的领导?

西方的报纸,仅以美国为例,的确是有保守派倾向和自由派倾向的区分,正如共和党是保守派,民主党是自由派一样。但金庸刻意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倾向保守派的报纸,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既不是按共和党的要求办的,更不是共和党的党报。同样,倾向自由派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既不是按民主党的要求办的,更不是民主党的党报。他们之所以有倾向性是因为报纸老板的理念或者倾向共和党,或者倾向民主党。这种倾向性完全是自由意愿选择的。

并且西方报纸的这种倾向性也主要是体现在社论上。在新闻报道上,任何一家报纸都是极力强调新闻平衡的。虽然绝对的平衡是做不到的,因为所有记者本身都是有倾向性的人。

例如,在报道总统候选人竞选内容时,各报刊杂都给两党候选人大致相同的篇幅,电台则给大致同样长度的时间段。在科索沃战争时,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请了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发表他的观点,《纽约时报》也登了反对北约的南斯拉夫人的言论。在北约误炸中共领馆後,中共驻美国大使李肇星也被请到电视台发表观点。这还仅仅是我个人看到的。

自由世界的报纸都是私营的,只要是私营的,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老板,没有统一的老板,就没有统一的声音。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发出来,这就是新闻自由。

而共产党是怎麽做的呢?它在剥夺了任何人办报的权利和机会的同时,强行成为所有媒体的唯一老板,要求所有编辑记者按它的理念写所有的文字,不服从者等待的只有惩罚。

当全中国的媒体在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统一口径批判李洪志的时候,别说他们从不给李洪志任何表达他的观点的机会,连任何对李洪志或法轮功表示同情的声音也完全发不出来。金庸对共产党报纸这种历来的做法又做何评价呢?

●冤魂不会宽恕

金庸能够自由办《明报》并且做老板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得益於自由世界。他能够自由地骂资本主义而不受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惩罚,更是自由世界给他的保护。他如果真心崇拜共产党,首先应该把他在《明报》的所有股份奉送给共产党,因为私人办报本身就不符合他教导浙江新闻学院学生遵守的共产党的原则。一个声称信奉「忠於事实,公平评论」的人,一边教导别人做共产党社会的奴隶,一边自己在自由世界做老板,那麽他所忠於的究竟是哪个世界的真实?信奉的是哪个社会的公平?

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无数比金庸更有办报能力的人,但他们不仅办不成一张报纸,更被那个政权无声地从肉体到灵魂都吞噬、碾碎了。《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仅仅给党提点意见,文革中就被迫害至死;《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为共产党服务了一辈子,不仅文革中被拖到80岁老母床前批斗,几年前香港同业邀请他去一趟,都没被当局批准,至死也没如愿。

而金庸因为受到自由世界的保护,才不仅可以自由办报,自由写作,自由出入香港,到「英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西德┅┅」等各国参加新闻会议,更可以在没有任何政治迫害的自由世界过名利双收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一切都因为他侥幸躲过了他今天强调的「必须服从」的那个共产党的领导。

得到了自由世界这麽大好处的金庸,今天不仅不为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呼吁,却赞美那个谋杀了无数新闻同行的暴政,他不担心有一天在另一个世界那些冤魂们拷打他的灵魂吗?

●十万记者,一个老板

其次,金庸说,「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於老板不可」。在这里他又刻意地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世界绝不像共产社会那样只有一个老板,如果你亲共的金庸不喜欢我的言论或报道,把我开除《明报》,我可以去反共的《苹果日报》继续写我的报道、评论,发出我的声音,这就是新闻自由。

在任何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都有无数家报纸、杂、电台,无数个的老板,只要是好的记者就会有人请他写。如果所有老板都不欣赏他,他还可以自己办报纸,自己做老板,还可以自由投稿。我曾在洛杉矶前後花了不到一小时就注册了一家报纸。这就是新闻自由。

而当年在深圳,我所在的报纸仅发表了一篇党的领袖个人不喜欢的文章,整个报社就被关闭。这还不算,我本人就被禁止再进入新闻界工作,连去大学教书也不可以。「六四」屠杀之後,当局整肃关闭了二百多家报纸,仅《人民日报》就有上百名编辑记者被撤职、调离,以至关进监狱,很多都被禁止再进入新闻界。中国两千家报纸,10多万编辑记者,都要面对共产党这个唯一老板的霸道,金庸应该怎样为它辩解呢?

●金庸的真正资格

金庸难道不知道吗,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阔论新闻,并不是因为他在新闻领域有任何特别建树和研究;他的那些粗制滥造的供消遣的浅薄武侠小说更不使他有任何资格登上大学的讲坛。他所有的资格只有两个:第一,他可以用自由世界报人的身份,来表达那些连大陆的左王们都难以启齿的对共产党的谄媚,是使权力者感觉最舒服的弄臣;第二,他是从有新闻自由的地方来的,而且他还可以随时再回到自由;他本人的价值被拥有自由这个事实本身远远地放大了。如果金庸不是香港居民身份,而是服务於党直接领导下的大陆任何一家报纸,他今天在大陆的所有光环,所有共产党的利用价值就都没有了。连共产党都看重从自由世界来的人,而金庸却歌颂专制社会,这实在是把自己卖得太便宜了。

自由给了他自由办报、自由说话的权利和机会,自由给了他大陆人所无法获得的资格,他却用这种权利、机会和资格来诋毁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文人吗?

●时代错位的查良镛

看到金庸讲话中的这种文字,「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中国的政权十分巩固┅┅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我们传播媒介┅┅要遵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各自尽力。」令人无法不产生一种时代错位的感觉,因为今天连中共《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也说不出这种文革语言了。

记得中共「德育家」曲啸、李燕杰十多年前在深圳蛇口演讲时,用类似这种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的儿歌语言时,立刻遭到听众嘲哄,并且被当地报纸和《人民日报》报道,令他们极为难堪。今天金庸居然有胆量还唱这种「儿歌」,也的确有勇气,他怎麽就不担心被浙江大学新闻系那些通过电脑网络分享自由世界新闻信息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嘲笑和蔑视呢?

当然金庸这番讲话对他自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给自己40年既平庸,更昏庸的新闻生涯写下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墓铭。

(载香港《争鸣》2000年2月号)

20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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