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訪達賴喇嘛 |
曉暉 曹長青 |
他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西藏的第一個世界級領袖；他主張的「人類責任」、「非暴力」哲學，和他超越的精神境界與人格尊嚴，使他贏得了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與甘地、馬丁路德•金恩並列成為世界近代史上主張和平非暴力解決種族沖突的著名領袖。
在西藏，他的畫像在查禁中被偷偷地珍藏，他的名字在禱告中被默默地念誦。達賴喇嘛的存在，成為六百萬西藏人民重獲自由的希望。不知有多少人憧憬著能有機會見到他，讓他寬厚、慈祥的手，觸摸一下額頭，降下佛祖的祝福。
他到世界各國訪問時，人們也都爭相一睹為快，渴望聆聽他的教誨。在這個世俗、貪爭的物欲世界，他體現著淨土、超越和精神力量。
在當今世界，恐怕除羅馬教皇外，他是最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西方人稱他為「活著的上帝」。中國人乾脆稱他為「活佛」。他的博學、真誠、慈善和極具個人魅力的氣質，使他擁有世界範圍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好萊塢的著名影星李察基爾是他的信徒。放蕩無羈的女歌星瑪丹娜，談到他也一臉嚴肅，說她最大的願望是能見到達賴喇嘛，拜他為師。在電影《第六感追緝令》以性感成名的女星莎朗史東也虔誠地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向達賴喇嘛求教。」
●轉世靈童
達賴喇嘛的童年就充滿傳奇和神秘。1937年冬天，13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四年，藏人秉持達賴喇嘛能夠轉世再生的傳統，在距離拉薩東北一千多英里的安多區（現青海境內）尋找到了當時只有兩歲半的農家男童拉木登珠，這個男童表現了驚人的天性：他在第一次見到微服出訪的喇嘛時，就上前抓住僧侶帶的佛珠說，這是他的。而這串珠子恰恰是13世達賴喇嘛的遺物。而在鑒定用的眾多眼鏡、飯碗、手杖、念珠、手鼓中，拉木登珠都是一下子選到13世達賴喇嘛使用過的。那些來鑒定的喇嘛「幾乎停止了呼吸，激動、幸福地流出了熱瓷C」拉木登珠就是13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
這個兩歲的孩子頓時「身價」飛漲，當地軍閥馬步芳勒索10萬銀元（相當9萬2千美元），否則不陶o個靈童離開安多。藏人被迫交了銀元後，馬步芳又得寸進尺，再要30萬銀元。藏人雖憤怒無比，也只得屈從。這個「煩躁不安，偶爾還輕聲哭泣」的孩子被簇擁的馬隊接到拉薩後，取了法名，叫「江村強百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藏語的意思為聖佛、光輝、雄辯、憐憫、佛教博學的衛士、智慧的海洋。後來人們簡稱他為丹增嘉措。丹增嘉措五歲時，通過「坐床」儀式，被立為西藏至高無上的僧侶領袖，成為擁有1000多個房間的輝煌的布達拉宮的主人。
丹增嘉措從此開始了禁鎖深宮長達18年的背誦經書和各種學科的教育。他每天要面對經師，一段一段地學習背誦深奧的祈禱經文，而且越背段落越長，以此訓練他的辯經能力。
他7歲那年，被要求給兩萬名喇嘛誦唱一段經文的起始句。面對那黑壓壓的方陣和繚繞彌漫的香火，這個7歲的孩子幾乎暈了過去。他在自傳中說，他經常做夢逃離布達拉宮。白天最愜意的時刻，是坐在宮頂房間隔窗眺望路上那些趕著牛羊自由自在唱歌、玩耍的孩子們，幻想著自己有一天也能那樣。
●流亡印度的艱辛
1950年，中共軍隊逼近西藏，年僅15歲的達賴喇嘛在藏民懇求下出任了西藏最高政教領袖。他曾短期出逃，後返回西藏。這位年輕的領袖極力與中共斡旋，希望他的人民免遭殺戮。包括他派代表赴北京談判，在大軍壓境的威逼下簽訂了《17條協議》。在協議中，中共當局保證「不拿藏民一針一線」。可是在1959年所謂「平亂」中，中共軍隊打死了8萬7千名藏人，拿走了整個西藏。
達賴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和他一起逃走的藏民達八萬人。他在印度北部距離新德里一天路程的達蘭薩拉小鎮，建立了流亡政府。追隨他的八萬藏民在印度各州提供的一些無人居住的荒涼地區燒林平溝，建立了44座難民營。在炎熱、暴雨、燒林的黑煙和森林野獸包圍的艱苦建造中，很多藏民死亡。每逢雨季，達賴喇嘛房間的天花板就漏水，一天能接兩、三桶。
達賴喇嘛在1950年第一次逃亡時，曾帶了一千多頭馱畜，每頭載120磅金銀銅器。這些金銀被埋藏在錫金的一個棄置的馬握丑C這筆最後折合成98萬7千5百美元的資產，成為賑濟八萬難民的最初資源。六年後，難民營的糧食能夠自給自足，後來藏民生產的毛線衫風靡印度，獲得較大收入。為保存藏族文化，他們興建了藏醫中心、僧侶學院、劇院和各類學校，並修建了150個寺院。1971年開館的「藏文文獻中心」，收集藏文圖書五千多卷，約為西藏文獻的40％，而其他大量佛教文獻，都被佔領西藏的中國人銷毀。
在經濟重建的同時，達賴喇嘛領導了政治改革。以流亡藏民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出150名成員的「國民議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並制訂了保障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和普選權、私有財產權的憲法。1963年，該憲法經全體流亡藏民投票通過後，建立了代議制政府。在憲法第35條，當時年僅28歲的達賴喇嘛親自寫上了這樣條款：「根據國家最高利益，國民議會經與最高法院協商後，可以三分之二多數彈劾達賴喇嘛。」當時150名國會議員聚集在達賴喇嘛的房前，請求刪除這個條款。達賴喇嘛堅持說，「如果我們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須要有能夠改變達賴喇嘛權力的條款。這對西藏人民的今天和將來，都是絕對必要的。」
●中共使百萬藏人喪生
在至今流亡的35年之中，達賴喇嘛一直嘗試與中共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但在毛澤東時代，任何結果都沒有。
第一次轉機是鄧小平復出後，中共提出只要西藏不要求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並邀請達賴派「參觀團」回國考察，看西藏在中共領導下的變化。
1979年，達賴喇嘛派出了由他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領的第一個參觀團。然而西藏的「變化」讓參觀團成員驚駭萬分：1959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時曾有的6259座僧侶寺廟只剩下了8座，其餘全部成為廢墟。59萬僧侶，有11萬被迫害至死，25萬被迫還俗。很多寺廟被改為宰場、豬圈、牢房和倉庫。僧侶們曾被關在這些地方，多日不給食物，看守的漢人嘲弄說，「你們的佛陀會給你們送飯來的。」
更讓他們悲憤的是，600萬藏人，從1949至1979這30年間，被迫害、槍殺至死的藏人達86萬4千人，死於饑餓34萬2千人，總計120萬人，即每6個藏人就有1人喪生。據聯合國的報告，藏人的平均壽命只有47歲。西藏的最大變化是建造了更多的監獄。而中共迄今進行的40次核試驗，大多數都是在達賴喇嘛的出生地安多區，即中共現在稱謂的青海進行的。中共在西藏駐扎了50萬軍隊，全部核武器的三分之一儲存在西藏境內，並在藏區使用化學武器進行軍事演習。
洛桑三旦率領的參觀團走到哪裡，都有成千上萬的藏民圍住車隊，呼喊著達賴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訴說他們這些年來遭受的苦難。參觀團的成員也忍不住失聲痛哭，上萬藏人哭成一片的悲憤場面使陪同的中共官員不知所措。連當時在中共政府任高職的西藏第十世班禪喇嘛，也在北京給參觀團看了他身上被中共14年關押拷打留下的永久傷疤。北京當局最後停止了參觀團的活動，認為這只能增加藏人的「離心」傾向。
第二次轉機是1980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副總理萬里視察西藏。這是中共歷史上最高官員到藏區考察。胡耀邦在拉薩郊區的「反帝公社」看到藏人的住處像貧民窟，生活條件極為惡劣，震怒地在中共西藏自治區會議上質問：「中央援助西藏的專門撥款都仍到雅魯藏布江裡去了？」於是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任榮被免職。胡耀邦在會上提出，要在三年之內，讓西藏人的生活恢復到20年前的1959年水平，同時建議將在藏的85％中國人撤回內地。因西藏境內已有漢人700萬，使本地600萬藏人變成了少數。
兩年後，中共向西藏流亡政府提出歡迎達賴喇嘛返回的五點建議，其中包括，承認達賴在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地位；達賴不得為1959年的「平亂」翻案；達賴本人必須像班禪一樣長住北京。
●驅逐黑暗的蠟燭
達賴喇嘛對將他隔離開西藏人民，長期「保護」在北京像班禪一樣做人質的條件無法接受。他在《自傳》中對此寫道：「我多年的奮鬥，不是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為了我的六百萬人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我關心的不是邊界，而是想象力、創造力，這些對於人類是最重要的。而實現創造力的先決條件必須是有自由。我在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中學習到了這些價值。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獲得自由之前，我返回將是錯誤的選擇。」
為了幫助六百萬西藏人民解脫奴役獲得自由，達賴喇嘛出訪了很多國家，尋求國際間的道義支持。1987年9月，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著名「五項和平計劃」，包括建議將西藏建成一個和平區；停止在藏區進行核試驗和儲存核武器；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權和民主自由；保護西藏的文化和自然資源，放棄大量移民漢人入藏的政策；通過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他的演講受到參眾兩院議員長時間起立鼓掌致敬。
但北京對達賴的五項和平計劃根本不予理會。達賴喇嘛傷心地說，「謀求藏人和漢人之間真正的和睦，一邊或另一邊必須有讓步，或者至少有和好的姿態。自從西藏已成為被壓制虐待的群體，我們已失去了全部所有，我們還有什麼東西去提供滿足中國人呢。」
40年來，中共政府以強勢宣傳西藏的巨大進步和繁榮，指責達賴喇嘛「背叛」。達賴喇嘛為此寫道，「不管中共怎樣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和宣傳，真實依舊是真實。我們這邊沒有錢，沒有宣傳，除了微弱的聲音我們一無所有。在爭取自由的奮爭中，真實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武器。」
紐約《每日新聞》的一名記者形容達賴喇嘛謀求與中共當局談判的努力，如同「試圖用水澆平喜瑪拉雅山」。但篤信道義和精神力量能夠戰勝邪惡的達賴喇嘛一直對未來有堅定的信念。他在自傳《流亡中的自由》中寫到，他最感動的一個時刻是在1989年底他站在「柏林牆」邊的那個夜晚。「一個年邁的婦女默默地遞給我一支紅蠟燭，我很動感情地將它點燃，在夜風中，它幾次要被吹滅，但我緊緊地攥著它，那微小而撲忽飄蕩的火苗在濃重的黑暗中倔強地燃燒著，一群人圍著我，有人觸摸我的手。我祈禱著：這象徵慈悲和警示的光明，一定會溢滿世界，驅逐恐懼和鎮壓的黑暗。這個瞬間我經常記得。」
●心中有光明
無論誰有機會面對這樣一位心中充溢光明的人，心靈都會隨之閃亮。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乘達賴喇嘛來紐約參加「現代科學與宗教」會議之際，我們採訪了這位令人尊敬的宗教領袖。
●理性的兒童
他走來了。身著右臂露外、和普通和尚一樣的傳統紅色佛袍，腳登一雙現代棕色皮鞋；左手腕上四串古老的佛珠中夾著一隻摩登手錶。裸露的右臂上結實的肌肉，使他不像一個整天坐禪的和尚，倒象個憨厚的莊稼把式。
他微笑著，上前一把攥住我們的手，那瞬間的莊嚴和神情的交流，將整個空間充溢得鴉雀無聲。在那一瞬間，感到從他那寬厚溫暖的手掌中，傳遞出慈愛、真誠和信任。
來到小書房，他讓我們先選擇座位，還張羅著幫助穢韺畯戔a去的兩個小錄音機，並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們說，「可以錄音、照相，提任何問題。」那份自然、熟悉和親切，使人幾乎忘掉了面對的是一位「活佛」，一個舉世公認的宗教領袖，而是像在和父親、兄長和久別的好朋友再此相聚。當我們把小小的錄音麥克風夾在他胸前時，他安詳地讓你隨意禮迉L的佛袍，微笑得像一個靜謐的嬰兒。
面對這位世界著名宗教和政治領袖的自然和坦誠，不知怎麼，這一瞬間讓人想到意大利的法拉奇，這位採訪過霍梅尼、鄧小平、基辛格、布托和胡笙國王等很多世界風雲人物的著名女記者曾寫到：「權力是人類發明的最壞的東西。」她在採訪中發現，權力將那些世界領袖熏陶腐蝕得跋扈、專橫，做作、矯情，很多且無知、愚蠢。但是法拉奇如果採訪到達賴喇嘛，她一定會有新的感受。因為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身上自然地流露出的那種超越世俗的真誠坦然，那種如同理性的兒童般的自由自在，使每一個接觸到他的人都會感到，像是走入一片只有綠草和微風的大自然……
●台灣前途取決於人民
我們向他提出第一個問題：「據報章披露，您的哥哥去年訪問了台灣，據說是為您第一次訪問台灣做安排。您的訪問何時會成行，目的是什麼？」
「事實上，一年以前，李登輝總統的一個特使曾專程來到印度和我們商談，謀求改善我們之間的關系。他清楚地表達了對過去一些誤解的歉意。從我們方面來說，我一直渴望與台灣人民有親密的關系。我一向認為，和中國的兄弟姐妹們的親密關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台灣有了言論自由，我們可以自由地交流看法和感覺。
「我很尊敬和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遺產，今日台灣仍保留著這些文化遺產。在傳統的中國佛教中，女性的地位和男性是被視為平等的。這樣的遺產在西藏、斯裏蘭卡等其他佛教傳統中是缺乏的。我對這一點非常感興趣。我很想去台灣看看。
「但是由於過去這些年來某些台灣機構在藏人流亡地製造了一些不愉快，因此我們必須先解決這些問題。為此我兩次派特使去台灣，他們會晤了李登輝總統和行政院長，進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談。但是在一些最後的問題還沒解決之前，我的行程無法確定。」
「台灣目前正在爭取進入聯合國，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達賴喇嘛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台灣有兩千萬人民和繁榮的經濟，有自己的憲法，自己的政體和邊界，從道義上說，台灣有在聯合國佔有一個席位的權利。就像當年東西德和今天的南北朝鮮一樣。」
「台灣有些民眾要求台灣獨立。假設台灣現在宣佈獨立，您會對此持什麼態度？」
「我歷來相信這種決定必須取決於大多數人民。大多數人民的聲音，就應該是最後的決定。從根本上來說，台灣人民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不管最後大多數台灣人民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我都會接受和支持。」
●聽知識分子的意見
由於在我們採訪他的第二天，達賴喇嘛將會晤克林頓總統，並將談及美國政府是否延續中共最惠國貿易問題，所以我們問及西藏的人權狀況是否有所改善，他怎麼看待「最惠國」問題。
他認為，「西藏目前的人權狀況並沒有改善。對於最惠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我關心的是中國的自由和民主。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但不幸的是，它被極權制度所統治。中國人自己已開始爭取民主和自由。每一個人都應為中國盡快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而祈禱。
「在對最惠國的態度上，我覺得中國人有三個群體：一個是中共當局的領導者們，他們關心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權力；第二個群體是一般大眾，他們更關心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第三個群體是知識分子和學生，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群體，是對中國有著決定意義的人們。他們正為中國的民主和自由而奮爭。國際社會的對華政策，應該以這個群體的訴求為考慮的出發點。外在世界有道義責任幫助這個群體，從而向中國一般大眾發出正確的信號。我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在最惠國問題上，美國應多聽聽這些知識分子的意見。」
●胡耀邦有可能是克拉克
在我們采訪的當天，南非正在進行全民選舉，在南非300年的歷史上，第一次黑人也和白人一樣有了選舉權，它吸引了全球矚目。我們問達賴喇嘛在這一歷史時刻，有何特殊感受。
他沉緩地說，「此刻，我想到西藏人民的苦難處境，感到傷心。但是，正在南非發生的事情，和已在中東進行的和解，給了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去堅持非暴力的談判和解。這樣的方式正在世界各地發揮作用，並變成現實。不久前，還沒人能預想到拉賓和阿拉法特能夠握手，並相互微笑。幾個月前人們不可想像的事，今天變成了現實。這種積極的外交，給於我們更多的勇氣，更多的希望。
「他們能做到的事為什麼我們藏人和中國人就不能嘗試。在過去的兩百年中，藏人與中國人有過一些時間不愉快，但基本上是和平的。為什麼我們今天不能去發現一些共同點，然後相互磋商呢？
「我相信，如果中國人民的真正願望和實際追求能夠體現成政策，我們就能解決現在的問題。但遺憾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有著狹隘的、頑固的想法和行為。這是問題的癥結。當中共領導人和他們自己的人民溝通都非常困難時，還談何與藏人溝通？」
「那您是不是認為今天在解決漢藏問題上，中共領導人中不會出現像南非白人領袖克拉克那樣識大體、能夠讓步的領袖？」
達賴喇嘛沉思了一下說：「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胡耀邦還活著，並且在權力中心的話，他或许有可能成為中國的‘克拉克’。但現在對鄧小平來說，已經太晚了，他太老了。」
●毛澤東使他恐懼
達賴喇嘛談到的近代藏人歷史是多災多難的。1904年，在13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為西藏政教領袖時，就發生英國人入侵西藏事件。土登嘉措被迫逃亡外蒙兩年。英人撤出後，清王朝的軍隊又要進藏。土登嘉措為此專程從拉薩經過兩千多里的車馬跋涉到了北京，會晤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謀求漢藏和平。但13世達賴喇嘛在京期間，光緒和慈禧突然相繼去世。土登嘉措只好返藏。
不久，清朝政府命川軍進藏。軍紀敗壞的川軍一路亂殺，打進拉薩。當時有兩萬藏人正在大昭寺舉行傳統的「默朗木」祈禱大會，川軍沖進開槍亂射。13世達賴被迫逃亡印度。清朝廷隨後下令革去13世達賴喇嘛的稱號，另尋靈童。此舉引起中外佛教徒憤怒，認為是「侮辱佛教」。清廷感到事態嚴重，不可對佛教不恭，最後派人去印度勸說13世達賴喇嘛返藏。
1950年，毛澤東在北京建立紅色政權後，這種歷史又再次重演。但不同的是，雖然清王朝像成吉思汗的元朝一樣一度佔領了西藏，但都出於對佛教的不敢冒犯，最終撤兵。而共產黨是什麼宗教也不信，什麼都敢褻瀆的，所以無所畏懼地以大兵橫掃西藏，且駐軍至今。
1954年夏天，19歲的達賴喇嘛和17歲的班禪喇嘛一同赴京，謀求漢藏和好。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寫到，毛澤東給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誠。毛對他說：「西藏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們有瑰麗歷史。很久以前，你們征服了很多中國的土地，但現在你們落後了，我們希望幫助你們。也许20年後，你們又走在我們前面了，你們再回頭幫我們嘛！」達賴喇嘛說，「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達賴和班禪在北京逗留了七個月。在這期間，年輕的達賴幾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國和馬克思主義。他發現這些共產黨人主張的平等、正義等，正是佛教精神。一度他想成為一個共產黨員。
但兩件事使達賴對毛產生恐懼。一次是藏人在京慶祝新年，毛澤東受邀出席。在慶祝儀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拋擲糕點敬獻佛祖時，他也抓了兩撮，將一撮朝上方仍了，然後狡疆a一笑，將另一撮仍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時間，向達賴建議該如何管理西藏。談得興起時，將頭貼在達賴的耳旁低聲說：「你人不錯，態度很好。但記住，宗教是鴉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為和尚尼姑要單身；第二，它忽視物質建設。」年輕的達賴驚恐地低頭掩飾慌亂和恐懼，因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毀佛教。
●我不懂中國人的想法
毛澤東對達賴喇嘛一直十分看重。當1959年中共軍隊以「平亂」控制了整個西藏後，毛聽到匯報馬上問，「達賴喇嘛怎麼樣？」當聽說達賴已逃去了印度，他沮喪地說，「這場仗，我們輸了。」
達賴通過中共在西藏的暴行得出，毛澤東對他酗U的諾言都是謊言。達賴喇嘛在印度曾見到周恩來，說出他對中共的恐懼。周卻說，你不用擔心，西藏現在什麼都很好。達賴在《自傳》中寫道，「但當時實情是，西藏的情況比想象的還糟糕。他們撒謊從來都不猶豫，就像他們一貫這樣做的。」達賴困惑地寫道，「說真話，我始終不能全部懂得中國人的想法。」
因此我們問他，「您在自傳中提到毛澤東、周恩來都不說實話。鄧小平政權也缺乏誠意。今天您謀求與這樣的共產政權談判解決西藏問題，會有多少實質意義呢？」
達賴喇嘛大笑起來，然後說，「這是一個難答的問題，非常難答的問題。這樣說吧，不管我們信任他們還是不相信他們，我們都不得不與中國政府打交道。這裡沒有別的選擇。但是，我相信，我們都是人，在開始時，可能沒有完全的信任，但是通過共同的努力和直接的交流，是有可能發展出信任的。」
●中共找靈童遇阻
北京政權雖然對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談判協商一直不予理會，但最近卻因尋找班禪轉世靈童遇到麻煩，而不得不試圖與達賴喇嘛聯係。
第十世班禪於1989年2月突然病逝後，中共開始著手尋找轉世靈童。此舉遭藏人強烈反對。拉薩街頭貼出很多抗議標語，如「沒有達賴喇嘛親自認定，中共單方面決定的班禪轉世靈童，我們西藏三區人民絕不承認，並抗爭到底！」
為此我們詢問達賴喇嘛如何看待這件事。他說：「中國政府並不想讓我涉入此事。但是藏人要求我參與。歷史以來，達賴喇嘛從來都是參與尋找確認班禪轉世靈童。所以現在中國政府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我們接著問他，「如果最後中共單方面確定班禪轉世靈童，您是否承認？」
他不經意地觸動了一下手上的佛珠說，「我的立場是，如果這一尋找鑒定過程沒有政治動機，真正是按照藏人的傳統方式作業，無論是誰來進行都無所謂，如果西藏人民接受，我就承認。但自相矛盾的是，中共一方面說宗教是腐朽的迷信（大笑），一方面卻堅持由他們去找靈童。顯然這裡純是政治原因。」
沿著班禪的話題，我們問他，「幾年前我們在中國大陸時就聽說班禪在北京曾秘密結婚，娶的是中共高官董其武的孫女，並生有孩子。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達賴喇嘛回答得十分簡單：「班禪也是人啊。」
「但他是一個和尚，尤其他是班禪喇嘛，按佛教傳統他不可娶妻生子啊？」
面對我們的追問，他闡述說，「當然，和尚應該是單身。這是戒律。但個人有選擇的自由，遵守這個戒律是自願的，佛祖對這點說得很清楚。如果你一旦不選擇遵守這個戒律，無論是娶藏族女孩或是中國姑娘，都不重要了。」
●班禪的內心痛苦
雖然在藏人歷史上達賴和班禪經常不和。而且第十世班禪在北京娶妻生子，並多次發表過附和中共政權的言論，但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寫到班禪時，仍一往情深：他們曾通過三次電話，其中兩次都是班禪在北京，達賴在印度。達賴喇嘛擔心中共方面竊聽，因此談得很謹慎。果然，兩周後，電話內容就出現在北京的一份內部簡報上。
第三次通話地點不同，班禪出訪澳大利亞，達賴在德國。達賴喇嘛寫道，「班禪將隨從人員都打發掉後，安排了這次電話。雖然通話時間並不長，但那足以讓我相信，在班禪心中，他仍忠於自己的信仰，忠於他的人民和他的國家。」
達賴喇嘛對班禪內心世界的瞭解是有根據的。1962年，中共勸說班禪公開譴責達賴喇嘛，承诺說這樣他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代理主任的「代理」兩字就可去掉。但遭到班禪拒絕，為此他被禁止公開講話。
1964年3月，拉薩召開傳統的藏人傳昭大法會，中共再次要求班禪喇嘛到會上發表譴責達賴喇嘛「背叛祖國」的講話。面對黑壓壓的一萬多藏族同胞和四周的中共軍人，當年27歲的班禪坐在拉薩大廣場的高高寶座上，一語驚人。他說：「達賴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領袖，如果他安然無恙，藏人的吉祥之源就不會洶z。藉此聚會，我重申我的信念，西藏一定會重獲獨立，神聖的達賴喇嘛一定會返回，達賴喇嘛萬歲！」
班禪隨即被逮捕。從此沒人知道他的下落。1978年，魏京生在北京的「民主牆」貼出大字報，披露他的藏族女友的父親和班禪一道長期被關押在北京郊外的「秦城監獄」。班禪曾企圖自殺，他拒不進食後對看守說，「你們可以把我的屍體送交中央委員會。」
●性、愛情和婚姻
沿著班禪個人生活的話題，我們說，「可否向您提一個冒犯的問題？」達賴不假思索地連聲說，「可以，可以。」
「您是否夢想過有妻子、孩子和婚姻？有沒有過性欲沖動？」
「哎呀，我現在都是59歲的人了，那些婚姻呀愛情的年齡早都過去了。」他說著哈哈大笑起來。達賴喇嘛的開懷大笑是世界出名的。因為他笑的那樣自然、奔放。他曾回答一名西方記者說，他從小就喜歡笑，後來他得知開懷大笑有助於健康，就更笑不可止了。這種坦然的大笑一下子將人們的心靈拉近。達賴喇嘛的崇拜者影星李察基爾曾說過，「達賴喇嘛有超常的能力，他讓任何人在他面前感到舒坦自在、無拘無束。」他的隨和與謙恭讓他身邊的人隨時可以感覺到。例如，在我們的交談中，當他的助理毫無拘束地糾正他的英文語法錯誤時，他總是像一個小學生一樣歪著腦袋認真地聽，然後重復一遍正確的。
他笑著，像孩子比武那樣握緊拳頭展示雙臂的肌肉說，「我十五、六歲的時候，身體很健壯，感到有性的欲望。」他停止了笑，認真起來：「幸運的是，在那一階段我正發展著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和對打坐冥思訓練的熱衷。這些幫助我平靜了那些欲望。」
他接著說，「我認識很多結了婚的人，他們有的很幸福，有的有一大堆問題。有時為沒孩子苦惱，有時孩子太多，要計劃生育，要流產，還有避孕套等很多問題。有的傷心地離婚，造成孩子心理不平衡。和我們的生活相比，婚姻生活有它令人興奮的瞬間，也有讓人極為沮喪的時刻，很像一條忽高忽低的曲線。而和尚尼姑的生活，則像一條直線，沒有高潮，也沒有低潮。或许我們的生活沒有那麼令人興奮，但也沒那麼多煩惱。從長遠來看，或從健康角度來講，都有益處。」
對於「性」，他曾對西方記者引用一位佛教哲學家的話解釋說，「如果你癢，撓一撓會感到很舒服。但如果從來不癢，不是更好嗎？」
●喜歡飛機大炮機關槍
有文章描述，達賴喇嘛從小就喜歡戰爭玩具，如飛機，坦克等。現在對二次大戰時的圖片很著迷。而且在拉薩時他就有槍，現在印度的住處，他還保留著一支步槍。我們問他，「這些是事實嗎？它與您一向主張的非暴力哲學怎麼能夠統一呢？」
他笑著連聲說，「是的，是的。我喜歡這些戰爭圖片，那些機器令我著迷。例如那些飛機、大炮、軍艦和機關槍，多麼複雜，吸引人啊！」
達賴的話使我們想起他從小就喜歡拆各種機器，探究內部運轉的奧妙。他曾將一台電影放映機拆卸，又憑記憶裝好。十三世達賴喇嘛留下三台汽車，他自學內燃機原理，竟修好了兩台，他開了出去，結果撞到了樹上。修表是他的業餘愛好。至今在他印度的工作間裡，還有一些破舊的手錶等待修理。他曾對朋友說，如果他不被選擇做達賴喇嘛，他或许會成為一名機械工程師。
對於喜歡戰爭圖片原因，他對我們說，「看到那些殘酷，想到這些武器給人類帶來的摧殘，更加強了我的非暴力哲學理念。我從小到現在都不能看人受傷，連殺死一個動物都不敢看。」
我們問他，「如果時光倒轉，您可以自由選擇，您是否還願意做達賴喇嘛？」他十分肯定地回答，「我想做一個普通的人。」
「為什麼？達賴喇嘛多重要啊！」
「我一直強調，我不多不少，只是一個普通的佛教僧侶。而且我曾鄭重聲明過，當西藏獲得自由我返回時，將不再擔任政界任何職務。這是我正式確定的。」
達賴喇嘛的這一想法由來已久。在1985年，他就對人透露說，「很多預言表明，我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整個世界都在變化，也许達賴喇嘛根本就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即使保留達賴喇嘛，選定方式也會與傳統不同。」而且，一向十分相信科學的達賴喇嘛曾語驚藏人：「佛教是接受真實的，盡管佛教相信轉世，但如果科學證實沒有轉世，我們一定接受科學。」
我們追問：「如果西藏自由了，您返回後，將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他堅定地說，「我們已決定要建立民主制度。當然，具體採用什麼樣的民主體制，是美國式的總統制，還是英國式的議會制，還有待於六百萬西藏人民最後決定。」
他做著手勢強調說，「西藏問題，最終要由漢藏兩族人民來解決。如果中國人和西藏人對待對方像兄弟姐妹一樣平等，我們之間就不會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我並不是說我們對西藏問題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中國人關於西藏的看法就是錯誤的。但中國和西藏關系的性質不應該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歷史上從來都不是。沒有偏見和不受政治影響的歷史學家，應該做真實的研究並傳遞真實。」
我們就勢向他提出最後一個問題：「您一直謀求與北京政府進行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但是您如何看待中國普通民眾的意見和在解決這一問題上的作用？」
達賴喇嘛立刻很動感情地說，「我歷來十分高興見到中國兄弟姐妹。我常向藏人說，尋找你們能發現的每一個中國人，和他交朋友。我們需要中國公眾的理解，至少是來自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推崇民主自由這些價值，而北京的共產政權不相信民主和自由。對於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民來說，他們也是受害者。」
他完全沒有要結束談話的意思，但他的助手和工作人員已焦急地等在他身邊，因即將開始的會議正等待著他。他只好站起身來與我們緊緊擁抱，並親自給我們帶上藏人象徵友誼的哈達。我們祝他保重，他拍著我們的肩膀重復地說著：「我們都責任重大，我們都責任重大。」
他走出房間後，又轉過身來，合手致佛教禮，微笑著說了一句中文：「謝謝，再見！」
當達賴喇嘛的身影消失之後，我們才突然醒悟，我們實在有失禮節。因為按佛教規矩，客人拜見達賴喇嘛後，應先退出，而且不能轉身就走，應緩緩地倒退著出去。但從達賴的傳記中得知，他極力主張簡化那些傳統的繁文縟節。一次一個西方記者采訪他之後，按規矩倒退著出去，因不習慣，退得搖搖晃晃。達賴喇嘛笑著上前抓住他的雙臂，向後一擰，然後推了他一把，把他送走。
●如果他不是上帝
達賴喇嘛那親切的微笑清晰地定格在我們腦中。我們回味並思索著這次采訪，忽然意識到，有些中國人對達賴喇嘛的認識存在一個誤區，一提起達賴喇嘛，就只想起西藏獨立。其實，達賴喇嘛的生命與宗教哲學，他對世界責任與人類尊嚴的追求，已使他的價值遠遠超出了西藏人民的領袖。在他的著作和演講中，他總是強調人的同類意識和共同負有的世界責任；教誨人們追求精神價值，相信愛、慈悲和寬容才能帶來真正的個人、家庭和世界的和平。「我們是有著共同屬性的人類，我們要開掘內心深處對他人痛苦的關心，不管他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他在領取「諾貝爾獎」致辭時這樣闡述他的角色：「首先，我是一個世界公民，我有人類責任。第二，我是一個佛教僧侶，我力圖向精神世界貢獻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個藏人，我對西藏的命運負有責任。」
作為一個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對其他宗教的尊重和寬容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他認為所有宗教的宗旨都是為人性服務的，有多種多樣的宗教理論並存是對人類有益的，因為「人是各種各樣的呀，」他說：「我利用所有的機會去發展與其他宗教的友好關系。」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他十分強調「主權在民」。他說在印度流亡地制訂的憲法只能稱為「草案」，因為必須將來由全體六百萬藏人選擇批準。他認為將來西藏不管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制度，都要一人一票選舉。即使達賴喇嘛是否繼續存在，也聽從於全體藏人的決定。他甚至考慮採用梵蒂岡式的選舉制度來選擇達賴喇嘛和各級僧侶。
作為一個自幼就集宗教和政治領袖於一身的達賴喇嘛，人們難以想象他怎麼能夠產生那麼多平民意識和那種家庭成員般的親切坦誠。
我們困惑：如果他是人，何以能夠在這個庸俗做作、物欲橫流的世界保持單純、自然和精神超越。如果他是神，怎麼能夠那樣充滿可以觸摸的親近、熟悉和熾熱的人間之情。
我們感嘆：這是一顆塵世少有的超脫的靈魂，這是一個人間罕見的接近大自然的血肉之軀。面對他那靜謐的微笑，他那兒童般的純真，你想起一片海洋，一片森林，一片小草，你感到反對他的人像反對大自然一樣不可思議 ……
作者附記：
我們的採訪，得到了在華盛頓「國際聲援西藏組織」政治分析員阿沛•晉美先生、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事處主任Rinchen Dharlo先生和該處新聞秘書Thubten Samphel先生的幫助，特此致謝。
本文所引用的數字和歷史資料，出自下列中英文書籍：
《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薩）
《達賴喇嘛傳》，牙含章編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北京）
《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1993年編輯出版（印度，達蘭薩拉）
《Great Ocean》，by Roger Hicks & Ngakpa Chogyam（England）1984
《The Dalai Lama，A Policy of Kindness》，by Sidney Piburn（New York）1990
《Freedom in Exile》，Tenzin Gyatso，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of Tibet（London）1990
——原載美國《世界日報》世界周刊1994年7月1日
199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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