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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写在911事件两周年

曹长青

在911两周年前四天,布什总统发表全国讲话,在承认伊拉克战後重建并非易事的同时,用毫不妥协的词句表达了美国要继续反恐,并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布什此时讲话,除了在911纪念日到来之际,重申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之外,明显是要回击近日来西方左派越来越提高分贝的对军事倒萨,以及战後伊拉克不稳定的抨击。

我一直纳闷,左派们怎麽有脸抨击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表现不佳?正是由於他们一直在拖布什政府和美军的後腿,才导致这场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步履艰难。在阿富汗战争之前,左派们就喊,千万不能打,因为如果惹怒了恐怖份子们,一个拉登倒下了,就会有千百个拉登站起来。在塔利班被抹掉,千百个拉登的影子都不见的时候,左派们又开始转向反对伊拉克战争,在百般阻挠终於没有能够阻止70%以上美国民众支持的这场战争时候,左派又开始危言耸听,伊拉克将成为第二个越南;当美军开战顺利,迅速逼近巴格达之际,左派又开始渲染萨达姆的精锐共和国卫队,将使美军进入血肉模糊的巷战。

当事实一切都和他们的预言(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期盼)相反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转向美国至今没有找到大众毁灭武器。可是他们为什麽看不到已被发现的20个“万人坑”呢?(人权组织说这种万人坑约有90个,30万人在萨达姆统治时“失踪”)他们为什麽看不到2,400万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这个事实呢?我一直刻意留心左派们对这两个事实的反应,果然不出意料,左派们对此的感觉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如果是在七、八年前的话,我会非常吃惊,因为左派们不是显得最关心第三世界的人权状况吗?他们不是好像最悲天悯人,成天为穷人、为弱者、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群呐喊吗?那麽面对两千多万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下被解放出来这个事实,他们怎麽一点高兴的神态也不流露,一点也不为自由世界的又一个胜利而欢呼呢?

但今天我对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只要认真观察西方左派的各种表现,就会发现,他们的伪善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北韩人民今天处於物质上极端贫乏、精神上全被洗脑成比中国的文革时期更可怕的植物人状态;但总是表现出最同情专制下被迫害的人民的左派们关心北韩吗?设想,如果美国由於北韩拥有核武器而想对它开战,美国敢打吗?谁进白宫都不敢,不是被邪恶的北韩政权和他们的核武器吓住了,而是被最义正辞严、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左派们捆住了手脚。

伊拉克战争开始後,我实在有些妒嫉:伊拉克人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借美国反恐之光,摆脱暴政,将成为民主国家。如果把伊拉克作为根据地之一的恐怖主义不惹到美国头上,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伊拉克人民再被奴役半个世纪,也不会有人采取真正的解救行动;就会像中国、北韩、古巴一样,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万的民众,就等一个独裁者(他的儿子或他指名的继承者)的死亡。一个多麽令人悲愤的现实!如果北韩也能借美国的反恐之风,推翻金正日的暴政,成为民主国家,那对北韩人民来说,是多麽大的幸运呵。但美国和欧洲的左派们能让美国对北韩独裁者动一指头吗?那些在暴政下挣扎的北韩人民怎麽就不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面呢?

今天西方左派对反恐战争的阻挠,丝毫也不新奇,他们完全是在步越战的後尘。在越战的时候,左派知识份子就竭尽全力阻止美军行动,他们一直拖美国的後腿不让打,战後又迫不及待地喊:你打输了。一场不被允许打的仗怎麽能赢?左派们对邪恶的姑息,从来都大於他们对那些被邪恶碾碎的生命的同情。

20年代来自前苏联的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美国小说家、哲学家(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安.蓝德(Ayn Rand)曾写道,“从道德意义上说,邪恶和对邪恶的姑息,到底哪个更糟糕?我倾向认为对邪恶的姑息更糟糕;因为那种胆怯的回避,使人们没法指出邪恶、回应邪恶、挑战邪恶。对邪恶的姑息才使邪恶成为可能。”她甚至斥左派知识份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这个词很难听,原文是jackals,《新英汉词典》译为:走狗、爪牙、狗腿子)。

蓝德的痛斥过重了吗?一点都没有。正像今天左派对美国尚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众毁灭武器、对伊拉克战後重建不顺利等颇为得意的劲头一样,当年左派们对美国越战的失败则到了幸灾乐祸的程度。蓝德写道:“按照常理,战後都有一个并不可人的阶段:赢者洋洋得意;输者则痛苦或推卸责任。但我不知道,战後美国知识份子所表现出的景观是否有历史先例:对美国‘战败’、美国‘软弱’的洋洋得意,对美国‘罪责’的追究,对敌人的赞美,对美国的侮辱和谴责等等的大爆发——就像一场往美国脸上吐唾沫的狂欢。”

左派们为什麽会为美国的失败而高兴?因为美国失败了,才证明了他们反战的正确;才维护了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所以,越了解越战期间美国和欧洲左派合演的闹剧,越能理解今天这一气势低了很多却永不会剧终的“续集”。在伊拉克战後并不顺利的现状下,这些“续集们”自然会加大美国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难度。

旅美意大利记者、作家法拉奇在她的《愤怒、自豪和怀疑》长文中就曾对战後伊拉克的走向,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她以自己在中东实地生活、采访的亲身经历,强烈感觉到,在伊斯兰原教旨意识形态严重的中东地区,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会遇到多麽大的阻力;在伊拉克尤其要面对曾被萨达姆镇压,却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他们一直期待著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穆斯林政权。这的确是一个严酷的事实。

但即使没有什叶派,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体制也不无艰难;且不说穆斯林的中东国家,和基督教的美国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同样在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二战後美国也是花费了巨大代价来建立和维持民主体制。在德国和义大利的残馀纳粹份子、在日本不甘失败的军国主义份子,都曾经以武力攻击占领当地的美军。美国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平稳了局势,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民主政府。

法拉奇在上述文章中也指出,当年意大利人民对美军热烈欢迎并充满感激。但她只说对了一部份事实。没错,普通百姓是欢迎美国的,但知识份子不是。据美国两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回忆,战後的欧洲知识界一片反美浪潮。他们两位都在战後的五十年代初期去了欧洲,并分别学习、工作多年,目睹了欧洲知识界的反美景观。以常识判断,美国在二战中以巨大的牺牲从纳粹铁蹄下解救了欧洲,并一直在欧洲驻军,保住了西欧没进入另一个残酷的共产主义红色魔掌,欧洲一定是十分感激美国的。而事实恰恰相反。连对解放了自己的美国,欧洲左派都要反,对解放别人,就更注定要反个没完了。

越战美国由於左派而输给了越南。今天的反恐战争是一场比越战更艰难的战争,但不同的是,越战不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而这场战争不仅和美国的直接利益有关,甚至关系到美国人民的生死存亡。所以,无论国内和欧洲的左派们这次怎样阻挠,美国都会把这场仗打到底,而且胜利必须是唯一的结局!

2003年9月9日於纽约

200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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