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誰“下棋”

曹長青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上的發展,和海外民運進入低潮,一些奇奇怪怪的民運理論也出現了﹕民運要做共產黨的“合法的反對派,合作的反對派”;“共產黨也有存在的權利”等等。

這些說法咋看上去似乎符合民主理論和民主程序;但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它在根本問題上錯了﹕錯在把西方民主運作的方式套用於中共極權統治,錯在把共産黨當成了美國的民主黨或台灣的國民黨。

這種錯誤之所以發生,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對共產黨的本質認識不清;二是對海外民運的角色認識不清。

一、中共的本質是什麼

人們談到共產黨的本質時,一般用“一黨專制,極權統治”等抽象的政治術語來概括。如果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解釋,中共就是壟斷“棋局”的棋手;正施暴的強姦犯;囚禁迫害無辜者的監獄長。

如果說中國大陸的政治是一盤棋,共產黨則一直壟斷著棋局。它使用軍隊和警察剝奪了所有人的下棋權利,不僅監禁迫害那些要求下棋的人,還鎮壓那些可能成為棋手,或僅僅有潛在棋意識的人。因而沒有任何人能坐到共產黨的對面同他對奕,更不要說平等比賽了。於是共產黨和相當一批被洗腦的中國人同時說﹕沒有共產黨,哪還有另外一支政治力量來穩定棋局?當共產黨把所有的棋手和可能的棋手都監禁和鎮壓後,當然他就成“唯一”。這個“唯一”是靠殺害“唯二”、鎮壓“唯三”來維持的。

期望做這樣的“棋手”的“合法的競爭者,合作的比賽棋手”可能嗎?他連你有下棋的權利都不承認,更談不上承認你是和他賽棋的對手,你怎麼才能實現與他“合作、合法”地“良性互動”呢?要“合”共產黨的“法”首先和最根本的就是服從它壟斷棋局的現狀;要與它“合作”,就得像國內那“八個民主黨派”一樣做花瓶和擺設。

中共專制者也就是強姦犯,一直在對百姓施暴。如果受害者不是勇於起來反抗,反而呼籲要爭取做強姦者的“合法的反對者、合作的反對者”,與強姦者“雙方良性互動”,結果又能是什麼呢?如果強姦者有這樣的理性,他開始就不會施暴。這樣的“呼籲”不僅不能制止暴行的繼續,更會加強施暴者的得意﹕“我強暴他,他都承認我的合法性,要和我‘合作’,爭取與我‘良性互動’,對這樣的愚昧者只能強暴他!”

共産統治把中國變成了一所大監獄,共產黨成了監獄長,人們被剝奪了自由,被獄方隨意地摧殘、迫害、以至屠殺。這種囚犯和監獄長的關係性質,決定了不可能有“良性互動”的局面,不管被囚禁者如何努力爭取做監獄長的“合法、合作的反對派”,都是無濟於事的。唯一的出路是砸碎高牆,摧毀監獄制度,建立自由的社會。

有些中國人來到西方社會久了,權利意識增強了,有時就以誰都有存在的權利、讓人民自由選擇的理論為理由,強調共產黨也有存在和被選擇的權利。但我們上面描述的那個中囯共產黨有存在的權利嗎?沒有!因為中共幾十年的血腥統治,使多達五千萬中國人異常死亡﹕

據西方學者的研究統計,在五十年代初“鎮反”和“土改”時,中共就殺害了200萬人。而在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失敗後的六十年代初,有多達3,000萬中國人被餓死。

兩年前上海《社會》雜志發表的統計數字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死亡人數為4,040萬至4,319萬之間。”

專門研究中國大衆死亡的夏威夷大學教授拉邁歐(R. J. Rumel)在《中國的血腥世紀》的專著中的統計:“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兩年前出版但立即被當局查禁的《中國“左”禍》一書的統計數字﹕“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因饑餓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數為五千萬。”

而7年前發生的六四屠殺,僅據中國人民大學丁子霖個人之力的調查,有詳細個人資料的遇難者就有96人,最小的遇難者才九歲。今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當前社會狀況”研討會上的內部發表的統計資料,“六四”事件中全國各地死亡人數為931人,22,000餘人受傷。(《爭鳴》,1996年6月號)

五千萬相當於八個香港人口的總和!而這五千萬死於中共統治下的人數,還不包括那些因政治迫害導致傷殘的,精神失常的,在監獄和勞改營荒廢了青春,喪失了健康,熬過漫長苦難歲月的倖存者。

對這樣一個共產黨犯罪集團,應該是推翻它的統治,取締它的存在,追究和審判它的罪行。有人說,美國就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美國的共產黨沒有這樣的罪行。如果美國的共產黨主張暴力屠殺,摧殘迫害無辜,照樣會被繩之以法。正如對希特勒的納粹集團,人們首先要做的是把他們送上“紐倫堡審判台”,而不是強調他有存在的權利的問題。有人說,現在俄國、波蘭等很多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産黨就有存在的權利。但一個顯見的本質性差別是,那些國家原來的共產黨統治都已被推翻,現在的所謂共產黨已經放棄一黨專政、壟斷軍隊和新聞、實行共産主義統治的主張,願意通過選票等民主方式來讓人民選擇。

有人會強調,我主張“共產黨有存在的權利”是指中共一黨專制被結束之後,多党競爭時,主張民主的共產黨組織也有存在的權利。從民主原則出發,這種觀點沒有錯。但到那個時候雖然共產黨有存在和被選擇的權利,絕不等於我們要選擇它。不忘記苦難的人們是不會再選擇它的,因為它有血債累累的前科。“共產黨”三個字,讓人想到的就是迫害和屠殺。如同“納粹”兩個字代表著種族滅絕一樣。如果現在有主張民主的政黨仍然取名叫“納粹”,有記憶的人絕不會再選擇它。因為他還取名叫“納粹”,就說明它和以前的納粹有一定的血肉聯繫。這就像一個強姦犯結束服刑,痛改前非後,我們承認他有存在的權利和競選公職的權利,但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選擇這樣有強姦歷史的人?為什麼不選擇沒有犯罪前科的人,為什麼不選擇那些與“強姦犯”長期抗爭的人?難道中國就沒人了嗎?尤其是那個“強姦者”施暴的歷史還歷歷在目,那些被迫害摧殘者的傷口還沒有結疤,難道中國人就要如此健忘?難道中國的知識份子就要如此的賤骨頭?

雖然共產黨專制結束以後,人民有權利再選擇共產黨,但知識份子更有責任呼籲民衆不選擇共產黨。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在不久前波蘭大選時,當前共產黨人與瓦文薩競選總統時,幾十名著名波蘭知識份子公開發表了聯名信,呼籲民衆不要選擇前共產黨人。在6月16日要進行的俄國總統大選中,俄國主要的報紙媒體也是一面倒地支持葉爾欽,呼籲民衆不要選擇共產黨候選人。雖然俄國的知識份子認為葉爾欽有很多錯誤,並被認為是“小惡魔”,但仍是呼籲俄國人不要選擇共産党這個“大惡魔”,雖然俄共現已公開宣稱放棄斯大林列寧主義。而中囯共產黨還在獨裁施暴,還沒有走到目前俄國共產黨這一步,中國人,尤其是海外民運人士或異議人士就急於喊“中囯共產黨也有存在的權利”,要保護共產黨被選擇的權利了。

當中囯共產黨現在還在用暴力壟斷著“棋局”,強姦著民意,囚禁迫害著億萬無辜者時,主張這樣的共產黨有存在的權利,就等於是主張屠殺有存在的權利、強姦有存在的權利、囚禁無辜的監獄有存在的權利。這種主張客觀上是專制者的同謀。就算你是指將來中共變成現在波蘭、俄國這樣的共產黨時有存在的權利,那麼現在就迫不及待地呼籲,也只能對民衆起誤導作用。正如一個強姦犯正在施暴,你卻高喊強姦犯也有存在的權利,這種喊聲只會誤導民衆對施暴者殘忍本質的認識,降低人民推翻強姦制度的努力,削弱人們對強姦犯一定要繩之以法的信念。

二、海外民運的角色

導致出現民運要做共產黨的“合法的反對派”,“合作的反對派”等主張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海外民運的角色認識不清。

所謂“海外民運”和“海外反對黨”是中國人的特産。因為自1917年共産主義獲得權力以來,所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都沒有所謂“海外民運”和海外“反對黨”。著名的流亡組織,像“西藏流亡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樣的准流亡政府,都不是與原政權競爭政治權力的“反對黨”,而是國家與國家性質的關係。包括原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等所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當年有“海外民運”和海外“反對黨”,只有海外流亡異議人士。即使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的海外反對者,也沒有組織“反對黨”。不久前薩達姆的女婿叛逃,後來返回伊拉克被薩達姆殺害,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位“女婿”想說服薩達姆政權的海外反對者組成“反對黨”,他來做首領,但遭到拒絕和冷遇。即使台灣的異議人士,也沒有在海外組織反對黨或海外民運,而是在本土抗爭,成立了反對黨“民進黨”。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在海外組織“反對黨”?因為所謂“反對黨”,其基本條件是,一是要在本土。二是執政當局對這個“反對黨”的存在有一定程度(不管有多少)或某種意義上的承認。三是它有民衆支持的政治資源。這些條件使它可以用組織罷工、集會和遊行示威等手段對執政當局施加壓力。在能夠對執政當局構成足夠壓力的條件下,它才可以與執政當局討價還價。在這種條件下,它有時運用的妥協和某種讓步等策略才能有效果。例如緬甸軍政府曾長期監禁民權領袖昂山素姬,條件是只要她同意出國,就可獲釋。但她拒絕到海外開展民運,而是堅持在國內領導“反對黨”與當局抗爭。

只要在海外,不在本土,你就沒有本土的民衆這一最重要的政治資源,就無法與執政當局直接對抗,構成對它的實際壓力。所以你提出的“合作、合法”和“妥協”“讓步”等策略都毫無實質意義,對方也會不屑一顧。中囯共產黨至今不僅不承認海外民運的“反對黨”地位,還把你列入“黑名單”,不讓你入境,有的入境時還被逮捕。在這種情況下,你空喊我要和你“談判”“對話”“妥協”“講策略”,做你的“合法、合作的反對派”,不是荒唐可笑嗎?這完全是在根本沒有下棋對手的情況下,就高喊“我要讓棋!車、馬、炮讓給你”,“要講下棋策略”和“下棋規則”。誰和你下棋啊?你連棋局都進不去,別讓共產黨笑話你自作多情了。

中國海外民運的角色不可能是“反對黨”,而只能是持不同政見者的群體抗議運動,它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堅持完全否定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道義原則,對共産專制發出譴責的聲音——指出“皇帝沒穿衣服”的真實,向大衆傳遞中共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本質,呼籲人們起來推翻共産統治。而不是謀求與共產黨合作,良性互動,“體制內改革”。

中國近代歷史有著深刻的教訓和經驗﹕當年孫中山在海外從事民運,就沒有在海外組織清王朝的“反對黨”,也沒有提出做清王朝的“合法、合作的反對派”,更沒有主張與清王朝“朝野雙方良性互動”,從不認為清王朝也有“存在的權利”。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大清王朝的本質是專制。只有推翻這種專制,才有民主的可能。康有為、梁啓超和“六君子”等主張與朝廷“合作”,體制內改良,結果遭到殺頭和逃亡的的命運。很多志士仁人像“六君子”一樣,為他們對專制的幻想和愚昧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歷史就在眼前,我們不能再重蹈。

(載紐約《北京之春》1996年7月號)

199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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