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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右派错在哪里?

曹长青



长达三十年专权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不到三个星期,就被人民抗议运动赶下台,成为近代人类民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所以发生,根本不是什麽外力起了作用,而完全是埃及人民自己奋斗,或者说是孤军奋战的结果!

对这一点,《纽约时报》两位都懂阿拉伯语、深入埃及现场采访的专栏作家,异口同声这样认为。中国八九天安门运动时《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说,埃及革命甚至都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的道义声援,他对此强烈批评;该报另一位专栏作家,曾以《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等专著得过三次普利策奖的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从开罗解放广场发回的专栏更是强调这一点,说对埃及革命的最准确描述应该是,这完全是埃及人民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他们依靠自己,也为了自己,没有外力,“只凭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创造性”。这位美国知名的以写中东问题见长的专栏作家总结说,这场埃及革命,是一场“全然的自创革命”(total do-it-yourself revolution)。

美国政策里外不是人

为什麽这场埃及革命没有得到外力的支持?这跟美国内部左派、右派对这场革命的错误解读和立场有直接关系。

冷战结束後,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并一直是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举足轻重。但面对这场埃及革命,美国的最初反应可谓不知所措,因为毫无从政、行政经验(曾只是社区组织者)的奥巴马总统,根本不知道什麽叫邪恶,更别说对付邪恶。除了有左派的浪漫幻想,他的国际和外交知识也相当贫乏。他出任总统後,出国访问到处鞠躬,给日本天皇鞠躬九十度,向沙特阿拉伯那些脑满肠肥的王宫贵族大弯腰,甚至还跟美洲的小霸王、委内瑞拉的强人总统查韦斯握手言欢,跑到欧洲代表美国到处道歉,试图讨好所有国家。他以所谓“不要把美国的价值强加给其他国家”为由,全面从前任布什总统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的战略後退。所以一年多前伊朗发生人民抗议事件时,他清楚表明,不要改变伊朗政权,要跟德黑兰“合作”。

在这种背景下,可想而知,奥巴马怎麽可能会全力支持开罗广场的埃及人民。而且穆巴拉克一向被视为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奥巴马上任後,“两巴”已经拥抱过了。

而希拉莉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更是以妥协、愚昧、官僚著称。那些也是养尊处优的官员,注重的多是什麽区域稳定、双边合作,看重的是统治者(以及怎样跟他们拉关系),而不是道德的力量、人民的权利等这些更根本的价值。

一“伊”障目,不见中东

但美国左翼政府的这种德性由来已久,并不稀奇。被称为美国最糟糕总统的吉米.卡特,当年处理伊朗革命事件时就是一塌糊涂。当时一百五十名伊朗军官决心要制止霍梅尼的毛拉专制,但卡特要他们“服从”。结果这些听了卡特劝告的军官,後来都被处决了。所以有美国学者认为,伊朗走到後来那种疯狂地步,吉米.卡特等这些对邪恶充满幻想的左疯们,负有很大的责任。更不要说当年卡特为跟共产中国建交,而抛弃了台湾。但这个极左政客,却被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赞美为“有道德感的人”。

但这次面对埃及革命,最不能让人原谅的,还不是奥巴马们,因为左派对邪恶的浪漫和无知历来如此,而是美国的右派。右翼保守派一般都被认为比较反共、反专制,对邪恶有相当清楚的认知。里根总统时,曾明确地喊出“推倒柏林墙”,等於吹响了结束东欧共产专制的号角。但这次面对埃及事件,美国很多保守派,几乎不约而同,都对埃及这场革命不太乐观,对上街游行的民众不太相信,一再强调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因而希望保住穆巴拉克。像美国知名的右翼有线电视福克斯的王牌节目主持人汉尼提(Sean Hannity)、格林.贝克(Glenn Beck),还有全美收听率最高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等等,都是如此。这些右派所以这样“反应”,主要是在三点认知上有偏颇∶

第一,被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吓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杯弓蛇影的恐惧症。看到埃及民众上街,就想到伊朗革命,想到霍梅尼,想到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台,想到毛拉们掌权。但这是一“伊”障目,不见中东,没有看到埃及跟伊朗的国情不同,更重要的是,时空、时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联合小恶对付大恶

第二,他们的信息不足还是次要的,更主要原因,是不少右派也是过多注重什麽策略,把区域稳定和所谓国家利益等看得高於一切,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结果,为了所谓区域稳定,美国就得支持穆巴拉克,支持沙特阿拉伯的王公贵族。而对那里的专制,对女人露脸都遭惩罚的黑暗,不那麽看重。

但正如前以色列副总理、畅销书《民主论∶战胜专制和恐惧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林斯基(Natan Sharansky)所说的,所有独裁政权,都是本国不稳定的根源,并威胁周边国家安全。独裁统治下的稳定,一定是虚假的,因扼杀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定期公平选举(发 民怨,换人上台),一定会积攒民怨的岩浆,等待一次“更大不稳定”的火山爆发。

所以为了暂时(实质是表面上)的“稳定”而支持或默许独裁者,从长远看,会酝酿更大的灾难。其实美国当年对伊朗巴列维国王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国营化,贫富悬殊,腐败,专权等)持默认或纵容态度,也是导致後来出现大反弹、霍梅尼上台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联合小恶对付大恶”的理论作祟。这种理论是典型的不顾道德原则,只讲策略利益的算计。结果导致美国政府默认、甚至跟独裁者合作,严重延缓了那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例如美国当年支持南韩的独裁者朴正熙、全斗焕,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等等。现在支持埃及的穆巴拉克,沙地阿拉伯的贵族,约旦的国王,叶门的专权者等等,都基於同样的思维。

台湾为何失去联合国席位

一般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往往跟民主自由价值在一个轨道或方向,所以美国强调“国家利益”时,等於是在推行普世价值。但是当与这些根本性价值不相符时,这个“国家利益”就只是一届美国政府,甚至一个总统的利益,而且往往是政客自己的私利。

例如当年右翼的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当面谄媚毛泽东,要跟红色中国建交,而抛弃台湾,表面理由是为打开中国大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但实际上,只是尼克松自己要获得党争资本,积攒政治遗产。因为尼克松的“亲北京”政策,根本没有推动中国开放和进步,反而由於美国的背书——等於认可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巩固了毛政权;一直到毛死,中国都没有丝毫的开放和政治宽松。“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说,整个是一个神话。

而且即使所谓联合北京(小恶)防范和对付莫斯科(大恶),也没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或者说是自欺欺人。因为在根本的意识形态上,中共和苏共还是在同一轨道,如果真有关键时刻,中国会拥抱苏联,绝不会联合美国。所以尼克松、基辛格等政客们的做法,只是起到给邪恶壮胆、损害自由价值的作用;而且牺牲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埃及和中东人民真是不幸运,伊朗霍梅尼革命时,美国是怯懦无能、又对邪恶完全无知的卡特掌权;今天面对埃及革命引发的利比亚、约旦、叶门、巴林、伊朗人民的上街抗议行动,白宫又是同样的左派总统(也同样无能,现在就被称为卡特第二)奥巴马;同时更不幸的是,很多美国右派,也持糊涂甚至愚昧的看法。

但正如埃及革命所展示的,他们完全不靠外力,自己团结起来,勇敢追求自由,结果赶走了独裁者。他们的胜利,给全世界独裁国家的人民、争取独立的地区的人民的一个最重要启示是∶不要指望、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而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3月

201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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