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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扮演上帝的恶果

曹长青

法国工人长达数周的大罢工,被全球媒体注目。电视画面上,巴黎示威者投掷石块,砸毁店铺,甚至放火烧车辆,在火光和浓烟中,跟手持盾牌的警察对抗,那场面简直像一个战场。

法国人罢工和街头闹事,已不是新闻,过去时有发生。这次,则是因为法国政府要改革退休金制度,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2岁。法国工会认为这损害工人利益(等於晚拿两年的退休金),所以组织罢工抗议。很多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被煽动去游行抗议,说是为将来着想。有评论嘲讽说,法国青年真是“浪漫”,还没找到工作,就先为“退休”示威。

法国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原是65岁,左翼密特朗总统执政时,为取悦工会等,把它减至60岁。这次右翼的萨科奇政府又要改回去(取中间值,只改到62岁),因为法国的“国家退休基金”即将破产,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这并不是法国工人的健康程度提高,可以晚退休,而是政府用拒付两年退休金的方式,来解决财政危机。

西方退休金制度要破产

西方工业国家,几乎都实行这种退休金制度,美国称之为“社会安全基金”(social security)。所谓退休金,实质上是自己的钱,只不过事先被政府从工资中强行扣出(一定比例),退休後,政府再每月付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这种退休金制度,普遍遇到了麻烦。原因跟法国大同小异∶人的平均寿命延长,拿到退休金的年头增多,工作的年轻人(供养退休者)比例下降,导致“退休基金”入不敷出。像法国的退休基金近年就一直亏损,按法国政府的预估,到2018年就将“破产”。

美国的情况比法国好一点点,因美国的生育率仍维持在2.09(欧洲平均只有1.47,日本不到1.3),即平均一对夫妇有两个多一点的孩子,所以美国的人口(年轻人)仍在增加。但即使如此,美国的社保基金也面临危机,预计到2042年将破产。

所谓破产,就是进来的钱没有付出的多,难以为继。在1950年,在西方国家平均大约是七个工作的人(用事先缴纳的社保基金)“供养”一个退休老人。现在,则变成只有四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2040年会变成2比1)。而二战後“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间)出生的约八千万美国人口已开始步入退休年龄,使养老金缺口问题更雪上加霜。

面对这种困境,西方国家的普遍应对之策是“法国式”,即延长退休年龄。美国的正式退休年龄已延至67岁,届时才可拿到全额退休金。法国这次延至62岁,才是欧盟国家退休年龄的平均值。但即使这样延个几岁,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种退休金制度的建立,从技术和理念上来说,都有错误。

不再“人生七十古来稀”

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当初设退休基金时,没有想像到人的平均寿命会如此延长。例如1935年美国建立“社保基金”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才62岁,而现在已达78岁;法国更高,已至81.5岁。而且随著医疗和生活等各方面的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据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人们高夀100岁,就像今天活到70岁一样平常。当年杜甫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白居易的“世间七十老人稀”,都已成为历史。

老龄化和养老金增高,已成为政府开支的沉重负担。例如美国三十年代设立退休基金时,其费用在GDP中只占0.2%。现已增至占7%,等於过去75年增加了35倍!专家预测,很快会占GDP的10%以上。面对这种趋势,无论怎麽延迟退休年龄,都难以根本性解决问题;同时又不可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七、八十岁以後。

所以说,从技术操作层面,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西方政府,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上台,都喊“退休基金”再不改革,就将破产;可谁都改不动,就是因为它没法根本性改造,因为它从设立开始有隐患无穷。

政府越大,效率越低

从理念层面来看,这种退休金制度,是国家冒充上帝,把个人应对自己负的责任转到政府身上。政府不生产金钱和财富,於是把责任再转嫁到他人头上。这是奠定社会主义思维的根基之一。

在二十世纪之前,美国人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什麽“社保(社会保障)”概念。人的退休养老等,被视为“个人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个人应对自己负责,为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作出预设安排;这是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一部分。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早就强调,人跟动物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人”能想到明天,懂得要在创造今天的生活必须品的同时,为明天的安身立命做准备,而不是得过且过,随遇而“活”。所以对自己老年退休後的生活等,事先就应自己筹谋,包括储蓄、节俭、投资等等。美国人的这种“自助理念”,使美国社会相当强调个人自助。对於残障和因各种原因而无法自助的人,无数的个人和社会上的慈善机构会提供帮助。政府只是提供一些相关的扶贫法律,扮演很微弱的角色。

但到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群体主义思潮蔓延到美国等西方知识界时,信奉大政府的乌托邦成为知识人的时髦和标。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左翼的罗斯福政府,乘机扩大政府权力,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例如美国的社安基金、福利制度、国营化等,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原来强调的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观点越来越由於政府的包揽而被改变。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福利制度,把人从摇篮到坟墓全都“包”了起来。结果越管越大,越管越糟。它不仅促使相当一部分人越来越依赖政府,越来越放弃对自己的责任,更导致政府规模和权力的无限扩大,其前景是灾难性的——说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同样思维基础之上并不夸张。

退休福利导致“两高一低”

退休金制度的建立,至少导致“两高一低”∶一高是,人们追求早退休,以便从国家获得更多的退休金。例如美国加州,州府公职人员的退休年龄,居然在工会等左派势力迫使下,被推前到50岁。可想而知,加州的退休基金,怎麽不会被掏空,经济怎麽能不崩溃。再加上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加州,也享受许多福利,所以加州的破产,几乎是注定的了。只要有纵容懒惰的福利制度,就有人要钻空子,靠“吃”其他勤劳者的税款而活。

第二个“高”是,政府乘机扩大权力,高支出,高浪费,高度官僚主义。有了庞大退休基金,政府就要设立各种管理分配机构,滋养出更多的官僚衙门。同时政府更有机会扩大开销,甚至在财政赤字下运作(美国的赤字已是天文数字,超过以往历届政府的总和)。而如果没有这些庞大退休基金可挪用,政府寅年吃卯年的粮,到哪里去找?几乎难以操作。

另外“一低”是,退休金和福利制度降低整个社会的竞争力和进步。因政府强行从个人工资中扣去的社保基金,不是被国家挪用挥霍,就是通过福利制度天女散“钱”养懒汉。而这些资金,如由这些创造者自行支配,投资或建厂等,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

美国卡托(Cato)研究所“社保选择”项目主任希普曼(William Shipma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的“把社保基金私有化”文章中说,一对美国夫妇工作了45年後,在2009年66岁时退休了。他们的退休金如不被政府扣去掌控,而由他们自己投放股市(买共同基金),退休时他们将拿到(扣掉管理费等)855,175美元,几乎是百万富翁了。即使2008年美国股票大跌37%,他们股票的年回报率还有6.75%,仍比从政府的退休基金拿到的钱多了75%。而2008年那次美国股票大跌,是过去七十年才遇到一次的。

全球的“社会主义病”

政府强行扣下退休金等福利制度,不仅扼杀创造者,更制造了无数寄生虫;他们本应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比领救济金更富裕的生活,而且更有做人的尊严。所以,鼓励福利制度,不仅是鼓励懒惰,更是在美丽的口号下扼杀人的尊严——让人像动物一样赖活著,让人丧失对自己负责的能力。

福利和退休金制度出现的二十世纪,是政府要包揽人生、扮演上帝的世纪;是知识精英们蔑视大众的能力(没有政府管著,你们老了就都得饿死),要扮演救世主,政府与经济一体的“政经合一”,制度性地控制人们生活、甚至命运的乌托邦体现。

虽然退休金和福利制度在技术和理念层面都有严重的弊端,但改革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所有社会主义政策,往往都是确立容易、拿掉难,一要取消,既得利益者就会大闹天宫。这次法国只是把退休年龄推迟两岁,就闹得整个法兰西不得安宁。

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跟美国雷根总统联手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全面经济改革,但是退休金制度,也无法根本撼动。今天,它更发展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病”。最近美国上届总统布什出版了回忆录,其中认为,他两届八年执政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根本改革“社保基金”。人类在二十世纪基本解决了政教合一,在本世纪,会解决掉“政经合一”吗?

——原载《看》双周刊2010年11月

20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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