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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传授中国人“秘诀”

曹长青

埃及赶走独裁者的冲击波,正席卷阿拉伯世界。利比亚,伊朗,也门,巴林,约旦,阿曼,黎巴嫩,甚至苏丹,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都出现反政府的抗议示威。这是柏林墙倒塌后,全球最具震撼力的民主浪潮。以写中东见长而三次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说,埃及变天冲击整个中东,甚至影响中国,令那里的独裁者恐惧。那麽中国有可能成为“埃及第二”吗?各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

互联网是结束专制的天罗地网

第一,很明显,在埃及革命胜利中,网路起了关键性作用。埃及革命的导火索是一个青年萨伊德被警察打死。结果有人在“脸书”建立“我们都是萨伊德”的网页,把死者惨死的照片等放到网上,呼吁人们关注这个惨案。《纽约时报》说,这个脸书网页达到五十万成员。最后埃及人民能聚集开罗广场,脸书、推特等网路上的呼吁、串联(包括调动民众情绪)等起了重要作用。

而以前在独裁社会,人们很难组织起一场运动,因没法通知、串联等。像二十年前的中国八九民运,是因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突发事件”,起到“通知、串联”及“调动大众情绪”的作用,才形成声势。但突发事件可遇不可期。今天,脸书等现代科技,等于形成官媒之外的“民间通道”。埃及人民靠这个“通道”连成一个整体,赶走了独裁者。今天,中国同样具备这个条件,据最新统计数字,中国上网者已达四亿五千万人!中国的网路“通道”能力,可能高于埃及。

第二,埃及人民能涌上街头,因对政府长期不满,如同乾柴遍布,只等一处火苗。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人民对中共的愤怒与日俱增,官员贪腐,社会不公,严重贫富不均,更不要说中国人一直被剥夺(投票选举)政治选择权。联合国193个成员,有130国已民主选举,大国中没实行民选的只有中国!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排行榜的人均收入最高的前二十名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和新加坡外,全部是民主国家。这说明只有民主,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稳定,并有持久的繁荣。这些信息,时时刻刻在启迪和影响中国人!

第三,埃及革命并不是全民运动,只是一部分人走向街头,最后形成一种声势,而影响到全国。在开罗广场,抗议民众最多时才25万。埃及人口8400万,25万只是千分之三。这点给人们提供一个重要的新视角∶不用等到全国人民觉醒,只要有数万坚定者走向街头,就能形成声势,就可能成事。在中国,使用互联网的四亿人中,只要千分之一上街,就是40万人。北京有数万人上街,警方就难以应对。而只要坚持数天,就能影响全国。今天脸书、推特、手机等的传播能力,其影响力会跟二十年前天安门事件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军方可能不敢镇压

第四,军方没有出兵镇压,是埃及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那麽如果中国再发生八九民运,军方还会不会镇压?埃及军官跟中国军官当然有不同,他们中很多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教育;但他们拒绝镇压的更主要原因是,通过外媒及互联网信息等,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开罗广场的抗议民众不是暴徒,抗议者要求的是民主自由,反映的是埃及人民的心声。而且,如果他们选择镇压,还有一个将来被追究屠杀罪的刑责问题。所以不少军官消极抵抗,宁可被撤换或辞职。

如果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解放军的军官也会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今天的手机可以摄影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各级军官们及士兵都绝不会像二十年前那样,要麽对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不知情,要麽被洗脑教育。他们像埃及军人那样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后,拒绝开枪镇压的可能性远大于开枪镇压。连掌权已四十年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面对人民抗议示威,都得花钱从外国找雇佣兵,而没法完全指挥自己的军队杀人。

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已掌权三十年以上。而胡锦涛没有他们那样长期掌权,更没有当年邓小平那样(第一代打江山领导人)权威,包括他的政治童养媳出身的气质和心理状况等等,他敢不敢下令开枪都令人质疑。虽然邓小平具有绝对权威,还是要找军头谈话,担心兵变。即使这样,当时还有将军抗命,党内高层抵制。而今非昔比,胡锦涛不是邓小平,中国的将军和士兵,也跟当年的背景不同。另外,抗议示威的声势越大,就越有“大势所趋”的约束军方的威慑力。

“我们更固执,宁可死在这里”

在中国,互联网、人民的不满都存在,就看有没有少数坚定者勇敢上街。这点中国跟埃及有点不同。在开罗广场,示威民众上来就烧了执政党总部,打出的标语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是敌人!穆巴拉克发表“拒绝下台”的电视讲话后,开罗广场的抗议者说,“他固执,我们更固执,宁可死在这里!”在埃及革命(以及其他中东各国的革命)中,都没有知识份子或异议人士唱什麽“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高调,广场上回荡的是痛恨专制、跟穆巴拉克不共戴天的愤怒情绪。但在中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异议运动代表性人物却宣扬“没有敌人、以爱化解恨”等矫情做作的高调。而海外的民运理论家则热衷“见好就收”的文字游戏,还曾谋求民运跟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这种种论调,弱化了中国人对专制的痛恨、对共产党独裁的愤怒,模糊了推翻共产党的清晰目标。再加上近年强调“维权”(也是在体制内打转转)等,都无法把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提升到像埃及人民就是要把独裁者赶下台的高度。而如果没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对专制深恶痛绝,对独裁咬牙切齿,中国就难有一大批勇敢者走上街头,就难以形成突尼斯、埃及革命的那种局面。

连一年多前的伊朗革命,反对派也有这种认知不清。《华尔街日报》的专论说,经过这次埃及革命,伊朗的反对派明确了,不再谋求体制内改革,而是要推翻内贾德政权。中国的下一场民主运动,一定会从埃及革命,包括伊朗反对派的醒悟中得到启示∶不需要全体人民都觉醒,只要一部分痛恨共产专制的人们凝聚力量,就足以和貌似强大的专制抗衡;不需要民运团体领导、不需要明星领袖,靠互联网的号召,就可以形成推翻专制城墙的浪潮!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吹响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角,当足够的民众被这只号角感染、振奋起来的时候,就是中国“茉莉花革命”到来的时刻,那一天绝不会久远,因为中国人民绝不是低等动物,他们要做自由人的意愿绝不会亚于其他种族——只要对这点充满信心,就会对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到来和胜利充满信心!

2011年2月22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11年3月号

2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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