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式災難會不會再發生?

曹長青

明天就是911事件一周年了,僅僅一年,探究911事件的書和文章已不計其數,在紐約的各個書店裡,這類書擺滿了書架;據《出版家周刊》的統計,包括畫冊在內,有150種之多!有懷念遇難親人的,有描述消防員等英雄的,有挖掘情報失敗原因的,有強調美國價值的,題材多種多樣,而且很多書都熱賣。

在上星期天《紐約時報》暢銷榜(非虛構類)上的15本書中,10本和911有關﹕在93航班領導乘客反抗恐怖份子的那位英雄的遺孀寫的《我們動手吧》登上暢銷榜第一名,第二名是福克斯電視主播漢尼悌(Sean Hannity)強烈抨擊左派的專著《讓自由回響》。保守派政評家安.庫爾特(Ann Coulter)同樣內容的書《誹謗﹕左派對美國右翼的謊言》排在第四名(曾居榜首八個多星期)。該書列出780個注釋,用事實證明美國左派媒體長期以來對民眾的誤導。

在這些關於911的書中,美國學者丹尼.派普斯(Daniel Pipes)的專著《好戰的伊斯蘭進入美國》(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相當受到好評,《紐約時報》的書評認為這本書宏觀地分析了恐怖主義產生的由來,提出了獨特見解。

1981年從哈佛獲博士學位的派普斯已寫過12本關於伊斯蘭的書,早在1995年他就發出警告﹕伊斯蘭主義(Islamism)和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一樣,是對人類新的威脅。伊斯蘭主義的那種宗教狂熱、那種排斥一切、獨尊一元的意識形態,那種反西方、反理性的偏執、那種蔑視生命獻身未來的煽動,那種強調平等、以集體消滅個人、通過暴力改變世界的烏托邦等,和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派普斯強調,自由世界必須像對待納粹和共產黨那樣,來擊敗伊斯蘭主義這種邪惡的勢力。

但派普斯的警告沒有被重視,即使在他發出呼吁的兩年前世貿大廈已被炸了一次,六人喪生,一千多人傷殘。美國,尤其是左派的克林頓政府,從來沒有把它當做一場戰爭。而克林頓之前的卡特左派政府,更是荒唐,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揚(Andrew Young)竟誇讚支持恐怖主義的伊朗宗教狂人霍梅尼是“一種聖人”(some kind of saint)。

而美國的左派知識界,就像當年對納粹和共產主義興起時那種綏靖、同情態度一樣,不僅缺乏警惕,而且從某種意義上還推波助瀾。派普斯在書中詳細列舉了左派知識份子誤導民眾的理論和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辯解。

例如對於伊斯蘭主義的興起,左派們強調,只要我們美國不把他們當作敵人,他們就不會把我們當作敵人。派普斯感嘆地說,當年在納粹和共產主義興起時,西方左派精英們同樣是持這種論調,英國的張伯倫們把波蘭拱手讓給了納粹,認為這樣希特勒就不會“把我們當作敵人”。而法國以左派作家薩特、西蒙波娃等為首的知識精英們更是主張要和共產主義“和平共處”,薩特本人還到巴黎市中心演講,歌頌共產蘇聯和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

西方左派們還強調,伊斯蘭主義的興起,主要是貧窮所致,而經濟全球化則會造成更大的貧富差別。所以,解決之道是美國必須停止推動經濟全球化,而向那些國家提供更多金錢、物資援助,幫助那裡的社會均貧富、實現平等。

派普斯反駁說,伊斯蘭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並不是貧窮的產物,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那樣的產油富國,照樣有大量的伊斯蘭原教旨份子。而且沒有經濟全球化,沒有市場經濟,穆斯林國家絕不會變得富有。伊斯蘭主義就像共產主義一樣,不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投入多少經濟援助可以解決的,而是首先要摧毀保護暴力狂熱意識形態的專制制度,就像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崩潰的先決條件是共產政權被鏟除一樣。除了派普斯之外,近年來已經有多位西方和穆斯林學者指出,伊斯蘭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對於那些把美國的對外政策說成是伊斯蘭主義興起原因的左派學者,派普斯反駁說,共產主義運動難道是由於美國的對外政策才興起的嗎?伊斯蘭原教旨的興起,不是因為美國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以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存在,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伊斯蘭主義的沒有出路,沒有未來;照出了他們的焦慮、絕望。他們不是遵循正確的道路做自身的改革,而是把一切都歸罪於外部,歸罪於西方,把攻擊西方作為他們愚弄和欺騙穆斯林世界的口實。

派普斯還特別反駁了哈佛的左派教授亨廷頓的文化沖突說,他認為西方文明和伊斯蘭主義的沖突,就像當年和共產主義的沖突一樣,根本就不是文化沖突。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世界並不是一回事,而是那些狂熱的伊斯蘭原教旨份子劫持了伊斯蘭教、劫持了穆斯林世界,那些真正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們,就像被奴役的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一樣,也是受害者。西方世界應該聯合那些溫和、真正的伊斯蘭信徒,來擊敗這股邪惡的伊斯蘭原教旨運動。

但派普斯的“振聾發聵”並不能解決左派知識份子的執迷不悟。即使911之後,美國左派作家蘇姍.桑塔格(Susan Sontag)還在《紐約客》撰文,把世貿被炸、三千多無辜者遇難,和美國十年前抗擊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相提並論,表示性質是一回事;桑塔格的最瘋狂的左派同志、宣稱越南是“正義和自由的榜樣”的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911後出版的書仍在把全球的災難都歸罪於美國。而那位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政績最糟的總統吉米.卡特,上周四還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為伊拉克辯護。雖然該報中間偏左,但也實在忍受不了這位前左派總統的智力遲鈍,在上周六以罕見的方式反駁卡特,把三封抨擊卡特的讀者來信作為“社論”發表。其中一位讀者尖銳地寫道,諂媚幾乎世界上每個獨裁者的卡特住嘴吧。

左派這種對邪惡麻木、綏靖以及縱容的歷史可謂非常久遠。二十世紀人類兩場最大的災難——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起,都和左派的烏托邦幻想有直接的關係。自二、三十年代以來,在西方知識界,認為納粹和蘇聯的制度是“高尚的嘗試(noble experiments)”的聲音佔主導地位。學術界、新聞界和好萊塢的左派們,幾乎成了蘇聯共產黨的強大外圍。

上個月紐約大學舉辦了胡克(Sidney Hook)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紀念這位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曾擔任紐約大學哲學系主任)。三十年代,年輕的胡克就是在美國學術界這種親蘇、親共佔絕對主導地位的左派氛圍中,成了激進的左派,宣稱“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把世界從種種邪惡中拯救出來”。後來由於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白勞德要求胡克做間諜,在大學收集先進科技情報給蘇聯,才引起胡克的警惕和醒悟;後來在認清了共產主義的實質之後,他像寫出《1984》和《動物農場》的喬治.奧威爾一樣,從一個左派轉變成了堅定的右派以及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醒悟後的胡克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今天世界上自由的最大威脅。”結果胡克在美國以及西方學術界一直受到左派的圍攻。不僅像胡克這種著名哲學家,主張徹底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等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受到學術界的排斥。而普通的學者,只要是堅定地推崇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崇尚個人主義高於集體主義、捍衛人類獨立思考價值的右翼學者,在學術界得到晉升的機會非常小。而右派作家不僅很難得到文學獎項,更會遭到文學評論界的圍攻。

胡克在1989年中國天安門屠殺那年去世了,他終於看到了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失敗。胡克留下一句名言,也是他從左派轉到右派的人生總結﹕西方社會的左派們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胡克的話說出了一個尖銳的事實,今天,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土崩瓦解、大勢已去;但共產主義的根基,那種左派的均貧富、依賴大政府包攬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幻想,反富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以多元文化為由詆毀個人主義高於集體主義的西方主體文明價值等,都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遙相呼應,有內在的密切聯結。

911事件,以三千人生命的代價給了美國左派一次重創,像桑塔格、喬姆斯基、簡.芳達(好萊塢演員)等極左派,不像反越戰時那麼春風得意了。但這種狀況能持續多久?最近以暢銷小說《海洋公園的皇帝》而引人注目的耶魯法學院教授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在九月八日《紐約時報》言論版說,“但願得到上帝的幫助,阻止我們滑回到原來的狀態。”

但是人類那烏托邦幻想的部份會因為911而消失嗎?人類能從此開始認識邪惡的本質麼?當年左派們不去譴責製造邪惡的蘇聯帝國,卻嘲笑指出蘇聯是邪惡帝國的里根。今天同樣,左派們不去譴責製造邪惡的伊斯蘭獨裁國家,卻抗議指出邪惡軸心的布什。

派普斯在書中總結說,這次西方能否擊敗伊斯蘭主義,主要並不在於這股邪惡勢力有多強大,而在於自由世界有否足夠的智慧,認識邪惡,有強勢的聲音和力量。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的崛起、蔓延,都不是由於它們本身多麼強大,而是自由世界的人們不肯行動。在911的廢墟上,建築什麼樣的高樓大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災難之後,矗立起認識邪惡的智慧和勇氣,它才是人類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人類在付出了慘重代價之後,擊敗了納粹和共產主義;自由世界的力量最終也一定會擊敗伊斯蘭主義。但今天西方左派和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一模一樣的表現預示著,人類這次要付出多大代價,仍是一個令人恐怖的未知數。

2002年9月10日

200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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