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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的真矫情和假审父

曹长青



【编者注∶戴晴为中国知名的文化人。原为中国官方大报《光明日报》记者,六四事件后曾入狱。维基百科上介绍说,她是“中国一名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她也是叶剑英的养女。自1989年公开对三峡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异议。”她曾获西方的戈德曼环境奖、国际报业联合会自由金笔奖等。】

原北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写出了《我的四个父亲》一书,记述了她对“四个共产党员父亲”的感情和对他们的评价。这是戴晴女士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写出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我的入狱》,述说了她于“八九民运”后入狱的经历(两书都由香港《明报》公司出版)。对那些有心了解中国当代文人的学者们来说,翻翻这两本书,就可以多少悟出为什麽共产党早已在俄国和东欧垮台了,却至今仍统治着中国的原因。因为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

《我的入狱》的主要内容是对监狱生活的回顾,和对八九民运中知识份子与政府关系的阐述。作为一个仅仅因为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不要绝食就被当局无理关押的记者,戴晴不仅没有对这种专制迫害严词谴责,反而用很多篇幅描绘公安人员对她多麽礼遇“体贴”、“从没有喝斥”,监狱对她“温暖如家般”的待遇。而对参加八九民运遭通缉的知识份子,戴晴则斥责他们不遵守国家《宪法》,逃亡海外是“违反《刑法》”。

●贵族囚犯,感激涕零

秦城监狱是中共关押政治犯和党内斗争失败者的主要监狱,魏京生称它为“中国的巴士底狱”。但在戴晴笔下,这所牢狱却充满温情∶“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粗声大气对我说过一句话,更不必说厉声喝斥。我有什麽要求,可以‘随时’报告,在深夜里‘报告’也行。┅┅他们都会提供帮助。”一位女监理员为了“避免我受到伤害,”小心地只说“屋里”而避免用“牢房”两字。

戴晴在狱中洗澡时,这位女监理员也要监视。戴晴对此不仅没有尴尬和羞辱的感觉,反而说,“我常因她要站在外边而很不过意,草草洗就出来,她则老让我别着急,慢慢洗。”而让戴晴十分感激的另一位“高大的监理员”,“打饭时,常劝我多吃一点∶‘今天的包子是豆角馅的,挺好,再来一个吧!’不仅对我一个人,因为她嗓门大,我听见她每间牢房一路这样问过去。她知道我特别喜欢洗澡,有一次锅炉坏了,我没有提出要求,她自己单独用壶为我烧了热水。”

监狱医护人员,在戴晴笔下,也是气度高雅,技术高超∶“护士小姐不但温柔美丽,业务水平也很高,我的静脉管之深细是让所有的人头疼的,而她一针扎下去就找到了。”而监狱男性管理者,还主动找戴晴聊天,帮她解闷消遣∶“还有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他也常在公干之余到我的牢房里随便聊聊,┅┅他显然不会认为和我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这样做,只为让我精神上放松些、愉快些。”

至于那些审问戴晴的公安干警,在戴晴的眼里,也是依法办事,看重事实的∶“负责我的案子的专案组的工作令人信服。┅┅他们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即他们只依法严格调查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是否‘动乱、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我甚至觉得与他们建立了某种作人与作学问的信任感。”

●监狱真实是剥夺自由

中共的牢狱在戴晴女士的笔下,变得如此舒适美妙;而狱吏个个对囚犯体贴入微、心地善良。但了解中共公安内幕的人都知道,戴晴所体验的监狱不是中共监狱的本质和真实。戴晴可以争辩说,“我在关押期间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人和事。我只能写出我见到的真实。”但中共监狱对囚犯的虐待和惨无人道,在中国连普通百姓都了解很多,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消息灵通、并调查撰写过储安平、王实味等知识份子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经过的戴晴女士,对共产党历史以来的残酷是非常了解的。她对自己为什麽会得到如此这般待遇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她与普通人不一样,她是中共显赫的权势大老叶剑英元帅的养女,这种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连监狱也要对她礼让三分、“特殊待遇”。戴晴在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个特殊案例的情况下,把这个“特例”公布给世界,而不指明其特殊性,她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告诉世人,在“开明皇帝”的改革下,中共监狱的“巨大改变”和“进步”,共产党并不是那麽邪恶。

戴晴也可以争辩说,“我是因为特殊身份得到了特殊待遇,我也可以写出我的感受。”但作为一个因政治原因入狱、并始终认为自己无罪的记者,戴晴丝毫没有感觉到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践踏的精神痛苦。因为不管监狱给了什麽样的优待,都改变不了它的本质真实∶它剥夺人的自由。戴晴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她感受到的却只是多吃到几个“豆角馅的包子”、能洗上澡、狱方“提供各种帮助”等身体方面的欲望满足。这样一个对精神痛苦毫无感觉的人,只能说明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知识份子。因为知识份子的主要标志是灵魂。

同样是记者的美联社驻黎巴嫩主任安德森(Terry Anderson),是被阿拉伯恐怖组织绑架关押时间最长的美国人质。不久前读了他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狮子窝》(Den of lions),其中详细记载了他被关押七年的精神痛苦。但这种痛苦不是来自能否吃上“豆角馅包子”等身体方面的欲望,而是为了获得书报资讯的灵魂上的饥渴,他曾为此几次绝食抗争。当他也像戴晴一样在个人隐私被看守侵犯剥夺的情况下,例如看守监视他小便,他所感觉到的是个人隐私被侵犯的羞辱和愤怒,他为此也绝食抗议。

在他的书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份子的自由被剥夺的精神煎熬,是人的尊严被劫持后的不屈抗争。除此,人们也看到他儿女情长的人性——在那漫漫长夜中,安德森对妻子、女儿和亲人的苦苦思念。那份眷恋,那份柔情,那份对自己以前没有给家人更多时间与爱的痛悔,读来让人感到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丰富情感和侠骨柔情。

但在戴晴的《我的入狱》中,没有这样的文字。戴晴有丈夫,有女儿,但她在《我的入狱》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孩子!仅提到一句丈夫,也没有任何思念之情的心理活动。却花了很多气力和篇幅去描绘监狱管理人员对她的“礼遇”和照顾。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这点也令人不可思议。

●属于开明专制阵营

世界上写监狱生活的书无以计数。但人们很难发现被监禁者获得自由后赞美监狱的。为什麽戴晴要这样做呢?仔细阅读她的《我的入狱》会发现答案。她在书中有这样的表白∶“1988年以来,中国学界自发地开始了近代以来第三次大论争。我认为第一次是《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戴晴这里是指当年主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与梁启超等保皇派之争);第二次是科学与玄学之争;这第三次是大民主和开明专制之争,假如非要划出个阵营不可,我则属于后者┅┅”戴晴所以这样描绘共产党的监狱,就是要以开明专制的赞美者和捍卫者的立场,展示出中共开明专制的“开明”、“开通”和“开化”。她以想像的不开明专制的严酷与黑暗(她以前并没有蹲过监狱)来“忆苦思甜”,展示今天中共专制的宽松与光明。向读者传递的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多麽开明,多麽通情达理,多麽有人情味,多麽进步啊!

而就在戴晴女士居住的北京城,她赞美的“开明专制”出动了坦克和军队,在大街上公开枪杀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戴晴在她的书中只字没有谴责这场屠杀,反而批评了敢于向这种专制抗争的严家祺等人“和学生联络”是“糊涂”、“激烈”;“5.17宣言”指出“中国还有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是“犯忌”;“去拦军车”和“出逃”是“违反《刑法》第176条甚至94条。”戴晴直截了当地在书中表明了她为什麽这样做∶“你如果选择不当中国公民则罢;若果你要当,并且当这个‘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国家公民,你就得认可那部已经合法机构通过了的《宪法》——它的总则里规定了‘四个坚持’——以它来规矩你的言行,┅┅”

读到这些,读者也就会明白了为什麽戴晴要这样描写中共的监狱。一个如此推崇所谓开明专制的人,当然要竭尽全力去发现这种专制中的任何所谓“好处”和“进步”。戴晴又恰巧得到了体验这种好处和进步的特殊机会。

●歌颂毛泽东的帮凶

继《我的入狱》后,戴晴写出了她的另一本书《我的四个父亲》。该书虽取名为“四个父亲”,但实际上有点故弄玄虚,因为作者浓笔重墨写的是她的养父叶剑英。

戴晴本名傅凝(傅小庆),她不到五岁时,生父傅大庆在敌后收集情报时被日本宪兵杀害;随后戴晴被叶剑英收养;戴晴的继父与她没有生活在一起;而所谓“第四个父亲”,其实是戴晴丈夫的父亲、她的公爹,据说与戴晴极少来往。

所以戴晴的《四个父亲》,其实主要感觉和描写她的养父、那个赫赫有名的中共元帅、毛泽东的亲信叶剑英。

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写父亲的作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斯大林的女儿揭露她父亲暴行的《斯大林女儿的20封信》和《仅仅一年》;另一类是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为独裁者唱赞歌。戴晴的《我的四个父亲》属于后一种。在戴晴的笔下,共产党专制机器上的重要部件叶剑英成了一位“知识份子”,他是“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他是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著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从叶剑英的口里,我没有听到一句革命大话。”

在书中,戴晴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当年在这样一位“凛凛伟丈夫”“提供的”“保护与给养”下,她度过的“唱歌、跳舞、打猎、钓鱼”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和少年。她只字没提的是,就在她“无忧无虑”的成长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三年自然灾害”(实为毛泽东“大跃进”政策造成的人祸)中被饿死。戴晴所以能“自由自在”,因为她是叶剑英的养女,中共高官的权势给了她特权。正是这种特权,使她可以像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一样成为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工学院”的学生;可以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一般人不敢问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情报部”;她想学习英文,不经任何考试,就可以马上到北京最好的外语学院学习;她想成为作家,就可以立刻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一边写作,一边给安全部做监视作家思想动向的情报人员(她后来写文章也承认做过情报人员,但强调她没有陷害任何作家);她想干新闻,又马上可以到中国最大报纸之一的《光明日报》做记者。戴晴对这一切是心知肚明的,虽然她在书中只字不提。所以她才对叶剑英百般歌颂。

●叶剑英有七个女人

对叶剑英置身其间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戴晴也是“子为父讳”,为其掩饰或辩解。例如戴晴在书中这样说,“比方说,1935年那封电报,究竟收到没有;1940年代,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1966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麽?”戴晴没有正面回答,却这样含蓄地为叶剑英解脱说,“政坛如此浑浊,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侧身其间而已。”在中共残酷的权力角斗中,真的有官至叶剑英那样高位的可以“不侧身其间”、不做“毛泽东的帮凶”而幸存吗?叶剑英真的这样“清白、无暇”吗?在书中,连戴晴也承认,毛泽东夸奖叶剑英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毛泽东的眼里“大事不糊涂”的人是什麽样的人呢,只能是凡事紧跟毛泽东,对毛泽东言听计从的帮凶。

而对于流传很广的叶剑英是“花帅”,有过很多女人的事,戴晴也要为之辩白。戴晴并不是十分有力地辩解说∶“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语,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但戴晴也不得不承认,“叶剑英有四任夫人,还有他五十岁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这七个女人都在世,却没有一个被当局允许参加叶剑英的葬礼。为什麽中共要这样做,恐怕就是要为叶剑英“遮丑”。

●蔑视读者的阅读能力

在这通篇赞美叶剑英的文章结尾处,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道∶“我—在—审—父,对此不无骄傲,也不无痛苦——在我的共产党员父亲一一离世后;我—在—审—父,当‘父亲’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体的血缘承袭和信从依赖,更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全部现存观念和权威;┅┅我—在—审—父,以民族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战死的士兵、饿死的农夫、屈死的诗人名义,以被偷盗的真诚和被诱奸的理想的名义,以被活活剥夺的富农和资本家的名义。我在审父,支持这审判的,有阅读、有访问、有无时无日看着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却是父亲们留给我的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只有早期共产党人才有的那一缕清澈的理想——大同。”

且不说这些突然冒出的莫名其妙、毫无逻辑的文字令人惊讶作者思维的失控,刚读到这些文字,还会以为文章印错了,把“夸”字错印成了“审”字。但仔细看去,发现确确实实是“审”字。经过通篇文字对叶剑英的歌颂,这文章结尾哪里能“结”出“审父”来?只有换成“夸父”两字,才准确、真实,也符合文章的自身逻辑和起承转合。如此空洞、虚假、做作、突兀地喊几句“审父”,矫情得让人目瞪口呆。戴晴这样做,不是在蔑视读者的阅读能力吗?这也难怪,她的“四个共产党员父亲留给了她一份终生摆脱不掉的精神遗产”,那就是以谎言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谎言的世界,是一个没羞没耻的世界。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原题∶戴晴赞美开明专制


以下是网上评论∶

柳如是∶戴晴的原罪——读《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1、生父傅大庆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一个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在东北军要收回南满铁路主权时却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国际特务汉奸,鲍罗廷的俄文翻译(鲍罗廷乃将赤祸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另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务,将共产党安插进入国民党以至於日后千百万生灵涂炭的就是他)——戴晴对此没有忏悔;

2、义父叶剑英是共匪的头目之一,中共特务系统的头目,世人皆知的“花帅”,三宫六院不在话下,90多岁还与18岁的女护士乱来(杨振宁也难望其项背),但在戴晴笔下却是“一个独身男人”、“五十岁上鳏居”、“一个凛凛伟丈夫——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这种在个人生活上乱来的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上又如何乱来,对赤祸横行中华,千万人死於非命要负多少责任——戴晴对此还是没有忏悔;

3、继父,另一个共产党,另一个造祸中国的匪首毛泽东的英文翻译——戴晴对此也没有忏悔;

4、公爹(政委),还是共产党——戴晴仍然没有忏悔。

5、戴晴的四个共产党父亲,对中国造了多少祸害,戴晴完全没有忏悔,而是用崇拜的笔法倾情书写她的褒扬;四个共产党父亲用狼奶喂大了戴晴,虽然戴晴披着“民运人士”的羊皮,骨子里还是中共特务机关总参三部给她培训出来的狼性——这只要看她对国内和海外民运的极端贬斥,对八九民运的极端污蔑就很清楚了——其一褒一贬,匪迹昭然。

201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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