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後的布拉格和華沙

曹長青

共產主義垮台後的東歐,一直是世界,尤其是中國大陸人關注的焦點。任何一個前東歐國家的經濟波動,或共產黨人重新獲得權力,都令世人憂心。我曾讀到和聽到過很多關於東歐國家的現狀的評論,不少是負面的。但我上個月親自到波蘭和捷克采訪考察的結果則是相當令人振奮和樂觀的。

●在自由報刊裝點下的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在結束共產統治後,發生了捷克與斯洛伐克分成兩個國家的變化,但雙方都表現得理性而平和,尤其是捷克,面對斯洛伐克要分離出去的要求,既沒有用飛彈演習威脅,更沒有使用武力干涉,而是尊重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選擇。捷克人民有這樣的理性和現代人權意識,新聞自由和總統哈維爾的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作用。

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可以充分感覺到新聞自由的氣息。書報亭裡,各種各樣的報刊在出售,種類多得驚人。我在一個報亭隨手數了一下,雜志就有234種、報紙61種,其中不僅有捷克當地的報刊,還有西方國家的主要報刊,如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英國的《獨立報》、《泰晤士報》、《金融時報》,法國的《世界報》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匯報》、《明鏡周刊》等。

●在捷克的“歐洲自由電台”

但即使這樣,捷克總統哈維爾還認為新聞自由的程度還需繼續提高。本來共產主義在東歐和原蘇聯垮台後,美國就準備撤銷“自由歐洲電台”,認為它的任務已完成。但哈維爾認為,在後共產時代的東歐和俄國,人們還是需要“自由歐洲電台”來告訴人們世界上發生的新聞,保持一個獨立的聲音是必要的;同時,剛剛結果共產統治的東歐和俄國,新聞人員沒有能力向大眾提供客觀、公正、獨立和專業化的新聞。“自由歐洲電台”現在設在了布拉格,捷克免費提供了辦公大樓。

除了新聞自由和政治穩定,捷克的經濟發展也是整個東歐最好的之一,全國失業率低於3%(德國的失業率是9.6%,法國是12.4%,西班牙超過了20%,美國是5.2%)。布拉格的失業率是零。

●李志綏的書登上波蘭暢銷榜首

新聞自由的景觀在波蘭同樣引人注目。在華沙中心火車站裡,就有很多書報亭,出售的報刊雜志和布拉格一樣種類繁多,形形色色。其中最讓我驚訝的是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被擺在各個書報亭的顯著位置。當地一位記者朋友告訴我,這本書的波蘭文上個月出版後,迅速登上暢銷書榜。我在時,它已攀到波蘭全國暢銷書榜首。這本書的封面是毛的畫像,定價合美金13元。我不解地問波蘭朋友﹕“一般波蘭人的月薪才是300美元,這麼貴的書怎麼能這樣暢銷?”波蘭朋友解釋說,“波蘭老百姓對獨裁者毛澤東的秘聞非常感興趣,很多知識份子也在研究它。”

●嚴肅報紙發行量最大

最讓波蘭新聞界自豪的是,他們有一張被譽為“波蘭的《紐約時報》”的嚴肅報紙《新聞報》(Gazeta)。令我吃驚和興奮的是,這樣一張嚴肅的報紙卻是波蘭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在該報的總部大樓,副總編輯培斯維奇(Piotr Pacewicz)告訴我,《新聞報》周日發行50萬份,周末達到70萬份。在只有3,700萬人口的波蘭,能達到這個發行量是令人驚奇的。鼎鼎大名的《紐約時報》周日發行量才77萬份,周末約150萬份。《新聞報》在全波蘭有24個地方版,不僅發行量大,而且內容嚴肅,新聞專業化程度相當高。我翻閱了一下這張報紙的近期存報,發現它報道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共對台灣的導彈演習,該報都用很多版面圖文並茂加以報道。對西藏人權狀況,該報也給予很多關注。在《新聞報》總部的各個樓梯口,都張貼著被中共關押的西藏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照片。

《新聞報》的波蘭文全名是《Gazeta Wyborcza》,意思是《選舉期間的新聞》。培斯維奇向我解釋說,因為這張報紙是在1989年6月波蘭全國大選期間正式公開發行的。在這之前,它是一張地下周報,1982年由10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創辦,秘密發行。現在《新聞報》的總編輯、副總編輯和主要編輯記者都是前持不同政見者,是當年辦地下報紙的主力。聽到培斯維奇的介紹,我十分感慨東歐知識份子和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思路的不同。在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們想的是在“體制內”改革,在不挑戰共產政權合法性的前提下,嘗試“思想解放”。即使當年比較開放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深圳青年報》等報刊,苦心琢磨的仍是“鑽共產黨政策的空子”或“打擦邊球”,而不是像波蘭的知識份子那樣從一開始就是站在專制的對立面,否定共產政權的合法性,通過地下報紙,傳播必須結束共產主義的真實。

《新聞報》的現任總編輯就是當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現在他在《新聞報》發表的文章對波蘭思想界有相當的影響力。而《新聞報》對整個波蘭社會的轉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八月六日《紐約時報》曾發表一篇題為“病態的東歐新聞”的社論,對東歐各國的報紙,包括俄國的報紙的非專業化傾向進行了尖銳批評。同時指出,只有兩張東歐的報紙是出色的,一張是布拉格的《Respekt》,另一張就是華沙的《新聞報》。

●波蘭大選,中國屠殺

波蘭知識份子這種站在專制政權對立面,否定共產主義,從事地下斗爭的智慧和勇氣,在我采訪華沙的“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時有了更強烈的感受。該基金會的幹事考茲埃特(Adam Koziet)向我介紹說,在共產黨還執政時,這個基金會就在地下成立,20名發起人中有記者,醫生,法官、物理學家,法學教授,還有當年反抗納粹的英雄等。當年這個基金會的成員百分之九十是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向國際社會揭露共產波蘭的黑暗,譴責當局踐踏人權。在共產黨倒台後,這個基金會才由地下轉入公開。現在這個基金會不僅關注波蘭的人權和監督波蘭政府,還關注其他國家的人權。在考茲埃特辦公室的牆上,張貼著達賴喇嘛、失蹤的“轉世靈童”的照片。該基金會規定,它的任何成員一旦成為政府官員,就必須從基金會退出。

當我提到中國流亡者中有人認為是中國的八九民運和天安門屠殺推動了東歐的劇變。考茲埃特對此沒有正面回答,他說,1989年“六四”那天,正好是波蘭全國大選,波蘭人第一次享受投票選舉的時刻,卻聽到北京正在屠殺,心情極為痛苦和感慨。“那天有幾千人在投票後去了中國領館前示威抗議。”不言而喻,在中國人還不相信共產黨會屠殺的時候,波蘭人民已經開始用選票埋葬共產黨了。原因就是這樣簡單﹕在中國知識份子先是感激涕零鄧小平的改革,繼而千呼萬喚胡耀邦、趙紫陽時,波蘭知識份子們卻在用地下報刊和地下組織傳播從根本上結束共產黨統治的聲音。

●“中國模式”不成立

波蘭的經濟曾一度是中國知識份子爭論的話題,因為它采用了哈佛教授賽克斯的“震蕩療法”。給現任波蘭國會議員Onyszkiewicz(他曾在1992至93年出任過波蘭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做了五年助理的普拉塔斯(Arkadiusz Protas)先生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詳細介紹了“震蕩療法”給波蘭經濟帶來的活力,以及波蘭的政治情況。他說,由於“震蕩療法”,波蘭多數企業迅速實現了私有化,經濟一直穩步成長,1995年的經濟成長率達到6.5%,使波蘭成為東歐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今天已沒有人議論震蕩療法,因為它的成效已有目共睹。即使在當時,雖然普通民眾有怨言,但大學生和知識份子,都認為長痛不如短痛,短期做一下犧牲是值得的。”

當談起波蘭的政治,普拉塔斯精熟得如數家珍。他說,雖然前共產黨人當選上了波蘭總統,但他的政見與華勒沙幾乎一樣。現在的波蘭共產黨也不強調他們是共產黨了,而是認為他們是“專業化的政治家”。普拉塔斯強調說,波蘭再回到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連波蘭總統,這位前共產黨人也在選舉時公開宣稱﹕“共產主義時代已經死亡並被埋葬。”

當我讓他比較一下“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的“波蘭模式”和中國的“先經濟改革,以後政治改革”的模式的利弊時,他說,“波蘭的模式已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我們的民主政治不僅穩定,經濟也穩步成長,人民享受著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普拉塔斯最后的結論是,“我無法評價中國模式,因為它還談不上是一個模式,因為中國至今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我們無法知道它是否進行政治改革。而且經濟改革並不意味著自動的政治改革。”

(載《開放》1996年9月號)

199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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