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是整個民族

曹長青

在通俗小說、浪漫故事統治圖書世界的時代,一本嚴肅的博士論文竟能同時登上美、德、英的暢銷榜,可謂罕見。37歲的哈佛大學助教授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博士論文《希特勒意願的執行者們﹕普通德國人和大屠殺》(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今年三月出版後,不僅立即被翻譯成12國文字,登上暢銷榜,還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他的書直指德國人最忌諱之處——600萬猶太人被殺害,罪責不僅在於希特勒和他的黨衛隊,也在於普通的德國民眾。在納粹年代,有過德國人反抗納粹政權,但從來沒有反對屠殺猶太人的聲音和行動。絕大多數德國人不是默默地,就是公開地支援屠殺猶太人。戈德哈根的結論是﹕沒有成千上萬的德國民眾自覺自願地充當劊子手,希特勒的“滅猶”政策不可能實現。

戈德哈根沒有像其他研究納粹德國的歷史學家那樣專注於希特勒、黨衛隊和毒氣室,而是以駐在波蘭佔領區的16,000人的德國警察大隊殺害了38,000名猶太人的事例,著重描寫了那些由來自德國各個階層的“普通民眾”組成的警察大隊怎樣自願自發地虐待和殺害猶太人,尤其是對老年人、婦女和幼兒的殘忍。因此英國的《Spectator》的評論說﹕戈德哈根的書“引起第二次紐倫堡審判。這次的被告是整個德國民族。”

●合法地無法無天

作為中國人,讀這本書時,不期然地想到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書籍現在已有一些,但基本都是著眼于毛澤東和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而寫“下層”的,不是強調自己是“受害者”,就是肯定紅衛兵的“理想主義”。像戈德哈根那樣著眼於普通人的責任問題的專著很難看到。

“文革”中的那些施暴者,以至殺人者中,多數也是普通中國人,因為毛的當權派們幾乎全部被打倒。這些普通民眾,就像戈德哈根的書所描述的參與殺害猶太人的德國普通人一樣,也是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那樣多普通的中國人醉心地投入對人的迫害和摧殘?戈德哈根在探究為什麼普通德國民眾成為迫害者時,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分析“反猶主義”在德國自中世紀以來如何從宗教上的排猶主義演變到種族上的反猶主義、最後行成“滅猶”政策的過程。戈德哈根認為,排猶反猶已經在德國經過長期緩慢的發展而形成了一種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已把普通民眾熏陶孕育成希特勒的劊子手。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可以發現文革前後的中國政治文化也早已出現了問題。從二十年代共產黨在中國出現後,它向民眾所傳播和灌輸的就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每個參與者必須克制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即人性和人道情懷。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犧牲任何個人情感。因為革命需要的是堅強、無私、以至冷酷、無情。於是,隨著“革命”的一步步上升,每個參與者身上的人性和人道程度就一步步下降。當中共獲得政權後,這種政治文化更以“理想主義”的名義,被制度化地推行到社會的每個腳落,每個成員。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前,中國人在“反右”和“大躍進”等運動中所渲泄出的冷酷的“熱情”和非人道的“理想主義”,顯示出導致“文革”殘酷鬥爭的思想和心理條件已經完全形成。

“人之初,性本惡”和基督文明的“原罪說”都告訴人們,每個人心中都有邪惡的部份。共產黨所宣揚的政治文化實際上就是在助長和膨脹“人性惡”,使人變成“狼孩”和“非人”。而“文革”則給了人性惡一個爆發的條件和機會。而且人們又是在“理想”的名義下進行,盡情釋放“人性惡”,合法地無法無天。

●受害者同時也是迫害者

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們後來都成了受害者,但他們同時也是迫害者。中國大陸正在興起“老三屆熱”。文革時造反、下鄉、失業、返城,耗盡了青春的紅衛兵們,現在則三兩相聚,興辦以“老三屆”為名的餐館、晚會、公司,寫老三屆,唱老三屆,畫老三屆……懷念他們的青春,傾訴他們曾遭受的苦難。是的,以“老三屆”為代表的一代中國人當年吃盡了苦頭,荒廢了年華,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我們在需要長身體時吃不飽肚子,在需要長知識時沒有書讀,在需要談戀愛時不能交異性朋友,在該生孩子時只能生一胎,在該工作時找不到工作,在終於成熟時,又成為被淘汰的一代。”他們的遭遇很值得同情和惋惜。

但是,別忘了﹕把作家老舍打得頭破血流,並逼他喝尿的是老三屆的紅衛兵;用帶釘子的木板打音樂家馬思聰的光頭並逼他吃草(因為他姓馬)的是老三屆的紅衛兵;把大慶王鐵人扔盡大糞坑灌個半死的是老三屆的紅衛兵;用皮帶棍子抽打年近80的周作人的是老三屆的紅衛兵;把傅雷夫婦戴上高帽,逼著站到長條凳上挨批鬥的是老三屆的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得了癌癥的巴金夫人蕭珊的是老三屆的紅衛兵……文革過去三十年了,有幾個人懺悔他們曾在人身上發泄的獸性?當然人人都可以把責任推卸成是毛澤東欺騙了我們,是“理想主義”蒙蔽了我們。那麼戈德哈根書中所指的那些迫害槍殺猶太人的德國普通民眾也可以用一句“我們受了希特勒的欺騙”,而把每個具體個人的責任推卸得一干二淨了。

如果把文革的責任僅僅歸於中共上層的話,除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幾個人以外,其他所有中國人都是受害者。那麼這麼一場近億人受株連的大規模的迫害到底都是由誰具體幹的呢?

和同樣是二戰侵略者的日本人相比,德國人已是相當有懺悔能力的民族了。但是,戈德哈根的書在德國翻譯出版後,卻遭到德國人,尤其是知識界的一片非難。這種現象不僅說明瞭懺悔惡行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同時也恰恰證明瞭民眾對那場種族滅絕是負有責任的。

(載《開放》1996年12月號)

199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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