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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刘晓波(上)

曹长青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欢呼,也有争议。由于相当一部分争议涉及原则理念和人格尊严,所以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的评论涉及以下十二个问题∶

一、对共产专制的认识
二、对知识份子角色的认知
三、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四、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五、关于《最后的陈述》
六、关于“悔过书”
七、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八、关于《零八宪章》
九、关于回国
十、关于“个人主义”
十一、关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湾
十二、关于人格统一性

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镁光灯闪完了,那阵关于诺贝尔奖的发烧也降温了,但中国人自己对刘晓波问题的讨论大概不会结束。为什麽中国人自己?因为我无法想像外国人能弄明白刘晓波到底是怎麽回事。这阵子不时想起杀妻后自杀的中国诗人顾城那句话∶“老外哪儿懂咱中国人呵。”我甚至感觉,如果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独白》)翻成外文了,也不会有几个外国人真看得懂。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来越感叹,中国人的确是颇有自己的“特色”,我从未在西方的“人物们”中见识过类似刘晓波的例子。

刘晓波被捕后,我写过两篇文章对他的观点和行为提出异议(“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却没想发表关于他的更深一层的思考。现在刘晓波虽仍在坐牢,但他不仅有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保护伞,成了“贵族囚犯”,也成了中国民运的代表和象徵性人物,所以对刘晓波的讨论,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我曾相当地欣赏过刘晓波,欣赏的是带著个人主义气息和独立思考精神冲进文坛的那匹黑马。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今天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却不仅找不到当年那个令我欣赏和期待的刘晓波,甚至怀疑当年的对他的认知了。

坦率地说,在偌大的中国,任何一个其他人扮演了刘晓波的角色,我都可以理解。但刘晓波今天成了“温和派、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成了一个群体的“头儿”,一个团伙的“首领”,更写出《最后的陈述》那种文字,我除了目瞪口呆,没有更准确的词形容。这不是夸张,而是有著相当清晰的背景和原因。

和刘晓波最早的一面之交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念书,跑到北京去看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回哈尔滨途中,因想跟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交流在北京的见闻,所以在长春停留,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兴奋地描述了西单民主墙、民刊的兴起,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辩护等等。当时刘晓波在场。几年前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忆往时,谈起当年听我描述民主墙时的兴奋,但那时我对他没什麽特别的印象。

一、对共产专制的认识

我对刘晓波的欣赏,始于1986年读到他那篇“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评论界对新时期文学、伤痕文学的一片歌颂之声中,在“文学批评”整个成为“文学吹捧”的现状下,刘晓波尖刻、毫不留情地一顿痛批,不仅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该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学缺乏荒诞感,中国作家“生活在荒诞中却没有荒诞意识”。该文在其他报刊发不出来,但在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之后,引起轰动,一匹黑马登上文坛。

当时他不仅在文学思考上独树一帜,而且从他的“在地狱入口处”、“人类之梦”、《选择的批判》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专制的认识也超过我当时了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对人生也在尝试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虽然今天看来他的许多想法只是当年那个特定时空下的产物,但那种要挣脱群体思维框架的努力,颇令人欣赏。

记得大约是在1987年夏天,刘晓波带著(他当时的)妻子陶力到深圳看病,我和几个他在深圳的吉大同学接待。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伙人在一家东北馆子聚会,痛駡一顿共产党之后,晓波用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报导毛泽东死亡的调子,宣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死亡”,并带头给共产党唱哀乐。那顿饭,因那一顿哀乐而非常开心。当时的刘晓波(起码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完全站在了跟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对立面。那年夏天,我们也曾一起去拜访刚刚被开除了党籍的方励之,虽然那时的刘晓波已经不买被共产党赶出来的人的账了,哪怕他们是批评现体制的;也就是说,刘晓波当时的想法已经是体制外了,尽管可能并不太清晰。

后来在香港《开放》杂志(当时叫《解放》)上读到了他的“混世魔王毛泽东”,对他的彻底否定毛、否定专制制度十分认同和欣赏,认为他是中国知识份子中鲜见的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

尽管当时我已感觉到他身上有些“匪气”(或说痞气),但在那个被禁锢了几十年之后刚刚开始松动的年代,对叛逆的欣赏,远超过了对匪气的那一丝不舒服感,甚至认为他是故意那麽“整”的。许多年之后才意识到,那种匪气,不仅是他的一个外在表现,也是他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以后对他的了解是在美国了。1988年我来到美国,他去了挪威,后也转到美国。89年4月天安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我在洛杉矶,晓波从纽约打电话约我过去,说要开一个“刘宾雁现象研讨会”,主要目的是批判以刘宾雁为代表的“第二种忠诚”和那些寄望党内改革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他提出了知识份子要在精神上“跟党断奶”。他当时还谈到希望我跟他一起编辑《中国之春》(回头来看,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那本争得打破头的杂志,哪轮到连“中国民联”成员都不是的我们去办)。

我飞到纽约,和刘晓波一起住在《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家的客厅里,一直到他回国参加八九民运。这期间,由于爆发了学运,大家整天关注、讨论的是北京的发展,所以关于“第二种忠诚”的讨论会就没开成。

胡耀邦去世后,国内知识界对胡一片赞美,好像他就是改革的救星,民主的代表。为此刘晓波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耀邦逝世现象省思”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胡耀邦那种臣民对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赖,那种感激“皇恩浩荡”的卑贱;他尤其抨击了知识界在热捧胡耀邦这种开明皇帝的同时,却冷淡仍在监狱中的魏京生;他更明确提出,我们到底是要魏京生,还是要胡耀邦?毫无疑问,他高度肯定了魏京生所代表的民间正面抗争的价值。我对他那篇文章记忆深刻,因为当时一起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也在《中国之春》发表了一篇类似观点的文章。

正因为刘晓波曾有这样的基点,而且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个提出知识份子要跟党“断奶”这种说法的。而且早在“混世魔王毛泽东”里他就写道∶“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成了递状子请求“修宪”(等于是需要和党妈妈合作中国才能改变)的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对这种变化,我怎麽能不看得一个楞、一个楞的。

更荒唐的是,六四之后,在《独白》里,居然是刘晓波批评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以至他曾要批判的“第二种忠诚”的刘宾雁都愤怒地撰文斥责刘晓波“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麽始终一贯的东西吗?”

支持党内改革派,在中国从来都大有人在,我不否认他们的作用。但那不是刘晓波的角色。许多人认同《零八宪章》的调子,我当然也能理解;唯有刘晓波,让我不可思议。在中国文人那个圈子里,鲜少有人像刘晓波那麽早就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知。如此“回旋”(二声、四声,东北话,大倒退),我实在无解。对共产专制本质的认识,只有到位不到位,却不可能认清了之后,又糊涂到背过气儿去。这不可能像对看不见的上帝,可以今天相信有,明天确信无。

事实上,如果刘晓波今天个人署名的文章也统统换成《零八宪章》的调子了,我也可以明白发生了什麽事。但他直到08年入狱前,个人署名的文章,仍是否定党内改革的路子的。而且在《零八宪章》签署者中,你找不到第二个,二十多年来一路写那些迎面痛击共产专制的文章。但他主导的《零八宪章》却被公认是“温和、妥协、合作”的代表作,“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余杰语)《零八宪章》或许对某些人有意义,但那是别人探讨的事情。

我只谈刘晓波,因为他不一样。他也不像有些人,对这些角色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都是“要民主”就是了。刘晓波二十多年前就很清楚了,知识份子面对专制应该扮演什麽角色;他对中国文人习惯依靠皇权改革的思路是相当蔑视、痛斥的。而且,他入狱前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是否定体制内改革的;就这本书接受BBC采访时,他还明确表示,“过去无论是国内精英也好还是国外媒体也好,都非常关注中共政权,就是关注它出台什麽样的改革措施。但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事实上,中国的所有这些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是在大陆的民间社会。”

刚说完这话,他就去谏言中共“出台”新政策了。这刘晓波到底是怎麽回事了呢?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的?需要哪个出哪个?一方面撰文讲话否认体制内,一方面又想得到所谓党内改革派和开明知识份子的认可,成为那个圈子里的一个“人物”,所以不能“激进”,要“温和、妥协、讲究策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刘晓波”∶一个站在专制对立面的、痛斥独裁的刘晓波;一个热衷于一次次给皇权上书、欲做谋士、谏士的刘晓波。“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考察政治改革。”(程映虹语)我经常不得不相信,刘晓波在说哪边的话的时候,都是非常真诚的。

如果刘晓波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后,思想有变化,开始相信要依靠体制内改革,也不是不可理解。但他06年的时候又重发了“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等于坚持和重申他二十年前的观点∶中国“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

在中国(或任何独裁国家的)民主运动中,当然都会有体制内改革派,我在此无意评论他们的道理或对错,只是想说,刘晓波成为他们的一员,更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实在是滑稽透顶的事。如果他真相信体制内,那他就是扇自己文章的耳光;如果他真相信民间,那这种“上谏”又是为哪般?为“弄出点动静”而作秀?还是指望在最小程度失去的情况下,获得名利的最大公约数?

从胡耀邦死到今天,体制外、体制内改革一直都是两派,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当然不同。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他们思维的统一性。比如戴晴。她二十年前就认为学潮打断了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步伐,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今天推崇刘晓波有其一脉相承的思路(她当年应该是对“激进的”刘晓波不齿的)。但刘晓波不同,他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中,不仅否定了知识界对胡耀邦式人物的过高评价,更完全不把中国的民主进程寄望于党内改革派。

但几年后,他在《独白》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又持和戴晴同样的观点了∶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如果这个和他89年在纽约发表的文章完全相悖的观点,是他在八九之后的思想改变,他要借《独白》忏悔的话,那最起码,他应该首先痛悔、痛斥自己去参加这场让中国“倒退”的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主角之一。但《独白》的诸多自我批判中,并没有这一项。

其他人推动中共体制内改革、政治协商等等,我同样不认同,但可以理解。在八九民运中,戴晴、王军涛等人是努力在学生和中共高层人士之间做说客,希望调节缓和,这和他们历来寄望体制内改革的观点有统一性。你看所有那些仍然对党内改革抱有希望的人们,哪一个写过刘晓波那种把共产党骂到狗血喷头、连祖坟都掘了的文章?哪有一个像他那样讴歌那些对专制持“绝对反抗姿态”的英雄们的?

回头来看,刘晓波的撕裂,其实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他可以几个月前在香港和美国发表要推翻独裁的文章,几个月后在北京,说“打倒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口号,他没有敌人。如此迅速的思想变化,到底是怎麽回事?难道不是人格撕裂吗?以刘晓波文章中对共产专制的痛恨,他应该是对有人敢在北京喊出“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敬佩和欣赏的。

二、对知识份子角色的认知

如果刘晓波真的是思想发生了变化,那他后来就不会继续写那一大堆对共产专制批判性丝毫不亚于88年在香港、89年初在美国发表的那种言论。但二十多年后,刘晓波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种自相矛盾的原点。事实上,这二十多年来,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现了这种自我的矛盾性。这令我无法不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持续一种行为,就塑造一种品行。(Men acquire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constantly acting in a particular way.)

今天,刘晓波在个人署名的文章里清清楚楚共产党无可救药的本质,却在组织“集体活动”时承认那个党的“可塑性”,这不合逻辑!如果喊民间抗争的也是你,去跪下求党的也是你,这不就像唱木偶布袋戏,左手举个小人,右手举个小人,俩人闹著玩吧。思想和人格统一的知识份子不可能同时扮演各种矛盾的角色。

别人签那种“给共产党留足够余地”的名,组织这类集体活动,我不会多评论。但刘晓波另当别论!余杰撰文说刘晓波是把政论家和人权活动家两个角色融合得最好的人。“能够与老中青三代知识份子和各类活动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密切的联系的,除了刘晓波之外,偌大的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来。”这话真是道破刘晓波的天机。

孰不知,这是两个完全不可同时都扮演好的角色。优秀的政论家绝不可在理念上妥协、打折扣;他靠鲜明的观点,凝聚理念的人心;而成gong的活动家(类似政治家)则需要有所妥协,圆滑,他靠摆平各类人际关系,得到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把这两个角色放到一个人身上,必定是哪个都演不好。刘晓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政论家,刘晓波那些在理念上妥协、自我矛盾、甚至黑白颠倒的言论,已经在异议人士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弹。作为活动家,他和所谓“激进”的维权人士之间,以及独立笔会内部等,有一大堆摆不平、处理不好的人际和金钱关系。

一个曾有个体意识,推崇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一个曾经“厌恶中国文化界拉帮结伙的群体意识,采取只看作品不见人的方式”的刘晓波,现在抢著要成为一个团伙的头儿(它可以是有形的“独立笔会”之类,也可以是无形的“牵头人”之类),还拉帮结伙,形成利益小团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连基本的方寸都守不住。对此,我无法不刮目相看。他自相矛盾的言行冲突太典型了。

我相信刘晓波反抗极权的理念追求是清晰的。但上述那些思想分裂、人格不统一的原因又是什麽呢?除了寻求获得个人名声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找不到第二种解释。但追求个人名利并不是我要非议之处,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把个人名声和利益的追求,摆在高于理念追求、高于原则方寸的位置上的话,走余秋雨、王蒙等人的路,岂不更舒服太多了?刘晓波有足够的智商在那条路上走得有模有样,何苦去踏这条艰难的异议分子之路?

刘晓波还多次批评知识份子“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事实上,只动口不动手根本不是软骨症,知识份子的责任本来就是用无形的思想战胜有形的刀枪。作为思想者,并不是一定要赤膊上阵拼刺刀才是英雄(一打就趴下就更别提了),而是在自己的观点被敌意包围的时候,仍能够坚持住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理念。

你是吹号角的,你的责任就要把号角吹得清晰、响亮,吹出振奋的士气,吹出必胜的信念。而号手扔了号角去冲锋陷阵,一枪就被打死,那根本不是英雄(有种你别倒下)。而坚守号角的职责,哪怕只剩自己一个人,仍继续吹响昂扬的冲锋号,仍对最后的胜利坚信不移!这,才是我要脱帽致敬的英雄。

如果号手一看对方阵势强大,吓得手发软,腿发抖、气发虚,把冲锋号吹走了调,吹成了哀乐,那就完全可能——甚至是注定——把一场必胜的战役打得一败涂地。那,才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三、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自甘地以来宗教家们和西方左派热衷的口号。左派们对邪恶从来都认识不清,于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最“高级”的旗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而面对独裁政权的,喊这种口号,纯属唱毫无积极意义的高调。为什麽?因为在专制国家,从来都不存在人民对暴政实行暴力的问题;这麽喊,除了削弱人民反抗独裁的凝聚力,什麽作用都没有。埃及人民没有喊这种口号,而且抗议运动一开始就把执政党总部烧了。他们喊的是“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

我不知道刘晓波从什麽时候开始“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景”了。他当然也可以喊这些口号,但起码应该有个思想上的统一性。

例如,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宗教领袖都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们也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哈维尔不反战,也没听他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在人格上,他们都有统一性。在经济理念上,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教家们都左倾,满脑子均贫富思想。达赖喇嘛至今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没有任何效果,但他的观点是统一的。

刘晓波则不同。在支持西方右翼、推崇资本主义、抨击西方左派、支持伊拉克战争上,刘晓波和我观点完全一致,简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不仅自己撰文热烈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也非常认同我的多篇支持伊战的文章。过去这些年我们很少联系,在鲜有的几次通话中,他都是说我的什麽什麽文章写得好;尤其是那次关于伊战,他说把我的“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给刘霞念了一遍。我当时挺感动(这年头哪还有人朗读文章呵),更为有晓波这样思想上的共鸣者而高兴。

今天我在想,如果诺奖委员会(包括那个发奖时落泪的主席),知道刘晓波支持西方右派观点,推崇资本主义,尤其是支持他们痛恨的、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甚至对我那篇“极右”的“反动”文章推崇到给自己的妻子朗诵一遍的程度,那麽即使刘晓波被判无期徒刑,他们也绝不会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

但如果刘晓波在西方左右派问题上持真正的右派理念,如果他人格统一的话,他就绝不会去跟著西方左派空喊“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占据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确的、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行不通的乌托邦口号,更不会矫情做作到喊“我没有敌人”!也没少骂西方左派虚伪的刘晓波,居然说起连宗教家都说不出口的话,真不知道他是怎麽心理平衡的。

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这是用不负责任、无的放矢的指控,歪曲中国的现实。今天,在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呼唤的人中,无论是知识份子还是老百姓,没有任何人说将来民主了,要把今天在中南海的人全部送上断头台。刘晓波自己制造出一个“仇恨和暴力”,然后抢占道德高地、一副“高级”姿态地来批判。

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中,谁暴力来着?杨佳是个案,他那种个人复仇的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毫无关系!他什麽时候参加过民主运动来着?这种恶性杀人事件,哪里都有。只是因为他杀的是在中国被百姓痛恨的警察,让很多人叫好,把他当成英雄。这也不奇怪,它说明中国缺英雄缺到了什麽程度。但杨佳拿把刀,能杀进中南海吗?

我在前面已讲过,今天中国人民压根不存在对共产政权实施暴力的问题——没有武器、更没有足够的意愿,就因为被专制思维毒化了(刘晓波本人不都被毒化到认为可以期待独裁者改邪归正了吗)。连极力维护刘晓波所谓“非暴力”的人也撰文说,在中国没有人主张使用暴力。刘晓波本人也写道∶ “法轮gong和地下基督教对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的代表。”

既然如此,那到底谁在搞暴力?如果压根没有暴力,那为什麽刘晓波们要制造一个假的靶子来打呢?为什麽要把一些人树成暴力革命派而攻击呢?也就是说,在没有理由、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刘晓波唱起了“非暴力”这个西方左派的高调。他真的是骨子里这样认为吗?他曾撰文,完全认同美国人民用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之举。刘晓波是推崇人权的普世价值的,那麽从理论上来讲,中共六十年的统治远比当年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残酷千百倍,人民当然有权利使用暴力推翻它!

中国的主要异议分子们,一面寄希望党内改革,谏言修宪,一面痛斥莫须有的民间暴力,高喊“非暴力”,这就等于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从思想上把民间的更激烈抗争和任何潜在的高层军事政变都消灭在萌芽中,让可能有所作为的军官们都认为,所有的暴力都是错的,要把全部希望寄于这个党的正常运作上。那结果就是“共产党万岁!”

刘晓波还多次撰文批判“以暴易暴”。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主潮流大环境的前提下,在中国,无论是民众上街如埃及一样推翻独裁政权,还是发生高层军事政变,再走向独裁的可能性都小到几乎没有,如果有,会比袁世凯恢复的帝制还短暂。所以,刘晓波的“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说轻了,是用批判一个假设,来显得自己高级;说重了,它可以起到弱化中国人对专制的痛恨、对共产党独裁的愤怒的作用。没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对专制深恶痛绝,对独裁咬牙切齿,中国的民主就只能遥遥无期。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问题刘晓波的自我矛盾,使我无法不认为,他既不是“理论”上不懂,也不是“理念”上发生了变化,而是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权宜(益)之计。其实就这个问题,刘晓波在19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考虑的不是一种民主理论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种安全的考虑。这样一种安全的、非暴力的东西就值得研究┅┅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所以说,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是这样。”

那时,刘晓波是诚实的。但口号喊久了,就相信了,而且更需要把它理想化,神圣化。那样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喊。

四、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在六四屠杀前几天,政府要镇压的气氛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各个组织激烈讨论的是“撤不撤离广场”。六月二日刘晓波等四人忽然发起72小时绝食,把已经基本冷却下来的广场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场露天摇滚音乐会。我当时在美国,当然没有资格谈支持或反对,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压境之际,高调绝食的目的是什麽?要绝食的话,为什麽只有四个人?尤其是读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们没有敌人”的宣言,感觉里面除了错误,就是一种很不真实的做作。

六二宣言说∶“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天哪,跟共产独裁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之间在谈事儿吗?共产党什麽时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许你发表异议的见解了?还妄谈什麽跟你“讨论、协商、表决”国家大事?几个月前还对专制清清楚楚的刘晓波,怎麽忽然对独裁者自作多情起来了?这变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说∶(中共政权是)“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那麽,跟这样的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内部的争斗吗?有“讨论、协商、表决”的可能吗?看来人群的欢呼,真可以把人冲昏了头。

六二宣言还宣称∶“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嗬,真潇洒、真有胸怀呵——在自己的权利面对刺刀的情况下,要享受给屠夫“权利”的奢侈;阶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给监狱长自由的“宽宏大量”;奴隶在认真地表达对奴隶主的“仁慈”;在自己饥肠滚滚、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开始梦想作为亿万富翁如何享受撒钱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觉和瞬间的思考迅速被随之到来的屠杀横扫得荡然无存。悲愤取代了一切,以后也没再去想他们绝食的事儿。

93年看了《独白》,我则不仅吃惊,简直是愤怒了。六二绝食,刘晓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超人”梦、英雄梦。所以,这绝食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都是gong利考虑后的选择。不能要人多,否则光荣就被分享了。至于广场上人命关天的可能后果,他压根就连想都没想过!

记得当时读到那一段,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刘晓波对六四的发生是有一定责任的。其实并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位读了此书的朋友,看了这段差点气昏,说刘晓波简直为“名”发疯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当局悔过就‘毁’他自己而已,他对六四屠杀的责任才更严重。”

其实,刘晓波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认识,他在《独白》中表示“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此后多年,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回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书籍。结论是,那次绝食把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随后屠杀开始;没法证明刘晓波四人的绝食是导火索之一,但也没法否认。对这个问题,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一书中也是明确指出∶他当时不同意刘的绝食,因为“再来一次绝食,使广场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态非理性化发展。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留给我们一个难于断定是非的疑案∶刘晓波等人的绝食与‘六四血案’之间关系。”“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六四血案’的制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发生的诸多因素,刘晓波等人的绝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页)

中共官方对六二绝食的定调,是否等于是给包遵信的质疑背书呢?中共认为刘晓波等人的绝食导致“动乱升级”;虽然他自己高喊“没有敌人”,但中共认定他是“组织暴乱”,如不强行对天安门清场,后果将不堪收拾。

所以,后来每当读到赞美刘晓波等人跟戒严部队谈判,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广场,“避免了大流血”的“立gong”壮举时,我都无法不产生一种荒诞感。刘晓波的确扮演了各种“壮举”的角色。虽然至今(或许永远)我们都无法把“绝食”和“血案”的关系弄清楚,但刘晓波发起绝食的原因和目的,实令人脊背透凉。后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要追究刘晓波等人那无法确定的六四血案责任问题,而是想说,今天我为什麽不能原谅他的“没有敌人”论。刘晓波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种很强的六四情结,而且说这个诺贝尔奖也是给六四亡灵的(其实这也是矫情。亡灵是专制的受害者,牺牲品;而诺贝尔奖是奖给与专制斗争的英雄)。当然我相信他心里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问题是∶一方面愤怒谴责屠杀,谈到六四亡灵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调宣称“没有敌人”。他想过没有,那些亡灵会认同杀死他们的政权不是敌人这种说法吗?

晓波不必跟我狡辩,说他是没有“个体”的敌人。用“个体”模糊“政权”是侮辱别人的智商。如果说在六四屠杀前刘晓波的“我们没有敌人”还可能真有一丝对政府的幻想,那麽六四屠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搬出当年的论调,还表示跟屠杀前一样“没有敌人”,难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挂在嘴上的亡灵吗?难道不是把亡灵们再杀一遍吗?!

五、关于《最后的陈述》

如果一个声称反纳粹的人,给纳粹政府的“法官”们写信说∶我没有敌人,你们都不是我的敌人,你们也对我很礼遇,你们的人权有进步,你们的监狱也很人性化。然后再理直气壮地把这信公布于世,更甚至拿到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去宣读。天哪,我无法想像犹太人的反应。

《陈述》有几个层次的错误∶首先,给专制政权的御用法官写这种表达善意的恭维信已经是第一步的错误,这其实比悔过书性质更严重,因为是谄媚政权了。无论那几个法官怎样对待刘晓波,他都不可以写这种信,因为法官坐在法庭上,他代表的绝不是个人,而是那个政权——那个对刘晓波因言治罪的政权。这就如同∶无论胡锦涛对哪个小老百姓多麽“亲切”,也绝不应该由异议人士出来赞美,因为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他代表的是那个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至今仍对十三亿中国人专制的独裁政权。

连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都没面对国民党说,更没有美言国民党。一个头脑清晰的知识份子应该清楚,即使中共真有局部进步的地方,也用不著异议人士来肯定,因为那不是专制的主体,更不是本质;和以前用子弹枪毙人相比,现在用注射了——《最后陈述》就在歌颂这种性质的“进步”。面对谁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定位问题。这个定位错了,内容不可能正确。这也和讨论、争论问题一样,如果前提(premises)错了,后面不必讨论了。

哈维尔的已逝夫人奥尔嘉(Olga)几十年前就懂得了,跟他们(共产政权的人)连狗的名字都不能告诉。这里讲的是一个原则、一个角色的位置∶跟专制政权必须是敌对的(站在对立面的),你的角色是抗争的,而不是合作——她把回答自家的狗的名字都视为合作!而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级异议分子,却主动给法官写信,表达“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甚至说“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更进而歌颂其“创建和谐社会”、监狱的“人性化管理”等等。这已经是太超过“被动合作”范围了,这难道不是清清楚楚的谄媚吗?

我想起美国个人主义的旗帜安.兰德(Ayn Rand)的一句话∶在现实需要面前,你可以有所妥协、做你不情愿做的事情,但却不可以因为自己没有条件在行为上坚守,就在言论上赞同和宣扬与你的理念相违的东西(大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即使再次黯然地写“悔过书”,也比公开高调地表达共产政权“进步”要强。

第二个层次的错误比第一个更严重。是软弱,就承认软弱,人们基于对暴政残酷的了解,给予谅解,也就得了。但是,如果把这种下跪,变成“更高大”则是可恨了。那是更加不可原谅的!

刘晓波敢于把这种下跪的《陈述》让妻子公布于众说明,其一,他不懂得什麽是真正的异议人士的原则和道德底线,不知道这是什麽性质的问题(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头号异议分子身上,实令人唏嘘)。否则,那麽看重名誉的刘晓波,仅仅由于顾忌那些强烈的反弹,也不会把这麽“掉价”的东西公布于众。其二,他要用“没有敌人、以爱化解恨”这种宣称,把明明是没有骨头的“缺陷”,变成比你们所有人都“更挺拔”的脊梁骨;把一块凹下去的坑洼,掩饰成一座高山;把下跪的举动,演绎成昂首挺胸。你怎麽办吧?那些严重缺乏爱的中国人感动呵,哭呵。中国人的事儿,乱了套了就对了(就像这个句子)。

出于软弱,刘晓波要写《多余的话》,这次也不该“再”搬出“我没有敌人”的荒谬。事实上,我认为他二十年前的《六二宣言》就是矫情、“整景儿”(东北话∶作秀),因为那和仅仅一个多月前在纽约的刘晓波是两个人,其中必有一假,要麽他就是一个bipolar(两极人格的人)。

刘晓波在《独白》提到,他曾对(前)妻表示∶“我与这个野蛮的专制制度不共戴天”。都“不共戴天”了,还不是敌人?还没有敌人?难道专制制度不是人在维护、是气捏的?说实话,刘晓波的软弱,在相当程度上我能理解,但这“没有敌人”的矫情实在激怒我。这种作秀,只能起到弱化民众对专制政权和独裁者的痛恨、混淆是非、模糊抗争目标的作用。这种不实实在在说话、唱虚伪高调的结果,是有助于延长专制;这和刘晓波自己所期待的正相反,是刘晓波对自己的追求的背叛。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刘晓波说他当年在秦城监狱的悔过是“真诚地说谎”,那麽这次《最后的陈述》则同样是真诚地说谎。真诚地说谎,非常准确的描述!软弱、不那麽高大、不那麽英雄,只是令人遗憾。但真诚地说谎,然后把谎言变成真实,变得理直气壮,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它起一个双重的毒化作用∶在有助于共产党宣传的同时,严重扭曲个人身心。

第三个层次的错误是,把这个明显是下跪、而且已经引起众怒的《陈述》居然拿到诺贝尔的领奖台,就不仅是对那些不满刘晓波在《陈述》中美化中共的人们的公然挑衅,更是对刘晓波自己的严重羞辱——无论那不懂邪恶、更没体验过暴政的西方小丫头把“没有敌人”朗诵得多麽美妙动听,那些倍受摧残的高智晟胡佳们,每一天都在见证著“中共监狱人性化”的谎言。如果刘晓波真感觉六四亡灵的重压,那麽今天他能承受得起力虹等政治犯以及法轮gong学员们的尸体之重吗?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痛批了刘晓波“中共人权进步”的观点,但其实,真正扇这个《最后陈述》一记响亮耳光的,是中共自己对刘的重判,是《零八宪章》出台后直到今天中共政府的“精彩”表演。没有什麽比这一幕更能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进步”、中共对狱犯是多麽“人性化”了(甚至在春节期间,刘晓波都没见到妻子亲人吧?)。而面对中共这种表现,一些人在痛斥中共劣行的同时,歌颂刘晓波的《最后陈述》,真不知道他们的逻辑在哪里?

刘晓波同样,他不久前才写过“共产极权为野蛮之最”,今天只不过是“从一种赤裸裸的暴力镇压走到了一种伪善的统治。”这与《陈述》对中共的肯定,构成一种滑稽。另外,把给中共监狱长看的告饶书和给妻子的情书放在一起是多麽不伦不类——那是多麽不同的(根本就是敌对的)两个谈话对象呵!而且,情书里没有对刘霞在他被捕后是怎样生活的具体关心,也看不见朴实的亲情,只有华丽的诗情和豪言壮语。抱歉晓波,你让我想起雷锋日记。

我先前一直有些纳闷,作为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又是作家的刘晓波,他怎麽居然没有写一个像样的领奖词?诺奖领奖词一直都非常受关注,它会被全球媒体报导,成为刘晓波得到阅读量最大的作品,这样一个表达思想的黄金机会,怎麽可以让它浪费掉?但后来仔细想想,有那样的《陈述》在前面,刘晓波难道还能再正气凛然地痛斥中共政权、中国人权的恶劣?还能站在道德和人格高地高谈阔论一番“人的尊严”?恐怕连列一个正在受难的中国政治犯名单都会忐忑不安吧?

如果实在整不出新东西,让家人、朋友翻翻旧作,凑一篇讲稿也比这《陈述》更拿得出手吧?把《陈述》送上去,岂不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典型吗?要麽就是┅┅台湾一位室内装修设计家曾跟我谈起装修的艺术,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项是,把房间内一个有碍观感却无法除掉的缺陷,反过来装饰成一个别致的、提高品味的艺术┅┅《陈述》经过裁剪那些“不当”的部分,然后就成了诺奖领奖台上的“我没有敌人”的“高级、大爱”宣言,如此“艺术”令诺奖主席落泪,实妙不堪言。

我的“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发表后,一位也认识刘晓波的朋友对我说,“长青你当什麽真呵,人家晓波是‘玩无敌’,就一个玩法。你可好,一本正经地跟一个玩法辩论上了,你的幽默感哪里去了?这种玩法叫做∶理论上——认识上去,人格上——掉得下去,操作上——玩得到位。所以彻底玩赢——诺贝尔和平奖!”

我没有开玩笑的心境。这奖也不是刘晓波要来的,中共硬要给,谁都当之无kui。只是,刘晓波到底是在真诚地撒谎?还是真诚地相信了自己所说的一切?不管怎样,其结果大概都会让他想起89年回国时的动力∶“这个英雄梦所付代价并不大。”

六、关于“悔过书”

我没读过任何人对中国知识份子软弱的痛斥超过刘晓波;我也没读过任何人向共产党悔过的“深刻”超过刘晓波。但他第一次在秦城监狱的悔过,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谅解。几年前曾有人拿这件事指责刘晓波,我还特地为他辩护,说人家后来已经忏悔,并用行动洗刷那个污点,就不应再批评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同意余杰所说,“在异议知识份子群体当中,晓波是对人的罪性,人的局限性和缺陷性认识最为深刻的人之一。”他的《独白》揭示了许多外人难以想像的东西。事实上,今天无论是批评刘晓波的,还是为他辩护的,没有读过《独白》就没太有资格。或许,18年前的《独白》已经解释了今天的《陈述》;也或许,正因为有《独白》,才使《陈述》加倍地令人不可思议。

他已经跪过一次,而且为了那次下跪痛悔不已,写了一本书“忏悔”,用二十年的时间洗刷;这次竟然轻而易举地重蹈覆辙,而且毫无感觉,尤其是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一致声援、甚至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况下。难怪网上有人认为,谁都没刘晓波骂知识份子软骨头骂得响,但谁都没他跪得那麽痛快;刘晓波名气最大,得到的待遇最好,可他最掉价,最出卖自己。的确,刘晓波怎麽了?为什麽会发生这种自我人格谋杀的事情?

八九民运之后,我很早就听说刘晓波因写悔过书而被释放。但想到人在中共手里那份艰难,尤其是听说他受过各种威胁,更感觉那时的软弱是可以理解的。93年晓波来美国那次,我妻子曾当面问他,当年媒体报导说刘晓波被拉出去假枪毙,是真的假的?刘晓波回答,根本没那回事儿,当时感觉也就判个三、五年。事后妻子对我说,他感觉只判三、五年就写悔过书了?太不够英雄了。我当时没说什麽,知道女性对“英雄”的要求更高,更理想化。后来在《独白》中看到刘晓波的悔过理由,才真被震得一个愣一个愣的。他的悔过,不是在坐监最严酷的时候,而是在清楚地知道氛围开始宽松的情况下;他的悔过,绝不仅仅是因为软弱,而是有那麽一堆清晰明确的、理直气壮的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把男主角杀掉放高利贷老太婆的理由写得清晰合理,晓波也快有那本事了,他没去写推理小说,实为一大才华浪费。也像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把“有上帝”和“没上帝”两边都讲出充分理由一样,刘晓波对“悔过”和“忏悔悔过”都有著相当超人的思考(如果不用“精明算计”这个词的话)。只是,陀氏是被“有无上帝”而折磨,但刘晓波的挣扎,几乎全部集中在“是否对自己的形象有损害”这个极为现实、世俗的思考上,甚至不存在“对和错”等价值取向的选择问题,那些“合情合理的”悔过理由早已把“对错”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压没影了。

尽管《独白》里刘晓波的“精于算计却价值模糊”足以令我吃惊,但我仍然相信,他对曾写“悔过书”实在是痛心疾首,《独白》忏悔的部分,还是有相当的真诚的。但这次《最后的陈述》改变了我的上述认知;它使我相信,《独白》不是一个忏悔,而是一个算计的结果。往轻了说,也是算计远大过真诚。他不是反省,而只是想挽回人心,真的是想以另一种姿态,“再一鸣惊人” (见郑义∶这算什麽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因为,如果他真的对那次痛悔莫及,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最后陈述》。《陈述》没有认罪,但那般美化、讨好中共,不仅是变相告饶,而且其负面效果超过悔过书。因为《悔过书》是“坏”,一目了然;但同样下跪性质的《陈述》却被认为是“好”——这不都“好”到令无数人感动,“好”到诺贝尔领奖台上去了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传播了中共人权进步的信息呢?

最近胡平晒到网上的刘晓波93年给他的信,更强化了我对《独白》的重新认知。那封信通篇是价值颠倒、逻辑混乱、却故作高深的一派胡言。当然,在刘晓波对哲学和西方体制等的了解都尚在皮毛状态的近二十年前,整出一篇胡言乱语的私人信可以谅解,但该信不仅明显为他在秦城监狱的悔过而辩护(推翻他刚刚写完的、为悔过而忏悔的《独白》),更“上升”到“哲学”高度诡辩。那种菲利斯坦(Philistine)的东西,不知胡平为什麽要刻意拿出来给刘晓波丢丑,亦或他以为那是美?

忏悔是一个洗涤灵魂的机会,而“玩”忏悔,则是一个毒化(而不是升华)的过程——一个和忏悔的性质正相反的东西。也正因为他没通过忏悔而理清是非、原则和价值,所以才会有今天《陈述》的那麽轻而易举的荒唐。

七、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但事实上,当年的悔过书也不是刘晓波最严重的问题,尽管它曾成为中共教育大学生的一个武器。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直到今天一直坚持其正确性,才是更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问题。为什麽?

刘晓波、周舵等人至今都不曾为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杀人”这件事道歉和忏悔,因为他们清楚,这是远比写悔过书要严重得多的问题,这是在中共向全国人民撒弥天大谎之际,给他们助重要的一臂之力。更恶劣的是,不是中共逼迫他们做的,而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周舵出的主意,刘晓波认可、同意去做这个证(网上可查到他俩接受记者采访谈这件事的视频)。

中共完全不是要追求真实,而是要借他们的口给谎言背书。这个道理,谁不懂,我都绝不相信刘晓波不懂。他当然懂,并在《独白》写得很明确∶“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去做这个证。

侯德健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开始也拒绝去作证。但后来官方拿出了他们四个人在六四屠杀第二天(六月五号)发表的一个谴责中共大屠杀的《呼吁书》,侯德健担心政府因此严惩刘晓波等人,所以同意了接受采访,希望当局不再追究呼吁书。刘晓波看到侯德健的证词后,立刻又给自己找到了诸如写悔过书时一样的一堆“合理”的理由,其中一个最理直气壮的就是“讲出目击事实”以抵消“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他还说那些从天安门逃到海外的人“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难道刘晓波认为国人对六四屠杀的义愤过头了吗?难道说“天安门广场没杀人”才不是误导吗?

他说的谎言,是指“血流成河”的说法,后来在《独白》中也写道,“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第33页)

但问题是,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在六月五日发表的《呼吁书》中说∶“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如果“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是“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的话,按这个逻辑,那“血染整个北京城”也是足够大的一个谎言了吧?总不能别人夸大就是撒谎,自己夸大就是尊重事实吧?刘晓波的“血染整个北京城”又比柴玲的“血流成河”程度低在哪里?

而且,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刘晓波们“亲眼看见”大屠杀了吗?看见“血染整个北京城”了吗?没有。如果这个“没有亲眼看见”的“大屠杀”是真的,那为什麽一定要在那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强调他们在天安门“没有亲眼看见”屠杀呢?

毫无疑问,刘晓波后来对别人“夸大事实”的痛批,只是为自己去中共电视台作证背书而已。他不可能真正痛恨“夸大”,不仅因为他自己也“夸大”过,而是因为他很清楚人们当时的震怒、悲愤、弄不清整体的实况、拿不到准确死亡数字状态下的情绪。

那麽到底谁在撒谎?是那些因中国政府封锁新闻而拿不到准确杀人数字的人们(包括说“血染整个北京城”的刘晓波本人)在撒谎?还是那些由于震惊、巨大悲愤而泣不成声、语无伦次的人在故意夸大事实?还是屠杀的确发生了,屠夫们要刻意抹杀真实?哪边更是本质的真实?

在清楚地知道事情是一个什麽性质的情况下,用所谓局部真实来帮助一个大谎,迎合了一个本质上的欺骗。更何况那个所谓局部的“真实”也是不真实的!且不说其他人的见证,仅刘晓波本人在《独白》(第234页) 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看见许多人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受了伤,最重的腹部中了两颗子弹。”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的证词是∶“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他可能的确没看见子弹飞驰的一刹那,但那些躺在担架上的受伤者不是被枪打的吗?那伤势最重的、腹部中的两颗子弹是谁打的?难道刘晓波不认为那是军人打的吗?另外,他怎麽确定那“许多”躺在担架上的伤者、那个“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后来没死?

在接下来的一页(第235页)中,刘晓波写道∶“┅┅四人一排,向广场的东南角走。刚走出二十多米,前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这场枪战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是居民楼的人和北京公安局门前的戒严部队相互对射,能清楚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谁能证明,这阵激烈的枪战之后,没有死人?

一字一句地追究起来,刘晓波的证词仍“没错”∶前面那些伤患和那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不知是被谁打的,反正我没看见子弹飞过来;后面军队也没向学生开枪,是向居民楼,我也还是没亲眼看见死人。如果这麽个“真实”法,所有那些没有亲眼看见屠杀而谴责屠杀的人就都是撒谎者,而刘晓波等四人属于最早的撒大谎者。

《独白》说,“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这更是“把一个重大污点装饰成美丽的亮点”的做法。房子装修这麽做是艺术,而对自己的品行这麽做则是恶劣,它比因软弱求饶去中央电视台作证本身更恶劣!因为这是把一件清清楚楚的“于心有kui”的劣迹,描绘成“理直气壮”的美丽。把帮助中共圆谎,变成了他们才是“维护真实”,而别人都是在撒谎了。这种本末倒置实在是到了气人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在读到他的《最后陈述》,看到他描述“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监狱人性化管理”等等“真实”时,我简直是愤怒了∶这手法你已经玩过了,怎麽又来玩了!这和当年说“广场没死人”如出一辙∶我说的是我看见的真实。

我再重复一遍∶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没杀人”和今天的“中共人权进步”、“共产党人性化监狱”是一模一样的性质!他再一次用所谓“局部真实”来修饰和美化了“整体和本质的真实”,再一次把下跪告饶这个缺陷,变成一个“我说实话、我没有敌人、我追求爱和宽容”的更高大、更美丽。晓波,我服了你了——你怎麽可以认为大家都这麽弱智?

刘晓波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说“全国的各个层次中的人都不按规则出牌”,我认为这个《最后的陈述》就是太不按牌理出牌了。

我不否认,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为结束中共专制所做的努力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我不拿他跟别人比,我对他是用他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树立起的思想去看他的作为。就因为他写过很多优秀的文章——那些文章告诉我,他应该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头脑清楚的。所以,当他一再弄出一堆浆糊,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你的不能忍受是加倍的。这就如同写出《论言论自由》的胡平,却拒绝在他主持的杂志上发表批评他本人观点的文章一样,他给人带来的荒谬感是加倍的。

我一点都不怀疑刘晓波对专制深恶痛绝,他绝不真心愿意做任何有利于中共继续统治的事情;他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中国的追求,是百分之百的真诚的。正因为如此,刘晓波无论在良心上、在维护自身形象上,都接受不了自己帮助中共政府圆大屠杀的谎、为中共人权涂脂抹粉这种事情,于是就自我合理化、正义化这些行为。他硬是这麽想了,这麽自我安慰了,大概后来也就真的这麽信了。

这就像很多撒谎的人,他并不一直是知错故犯地撒谎(那种事,很少人的良心能承受住),而是在相当一个范畴内,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或者说,真的是忘记了自己在撒谎。我认为刘晓波在写“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的时候,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他自己在“维护真实”,而且为这种“正义”而理直气壮。

他这两档子事儿,如果用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熟悉的红色小说《红岩》来做比喻,就像是∶刘晓波用自己的文章和投入的民运活动,把自己塑造成了江姐、许云峰的英雄形象,但被捕之后,做出了甫志高之举。如果事后他出来真诚地认错——我就是软弱了,害怕了,所以去迎合了共产党的说法,对不起,我错了——别人也就都会住嘴。但是,如果你把甫志高之举,演绎成比江姐许云峰还更高大的壮举,那就必须得说道说道了。这种价值颠倒如果容忍的话,那就什麽是非都别谈了。

事实上,正因为刘晓波从未承认去中央电视台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是错误的,人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批评,等于默认了他对该行为的“自我正义化”,所以才会有今天他这明显下跪却毫无感觉、甚至自我高大的《最后陈述》。(未完,请继续阅读第二部分“下”)

201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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