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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治疗中国的「缺德症」——在多伦多《九评共产党》纪念会上的演讲

曹长青

(希望之声记者蔡红报导)2005年11月20日下午在多伦多市议会厅由《大纪元时报》加东分社、多伦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加拿大华人服务社、大多伦多中华会馆联合举办《九评共产党》发表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发表了题为《怎样治疗中国的“缺德症”》的演讲。希望之声电台分四集播出(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525/28262-1.asp),以下是曹长青演讲内容: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关心中国前途、信奉民主自由价值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多伦多,也非常感谢主持人邀请我来,有机会和这麽多朋友在一起探讨中国的前途。很荣幸有机会参加《九评共产党》发表一周年纪念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近年,无论是退党,还是九评共产党,都是中国人社会中比较重要而引人注目的事件。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从一个对中国问题比较关注的观察家或者政治评论员的角度,看中国到底有了什麽问题,或者说中国患了什麽病。

中国这些年,尤其共产党执政以来,患了严重的疾病,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无论中国是两千年还是几千年的历史,恐怕可以说现在是道德最沦丧,道德最低下的一个时期,而且可能还没到谷底。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整体上的知识份子,以及那些制造假烟假药假奶粉的普通老百姓,普遍的缺乏道德,道德沦丧。中国患了严重的道德缺乏症,或者简称 “缺德症”。那麽这个疾病怎麽发生的?我今天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中国这个疾病从哪里传染来的;第二个,为什麽其他国家能预防治疗这个疾病;第三个,中国的疾病症状为什麽越来越重;第四个,怎麽治疗中国这个疾病。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缺德症是从哪里传染来的:

我觉得中国疾病的主要特徵是,全国上下都呈现道德沦丧。在上层,有个完全不道德的政权,建立在军队、屠杀、劳改营,包括精神病院(用它迫害异议人士)之上,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选择权。 1921 年共产党成立, 56 年前中共在中国建政,这个政权,这种邪恶,怎麽会降临在中国这片土地,造成了这麽大的灾难?早就有报导说,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非正常死亡。

中共邪恶政权的出现,和二十世纪的灾难有直接关系。五年前,二十世纪结束了。二十世纪是人类科技最突飞猛进发展、经济比前1900 年都空前繁荣的一百年。但为什麽它会成为人类最灾难的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几近在全球蔓延。根据专家的评估,多达1.3 亿人因此丧生,相当多伦多人口的40 多倍,死于饥饿、战争和迫害。这100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人类之前1900 年的总和。

为什麽发生这麽大的灾难?根据西方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导致这个灾难∶

第一个,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关。1905 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1919 年5 月29 号,也就是中国正在进行五四运动的时候,相对论经过天文物理的观察,得到了证实。相对论本来是物理学的一个理论,但当时被西方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左翼知识份子拿过来,扩展到各个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爱因斯坦本来是从物理学角度提出时间和空间可能是相对的,但这些左翼知识份子,这些前期共产党思维的知识人,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变成什麽都是相对的,包括道德也是相对的,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所以二十世纪初开始风行的、垄断知识人想法的就是道德相对主义。没有了绝对道德标准,那麽就各自对道德解释,包括中共说的无产阶级道德。什麽叫无产阶级道德?不道德就是不道德,什麽叫无产阶级道德?其实道德相对主义就是没有道德,否定道德,结果是反道德。二十世纪的道德相对主义风行,酿成一场场巨大的灾难。

第二个原因,就是佛洛伊德提出的性和梦的分析。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佛洛伊德,也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他提出一整套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说人的行为不是出于理性,而是潜意识,其核心是性冲动。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因为“性”而产生的,都是潜意识的产物。这种理论导致一个恶果,因为潜意识没有是非、善恶的概念,结果也导致没有道德标准。它也是导致二十世纪知识界思想混乱、热衷道德相对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要从整体上改造社会,最后用暴力进行。结果我们看,凡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全部都是给人带来灾难。道德相对主义、佛洛伊德的性学说,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这三大学说,导致了百年灾难和悲剧;二十世纪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这三种理论中找到原因。当然还要再加上一个德国人,就是尼采。尼采提出的超人学说,就是绝对意志,就是权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强调“超人”和个人意志。

今天我们看看,中国为什麽还是专制,为什麽这麽严重的道德沦丧?和中国还在实行尼采学说,还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还是超人统治有直接关系。毛泽东是超人,今天胡锦涛还要做超人,用超人来统治,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议会(纪念九评讨论会在多伦多市议会厅进行——整理者注)这样投票,让人民选择。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和二十世纪整个灾难是连在一起的,是这麽一个背景的产物。

第二个问题,其他国家为什麽能预防治疗这个疾病:

现在我讲第二个问题,为什麽有的西方国家预防了这个灾难,有的治疗了这个疾病。其中很明显的就是美国,她不仅没有被这三大主义打倒,还在二十世纪领导人类击败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冷战中,领导自由世界击败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邪恶。今天美国又开始领导反恐战争,来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为什麽在每一次人类重大灾难之际,每一次重大关头,美国都挺身而出,承担道义责任?这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强烈道德感有直接关系。美国所以承担道义责任,不仅因为其军事强大,经济强大,也不是由于她人口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基督文明,有一种道德感,宗教感,所以这个国家才承担道义责任。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了解美国历史的都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由一批从欧洲来的新移民建立的。这批人还没到美国海岸的时候,就在船上订了一个公约,叫《五月花公约》。这个公约写的什麽?不是到美国捞金,不是到那去发财,买房地产,建大楼,他们说我们要去美国,在那里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建设一个精神的家园,建立一个道德的世界。是这样一种想法和理念奠定了美国的基础。

在华盛顿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你知道美国有多少人口吗?就跟我们今天多伦多市一样多,有三百万。这三百万中,你知道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麽?我看了一下历史书,98 % 是新教徒,1.8 %是天主教徒,两项加起来,美国当时的三百万人中 99.8% 是基督徒,剩下的 0.2 是犹太教徒,犹太教信仰上帝,但不信仰耶稣,这就是说,从信仰上帝的角度,美国当时三百万人口,几乎是百分之百。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她建立的时候,人口中 99.8 % 是基督徒!这麽高的比例有信仰,而有信仰的人才会有坚实的道德基础。

美国历史书还记载,华盛顿领导革命军打独立战争时,当时革命军中的上校(当时还没有少将,中将,上将,军队比较大的官就是上校),除了一个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长老教会的牧师。美国是这麽一个奇特的历史,奠定了美国的文明底座,那就是一个信仰的底座,道德的底座。今天我们看,虽然美国也有左派, liberals强调自由意志,以自由的名义容忍,甚至纵容放纵,包括主张同性恋结婚等等,但是美国的这个道德信仰底座没有被摧毁,保守主义所强调的传统价值在美国还有坚实的根基。这从几个数字可看出:十年前《纽约时报》引述一项民调,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占 91 % 。我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少,但在美国竟高达九成以上!两年前美国 Fox 电视引述了一项民调, 90 % 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十年来,仅浮动了一个百分点。《文明的冲突》作者、在美国以至世界都较知名的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一年前发表一篇论文,引述的数字说,美国现有 84 %的人自认是基督徒。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因美国有近三亿人口,等于约有二亿五千万基督徒!

有信仰的人,道德感会更强。几周前法国发生大规模穆斯林青年暴动,波及三百城市,近三万辆汽车被砸烧。在美国也有很多穆斯林,但却没发生这种现像,为什麽?因为美国的穆斯林融入了美国社会。最近《华尔街日报》引述说,美国现有二百万穆斯林, 59% 有大学文凭,高于黑人等少数族裔比例;而且 21 %跟其他宗教团体及族裔通婚,这个比例和其他宗教团体及族裔群体差不多。而且对美国阿拉伯人的统计更令人惊讶,移民来美的阿拉伯人,只有 23 % 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叫做穆斯林,也就是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美国还不到四分之一,多数美国阿拉伯人信仰的是基督教,占70 %以上!其中 42% 是天主教徒, 23 %是正教徒, 12% 是新教徒。这些阿拉伯人,穆斯林都融入了美国社会。

我们再看看在美国的华人。据《华盛顿时报》一年前引述的研究华人信仰的专家统计的数字,美国总共288 万华人中,三分之一是基督徒。美国是这麽一个国家,建立在基督文明、道德信仰的底座之上。今天,美国每月上教堂的人口比例是英国的两倍,是德国法国的三倍。为什麽美国在二战,在冷战,包括今天反恐之战中会承担道德责任?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才能避免中国那种大规模的“缺德症”,也避免了像俄国发生的共产主义蔓延,也避免了像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也避免了像法国大革命那种血腥暴力,包括拿破仑的武力征伐。而且不仅避免,还成为了领导人类抵抗这种种疾病的中流砥柱。

另外我们看东欧国家,包括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以及俄国,都曾是共产主义的一部份,这些国家怎麽能结束了共产主义、开始走向一个正常的有道德的社会?这也和这些国家知识界强调道德有直接关系。我们看捷克首届民选总统哈维尔,从他的《狱中书简》可看出,在被捷共关押的时候,他就相当关注道德问题。他所从事的反抗运动,不是一个夺权运动,而是从道德上否定共产主义,恢复捷克人的道德。他虽然没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已强调有一个更高的权威,超越共产主义,超越国家领导人的神的权威。哈维尔不是为了当总统,来领导抵抗运动,而是从道德上否定这个不道德的共产主义,来领导这场抵抗运动,最后人民有了选择权,选择、推选他做了总统,而不是因为他一直在做总统梦。

我们再看俄国,俄国为什麽推翻了共产专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俄国有一批知识份子从道德意义上斩钉截铁地否定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向俄国人民传播共产主义是邪恶,而不是什麽党内改革派、温和派呵哪个派,不是强调策略,而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俄国很重要的一个知识份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我读他的书相当感慨,他不是从政治层面来否定共产主义,来否定共产苏联,而是从道德层面。他认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制度是不道德的,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所以必须从道德层面否定和结束它。他有几句话给我相当深刻的感受,他说∶“不是斯大林在杀人,是人在杀人。”什麽意思呢?仅仅结束斯大林、结束共产制度还是不够的,必须结束人心中的那个黑暗,是人心中黑暗的部份,那个没有人性的部份,那个没有神性的部份,在杀人。只有改变那个部份,才能真正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制度改变这个群体,所以他从这个意义来否定共产主义。今天我们看俄国,捷克等等,为什麽都结束了共产主义?都和他们国家有这麽出色的知识份子,全面、坚定地否定共产主义,毫不妥协地谴责、挑战共产党,举起道德的旗帜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再看看东欧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波兰,几周前该国举行了国会和总统大选,最强调道德的政党获得了胜利,领导该党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将出任这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双胞胎同时出任国家领导人,这在人类民主国家历史上还没有过。这对兄弟都是以强调道德著称的。大家都知道,波兰是整个东欧国家中第一个结束共产专制的。为什麽会是第一个?这和 90% 以上的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都强调信仰有直接的关系。刚去世不久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是波兰人,他几次回波兰,推动波兰的民主,促使更多的波兰人从信仰和道德的角度来结束那个不道德的共产世界。为什麽波兰最早出现瓦文萨领导的反共组织团结工会?(瓦文萨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什麽波兰能最早地结束共产统治?为什麽波兰今天最强调道德的政党能够获胜?为什麽波兰能在结束萨达姆政权的军事行动中派遣了除英美外最多的军队,这都和波兰的宗教背景、道德感促使她承担道义责任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再看看亚洲的国家,南韩,台湾,菲律宾等等。目前台湾的民主进程比较艰难,有很多原因,包括连宋到北京朝拜胡锦涛,要联合共产党对付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忽略,那就是台湾的基督徒比例相当低,只占4% 左右。而南韩为什麽民主进程比较顺利?和南韩的两任前总统,都曾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金大中、金泳三都是基督徒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南韩的基督徒占人口的 49 % ,而在台湾仅占4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也导致两个国家的民主步伐不同。

我们再看看亚洲的另一个国家菲律宾,菲律宾当年发生和当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同样的情况,就是菲律宾的独裁者,菲律宾的“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菲律宾人民,因为人民开始反抗,在街头围住了那些坦克。但是菲律宾的军队最后没有向人民开枪。而中国解放军就向人民开枪,向孩子开枪,为什麽?有很多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菲律宾的信仰者占人口的大多数。有 82% 的菲律宾人是天主教徒,这个信仰导致了菲律宾发生巨大的民主变化,结束了强人马可仕的专制政权。

所以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历史,看俄国波兰等东欧的变化,以及亚洲菲律宾、南韩、台湾的走向等,都可以看出,信仰和道德水平对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美国能预防,波兰等国家能够防止和治疗“缺德症”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症状为什麽越来越严重:

但为什麽中国的“缺德症”不仅没减轻,反而症状越来越重?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九评》系列文章直接揭露出来的,中共政权是一个直接反道德的政权。任何政权建立在暴力上,依靠监狱、古拉格,包括精神病院等来镇压它的反对者,镇压它的人民,都一定是不道德的,而中共又是所有不道德政权中集大成者。真实的情况是,中共是个四恶政权∶丑恶、凶恶、罪恶、邪恶。在中共过去 56年的统治中,在没有发生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竟发生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饿死四千多万,以及迫害和屠杀。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在和平时期会导致它的人民这麽大规模地丧生。仅就这一条就可看出这个政权邪恶到什麽地步。包括今天,共产党还在继续推行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它可以随心所欲,按照它的政治需要来确定道德标准。这是今天中国出现缺德症的最主要原因,来自这个缺德的共产党,没有道德基础的共产政权。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中国的知识份子,因为今天我们看任何一个专制政权能够统治下去,主要来自那个知识群体的帮凶。今天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是有问题的,当然也有一部份很优秀的起来反抗,但整体来看,大部份还是有问题,什麽问题?也是缺德症。

我们看中国两千年还是几千年的历史,知识份子基本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做隐士,像竹林七贤那样,躲到深山去,不问世间的事情,玩清高。还有一部份,做谏士,向皇帝进言,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通过了,进朝廷当官,做统治者的谋士。中国知识份子基本是这样两大类,隐士不承担社会良知的责任,谏士只给皇帝出主意,而不是监督天子和朝廷,因此两者都不是独立的知识份子。为什麽中国的知识份子都一窝蜂地去做谏士,做朝廷的谋士,做皇帝的佐臣呢?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心中没有上帝,没有神,就会去找现实的权威,而现实最大的权威就是皇帝;而有信仰的人,就不去找皇帝,而去找上帝。皇帝和上帝仅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从而分出两种知识份子,依靠皇帝的知识份子和信仰上帝的知识份子。依靠皇帝,就给皇帝出主意,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信仰上帝的人,则强调公义,给人民指出道德的方向,承担道义责任。

中国历史上基本是这两大类知识份子,今天也没改变多少:中国现在还有一大批隐士,但是中国今天做隐士的知识份子,比当年古代做隐士的知识份子质量更低,古代做隐士的知识份子还有一部份真的清高,现在中国知识份子做隐士的连清高都没有了。他是隐了,隐藏在哪里了?隐藏在钱眼里头。就是 money,整个就是个人利益,全部就是为了发财,完全是犬儒主义,根本不关心这个世界,不关心中国的前途,也不关心民主的价值,就是关心自身的物质利益,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女人。但另一部份,还是跟传统的知识份子一样,去做政府的谋士,做谏士,给当局出主意,能成为什麽胡锦涛啊,胡耀邦啊,或者江泽民啊他们的智囊谋士,给他们出谋划策,还是成为那个政府维护那个政权的一部份,基本还是这麽两大类的知识份子。包括我们今天说在 1957 年的反右,一大批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 今天大家看看那个历史,几乎绝大部份或全部,其实根本不是独立知识份子,都是共产党思维那个轨道中的人。只不过想给党提点意见,帮助党变得更好。提点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共产党真是完全冤枉了他们。

从1957 年反右到1989 年六四事件,三十年过后,中国知识份子怎麽样了?没有大的变化,还是原来那个角色。我们看看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中国很多知识份子争著要做的是政府的协调人,去做学生的工作,劝学生退出广场。当时就有学生说,你们为什麽不去劝共产党,劝政府?如果这种事件发生在俄国,像索尔仁尼琴,包括萨哈罗夫等这种知识份子,他们会站在学生的前面,领导学生来批判、否定那个共产制度,包括那个共产政府。而中国知识份子做的相反,他们不去否定共产制度,也不去谴责共产党,而是帮助政府做学生的工作,做统战的工作,做协调人。在正义和非正义两种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站在中间想做协调,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整体的水平。包括当时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写出来的主要代表作还是叫《第二种忠诚》。第二种忠诚的核心,不论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核心还是忠诚共产党。要在共产党内给他们提意见,帮助他们变得更好。共产党怎麽能变得更好?共产党是狼的本性,狼的本性就是吃人。我们对待狼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结束狼。你说你怎麽能劝得狼变得更好?那不是狼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强调“第二种忠诚”,对狼怎麽能忠诚?你忠诚的结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为狼的一部份,成为狼的帮凶。中国知识份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包括当年另一个比较知名的知识份子,呼吁人们要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造它。俄国的索尔仁尼琴等知识份子就从没提出过要人们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造它,而是今天和提出《九评》的人,和大纪元提出退党的人一个想法,是呼吁人们退出共产党,结束共产党。那样这个共产制度才能被结束,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这是两种思路,结果导致了两种结果。

当今还有一部份中国知识份子提出要学西方,但学西方什麽呢?大家来到西方,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到多伦多,你们会逐渐发现,西方其实不是一个整体,是两个西方。一个左派的西方;另一个是强调保守价值的西方。尤其在美国表现得相当明显。美国保守派所代表的是强调信仰,强调道德,强调承担道义责任,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经济。而美国的左派强调的是大政府,高税收,对外是对共产邪恶充满了浪漫幻想,包括美国现在很大的左派声音是反对布什总统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有两千三百万人民获得自由,这个事实他们视而不见;就说没查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不可以打。而能把两千三百万人从伊拉克独裁者那里解放出来,这是多麽大的成就。他不看这个。这是两种想法,实质是两个西方。包括你们加拿大,其实也是一样。左派右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今天保守派强调的是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强调家庭的价值,强调信仰和道德。而左派呢,它以强调自由的名义纵容甚至鼓励放纵。你们加拿大不是率先在北美通过了同性恋结婚法嘛。如果同性恋可以结婚,那以后女儿跟父亲,哥哥和妹妹是不是都可以结婚?他们说这是相爱,不用生孩子,可这样滑坡下去,社会还有没有道德?有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什麽都是相对的,那社会一定走向堕落。所以说有两个西方,到底中国该学哪一个西方?

今天中国有一些知识份子说学西方,却是学那个左派的西方,学那个以自由的名义放纵的西方。尤其是中国一些所谓现代派艺术家,在玩耍哗众取宠的假艺术。中国有个知名的所谓现代派画家,把两只公猪母猪关在院子里,然后一个贴上美国,一个贴上中国,让这两只猪交配,说这就是行动艺术。这怎麽是艺术呢?! 包括几天前,在加拿大的大瀑布,有个中国艺术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因为他赤身裸体跳到大瀑布中,他的两个朋友录像。警察抓住他时说,你违反了加拿大的法律,不可在公众场合脱得一丝不挂,但他却说这是行动艺术。

今天中国的所谓艺术家就在做这个事情。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高行健,写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本小说也是这样,把灵魂脱个精光。我曾写过十几篇评论来批评他的作品。你们大家看看他的小说,宣讲的就是反道德,就是强调性,个人享受,完全不承担任何道义责任。跟二十世纪西方左派反信仰那种知识份子潮流完全一个论调。我们今天看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强调的是英雄主义,主要名著都是歌颂英雄。什麽叫英雄?英雄必须有道德,知道善恶,承担善的责任,有公义精神,承担道义责任,来击败恶,抗击世界的撒旦,传播爱和怜悯等神性的声音。可二十世纪的文学,正好相反,强调的是反英雄主义。反英雄主义强调什麽呢?就是不要道德,最后是反道德。

今天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跟随二十世纪这个反道德的潮流,自以为时髦,西化了,实际上这不是西方的主体,而是在西方正被淘汰的东西。

中国知识份子的这种水平,是造成中国社会出现缺德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一般写文章不太批评中国的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是无辜的。我不太同意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包括鲁迅对中国人的激烈谴责,我也不是很赞成。为什麽?因为政权被统治者把持,文化是知识人创造出来的,是那些戴眼镜的,读了很多书的人,参与创造文化,并主导价值取向。中国知识份子对社会腐败,尤其是对道德沦丧负有相当的责任。今天中国有这样一个缺德的政府,中国知识界这麽不承担责任,主要做隐士和谏士的这麽个现实,那麽当然中国的老百姓无法辨识道德的方向;又没有宗教,没有道德的火炬,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近年中国民间也出现大量的道德沦丧现象。

所以不仅共产党道德沦丧,知识份子道德缺乏,中国的老百姓也同样。近年中国的假烟,假药,也不都是胡锦涛制造出来的。用煤油炸的油条,假婴儿奶粉等,假的东西太多了。在西方在加拿大在多伦多,谁敢制造假婴儿奶粉?那残害婴儿,产生大头娃娃。你们知道在西方婴儿是多高的位置?仅次于上帝呀!可在当今中国就有人敢制造假婴儿奶粉。包括假药,药是治病救人的,竟敢造假药,害人。这个国家到处是假的,这个假是全面的,无假不有,当今中国是全民性道德沦丧。这和中国的专制制度,和知识份子缺乏道德,不承担道义责任有直接的关系。

第四个问题,怎麽治疗中国这个疾病∶

最后一个问题,怎麽改变这个现实,怎样治疗这个疾病?我认为中国主要是三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制度、文化、人。当今的制度是专制的,是一个缺德的、没有道德基础的制度,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是中国的文化出现了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真正的宗教,没有上帝信仰,所以自然就缺少道德力量。刚才谈到美国的道德感那麽强,和这个国家的基督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没有这种背景。共产党执政以后又有意地在中国文化中输进共产文化,共产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暴力加谎言的文化。最后在这种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只能制造出中国的“非人”,虽然也戴著眼镜,穿著西装,但是没有 heart ,没有心,缺乏人性。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跟著共产党走,做专制的帮凶,维持共产制度,就是因为缺乏人性,没有道德感。这是一个循环的链条∶专制的制度保护了共产文化,这个文化塑造了没有人性的人,这种人反过来又支持这个制度。

怎样打破这三个链条?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最主要的是改变人,不是像马克思所强调的改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改变人心,使其成为一个有人性的人,这样这个人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那怎麽改变人?必须有一个健康的文化,那就是有信仰的文化,有道德的文化,才能塑造新的人。但在当今中国这两条都难以做到,因为专制制度在摧残人,另外这个制度也不让传播新的文化,包括我这样的讲话,包括《九评共产党》的文章在中国任何官方的报纸都发表不出来,声音发不出去。怎麽办?怎样打破这三个链条?以我的看法,首先应该打破“制度”这个链条。一是因为它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制度不打破,就无法传播人性的文化,而没有人性的文化就没法塑造出有人性的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打破制度比较快,因为要塑造新人,需要多少代才有可能,是很缓慢的事情;而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也需要长期的演变,那麽相对而言,只有制度改变最快。像俄国 70多年的共产制度,三天就土崩瓦解、垮台了,所以制度是最快又是先决条件,所以应把制度作为突破口;但同时要传播人性的文化,人性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和信仰,由此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治疗中国疾病,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结束共产制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打破制度之后,解决人心的问题。 而如果不从道德层面上去摧毁中共,改变那个制度就是很难的了。

二十世纪初有个伟大的作家叫康拉德,他对二十世纪后来发生的灾难有预测性能力。当时西方左派学者罗素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问题》,康拉德给罗素写信说,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及世界的问题,最关键在于解决人心的问题。我看了以后相当钦佩这位作家,他在那麽早就预测到了,只有解决人心的问题,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包括俄国那位非常伟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传播基督文明,传播道德的声音。他也留下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信上帝就会什麽都信。完全说中了二十世纪后来发生的一切现像,无论是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还是江泽民,以及今天的胡锦涛,他们都不信仰神,结果他们什麽都信,信奉暴力,信奉古拉格,信奉军队和镇压。今天我们看,这些伟大的作家全都提出用信仰解决心灵的问题,改变人心才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链条,打破制度作为突破口,最重要是改变文化,最后改变人心,那样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第二个层次,谈谈海外民运。有人提问,中国的海外民运怎麽办?能做什麽?我觉得海外民运在过去这几年确实不是越来越强大,而是声音越来越低,力量越来越弱。有人问我,我们应该支持哪个民运团体,我说你应该支持法轮gong这些人。为什麽?不是因为他力量大,而是因为它和民运代表两个方向。民运团体强调政治运动,很多人热衷获得权力。六四过后,有民运名人被人请吃饭的时候说,今天你请我,以后我在中南海回请。一副将来他要在中国当大官的样子,还没权就做“权力梦”。很多中国民运领袖都被权力梦腐蚀了,共产党是被权力腐蚀的,民运人士还没权时就被权力梦腐蚀了,所以出现争权夺利的丑陋。而法轮gong,包括退党和九评,他们不是为了权力,而是道德复苏运动。

当年清王朝、慈禧们被推翻了,上来的人怎麽样?一代一代都是专制者,因为你没解决人心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人心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层面的问题。为什麽美国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固?它是从人心入手的,在改变了人心,成为好人、义人,成为坚持道义的人,那自然就为形成一个有公义的社会,自然带来法治和民主制度的成熟,是这麽一个因果关系。所以你要本末倒置,只是追求我要取代他,我要夺权,最后你夺了以后,你还是邓小平第二,江泽民第二,胡锦涛第二,而不会是一个真正民主而健康的国家。

民主运动和法轮gong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海外的中国民运应该改变原来那种思维,不再是夺权运动,而至少应该从五个层次上来开展∶

第一层次,应该是一场恢复知识的运动。今天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知识相当贫乏,而有限的知识又有很多被共产党歪曲毒化了,我们缺乏真正的知识。我不知道在座的怎麽感觉,我到美国后,痛感自己书读得太少,抢时间来补救。在中国我们太没有读书的机会了。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小学六年级,从早到晚看街上的大字报,眼睛都快看瞎了,近视就这麽来的,这就是最初的知识来源。而娱乐,就是听样板戏,每天中学课间时都是大喇叭放《智取威虎山》,全是这类东西,我想很多我的当代人都是这样。因此今天来到海外自由世界,应该首先恢复学识,获得真正的知识。

第二个应该成为一场恢复真实的运动。共产党对很多历史和事实都是歪曲的。你看西藏的历史,共产党动不动就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是这样麽?看看真正历史知识是怎麽样。包括台湾的历史,二二八的历史,蒋介石在台湾杀了多少人?台湾人怎麽被荷兰人统治,被清朝统治,被日本人统治,为什麽今天台湾人要争取独立,自己做主人,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别听共产党告诉你的,在海外要寻求你可能知道的真实。包括韩战,共产党宣传叫抗美援朝,是反击美国霸权,但事实是当时金日成率军侵占南韩,最后联合国通过决议,由美国领衔抵抗共产主义蔓延。通过恢复真实,才能知道真相。共产党告诉你的大多是虚假的,而洗掉脑中那些虚假信息的烙印并不是容易的。

第三个应该是一场恢复健康的运动。我接触到不少民运人士,发现都神经兮兮的,心理不太健康。所以要恢复健康,你说要领导中国,要给中国治病,但首先你要成为健康人。你还是病人的话怎麽给人治病?你不传染给别人就不错了。首先你得是健康的人,你健康以后还得学医术,获得执照才能行医,否则不是巫医害人嘛?曾有一位民运人士到我家,走时送他到院外,他就不走了,说要看看有没有共产党埋伏。他已被共产党恐惧迫害吓到这种地步。我原在中国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所以从医学角度观察,他的精神有了毛病。他不走了怎麽办?后来我说没问题,我跟美国中央情报局, FBI 关系都很好,我打电话他们就会保护你,他这才放心走了。包括今天有的民运领袖,动不动就发表什麽告世界人民书,你告什麽世界呢,用个中文稿子,怎麽告世界啊?世界哪国人知道呢?你本身就是夸大妄想嘛,这是精神症状之一呵。包括动不动就发表致布什总统的公开信,给联合国安南的信等等,都是自我标榜重要的夸大妄想症。包括在纽约有几个人成立个组织叫工党,英国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大选获胜时,他就给人家发贺词,我们兄弟党祝贺你当选。你开卡车打工,祝贺什麽布莱尔当选,这哪对哪呵?而且是个中文稿子,布莱尔怎麽会中文?这都是一种精神疾病,很可笑。所以在海外很重要一点是要重视心理健康。

第四个,应该成为一场恢复尊严的运动。因为中国文化缺少尊严的概念,曾有民运人士用给共产党写悔过书的方式回国,美其名曰懂策略。我在几年前曾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有尊严地回家”,强调回国必须要有尊严,不能用给共产党下跪写悔过书的方式。一个知识人重要的是活那张脸,活那个尊严,中国话骂人很重的是“不要脸”,你必须恢复尊严,强调尊严,看重尊严的价值。尤其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骨头,有脊梁。你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在海外当了多年异议人士,到处申请奖金生活,最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不到就回中国,打道回府,然后就发表声明辞去“中国人权”理事,做给共产党看。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这变成什麽了?用鲁迅的话那就是赖皮狗了。知识分子应该看重脊梁,看重骨头,要恢复尊严。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应该成为一场恢复道德的运动。海外的民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你要救中国,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你才能放射道德的光辉,影响别人。包括今天信仰法轮gong的一些人,我接触到的,感到他们人都很好,文质彬彬,充满爱心。如果你见到他们凶神恶煞,整个要斗争你,要清算你,你怎麽会接触和交往?包括一些基督徒,你感觉这些人很好,充满了爱心,因此你会去教会,最后成为他们中的一部份。

所以海外中国民运要想有起色,就应该成为一场恢复知识的运动,恢复真实的运动,恢复健康的运动,恢复尊严的运动,恢复道德的运动。有了信仰才会有道德,有道德才会有人性,有人性才会有人心,有人心的地方才会有美,有美的地方才会有希望。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曹长青在多伦多《九评共产党》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已经为您全部播送完了,是由希望之声记者蔡红编辑,雅梅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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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希望之声”网页http://big5.soundofhope.org/)

200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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