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恒煒：一本「筆鋒常帶感情」的傳記——推薦康尼與曹長青合寫的《日本第一女首相高市 |
金恒煒 |
【編者注：金恒煒為台灣知名評論家和歷史學者（著有《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等），前《當代》雜志主編、《自由時報》專欄作家、凱達格蘭學校校長】
康尼與曹長青合寫的《日本第一女首相高市早苗》，出版於2026年3月，距高市早苗2月18日拿下眾議院史無前例的354席不到一個月，時機拿捏之速堪稱驚人。
這本傳記勾勒高市早苗從政之路、她的機遇以及形成她政治理念的過程；同時展現了執筆者講故事的匠心。我願意用幾個數目字來引介這本值得一讀的傳記，是為「三對」、「五知」與「五一」。
先說「三對」。這本書之所以會成央A歸因於三個「對」：
第一個「對」，是傳記的對象，也就是「傳主」高市早苗。她是日本第一個女首相，而且是一位會「改變歷史」而創下「早苗維新」的歷史人物，她的橫空出世，不只重造日本，還會影響世局，對台灣而言，日台關係進入新局。
第二個「對」是「時機」，高市早苗剛坐上首相位置，即不顧內外阻力，悍然改選國會，終取得絕對多數的3/2席次，自民黨可以單獨執政，甚至修憲。過去小泉純一郎等首相曾創下單獨高票過半的紀錄，但近年來自民黨大多需要聯合公明黨（自公聯盟）來達到單獨過半的門檻，這是第一個女首相宣佈改選而成就單獨過半，這是她大氣魄的大手筆，是雄圖大略的開鑼，震撼日本外，也成為國際焦點；能在一個月內出版高市早苗的傳記，形同及時雨。此是第二「對」。
第三個「對」，是執筆的作者具有「五知」的奶O，不然難以臻此。
誠如曹長青「後記」上所說：「在一個月趕出一本傳記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她/他們之所以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原因呢？不只基於她/他們對高市早苗的了解，「更是對影響了高市早苗從政之路的那些主要人物的思想的熟悉。」曹長青說，影響高市早苗的人物包括安倍晉三、佘契爾、李登輝、彭敏明、李光耀、漢彌爾頓等，他都寫過介紹和評論的文章，尤其他與高市有共鳴的是一致認同漢彌爾頓的政治理念。換句或說，她/他們過去廣泛知識的積累，正可以作為建構高市大廈的磚瓦，所以能在短時間噴薄而出。胡適說：「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廣闊要能高」，有廣闊的「五知」基礎，才能有拔高的作品。
「五知」是什麼？第一「知」是「知日」。
第一作者康尼，她是日本通。大學讀的是日文系，到美後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與新聞學，得雙碩士學位，曹長青說：「我不懂日文，沒法讓讀者信服書的內容」，所以本書有兩位作者，各有所長，形同「雙璧」。她/他們這兩年都住在日本，對日本人情義理的了解外，當然吃透日本政情。沒有第一「知」，固然可以用各種學術方法書寫高市早苗，一如潘乃德（Ruth Benedict ──本書譯為魯斯·本尼迪克特）的重要著作《菊花與劍》（本書譯為《菊與劍》）。她是人類學家，二戰時，美國為急於了解日本這個「最生疏的敵人」，在一九四四年六月，潘乃德於是「受命從事日本研究」；人類學家常常為國家所徵用，故也被詬病為帝國主義的前鋒。她無法住到日本做田野調查，除了運用文化人類學的訓練外，她接觸美國國內的日本人作為不能親履日本調查的替代，她花了兩年時間才出版。所以長青與康尼能在一個月內殺青，「知日」絕對是主因。
在此特別說明一下，依照學術慣例，作為書評，我應當採用原書譯名，但潘乃德《菊花與劍》的譯本出自我尊敬的朋友黃道琳之手，可惜道琳兄英年早逝，在此特別援用黃譯，作為紀念。
關於高市早苗，作者在第五章中短短一段話就精到刻畫傳主的成奶孛禲G「這個從神戶大學貧寒宿舍起步的女孩，從深夜搖滾鼓點中找到力量，從奈良街頭的無黨派競爭中闖出一條自己的路，32年後終於衝進了首相官邸。」(頁92）高市早苗從縞犰足陞禸堙A最重要的是她「簡璆面e」的個性及自己的努力，除此之外，她深受「工人父親警察母親」的庭訓，「牽手」的無私支持；這些是她內部力量。松下幸之助的「松下政經私塾」刻意栽培她，得以進入美國眾議員辦公室，透過國會，她深諳權力的運作外並研讀美國法律條文。歸國後成為電視上「美國專家」。挾所積累的知名度敲開她政壇之門，從1992年參選參議院開始到2025年拿下首相寶座，問政期間，她得到小泉純一郎及安倍晉三的賞識及提攜；這是外部力量。她的政治生涯在這本書中有詳細的敘述，讓讀者得以闚見她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首相官邸；要知詳情，請讀本書，這裡只能簡述。
第二「知」是「知美」
長青與康尼在美國待的時間很久，35年，她/他們浸潤並了解美國，對「美國專家」的高市之觀察，當然具有「同一境界」的瞭解，換句或說，她/他們與高市政治與思想的進路非常契合，因「知日」、「知美」而知高市。
第三「知」是「知中」
她/他們出生、成長於中國，當然深知中國，當然了解日中關係。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走向「現代化」與「理性化」，重要的是「脫亞入歐」，也就是斬斷歷史上的中國結，擁抱歐美。與中國相較，大清帝國還處在「中學為體」的固步自封中。1895年，日中戰爭，中國敗北，訂下馬關條約，二次大戰，日本要鯨吞中國，建構大東亞共榮圈，中國抗戰八年，顛沛流離，從看不起到痛恨日本，一向用「小日本」來蔑稱。二戰後，日本走向民主，中國由蔣政權而毛政權，都不脫「秦政也」（譚嗣同語），到了習近平依然是「毛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曹語）。她/他們充分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嚴肅且重要的宣告，標誌日本國政的主軸轉換，由「親中疏台」走向「脫中親台」，「在高市時代，『親華』在選舉中，不僅不是資產，反而像是一張『叛國賊』的標籤。」（見頁192）
第四「知」是「知新」，「新」指新加坡。
長青在「後記」中說：「康尼則對李光耀最為熟悉，，她不僅讀了李光耀自傳，尤其是看了網上可以看到的幾乎所有李光耀的演講和媒體訪談。」李光耀是新加坡之父，新加坡當然屬成左漕敶d，為當年亞洲「四小龍」之一。作者認為：「新加坡和日本都是保守派長期執政，被西方左媒批為『一黨獨大』甚至『獨裁』」。如何評價新加坡是一個難題；日本是完全民主國家，但新加坡則是「不完全民主」國家。新加坡的選制很特別，這裡不能細說，雖然設有反對黨（如工人黨）的名額保障，但中央選舉單位有一個很特別的組織，就是設有選區檢討小組，有權在每次大選前調整選區，只要發現有人可能拿下一席了，立刻可以畫一個新選區，將之排除於外；其作用很像美國所稱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日本不可能學新加坡而倒退到「不完全民主」國家，但師法李光耀之長，比如廉潔的公務員、高效能的政府等等，可能是高市早苗的初心。
第五「知」是「知台」，「台」就是台灣。
長青與康尼非常了解台灣，她/他們本來要寫李登輝傳，本書第四章題為「跨越海峽的火炬，李登輝點燃她的勇氣」，知台、知李，才能掌握這些眉眉角角。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與台灣之間有千絲萬薊疑鰜Y，台灣民主化以後，台日關係重新開機，高市早苗與台灣民主化人物諸如李登輝、彭明敏、黃昭堂、金美齡等都接觸過，（詳見第八章）從而「連結日本保守派與台灣民主運動的思想紐帶」。特別她與李登輝之間交往的火花，「兩人正式非正式會面次數估計超過十次」。李登輝出生時是日本人，受日本教育，二戰時加入日本陸軍，與哥哥李登欽（岩里武則）均為志願兵。李登輝當然「知日」，他是最早告訴高市：「你應當去當日本第一個女首相。」李登輝與高市早苗這種意味深長的交往，正顯示台日的歷史積澱。
現在說「五一」，也就是「五」個「第一」。
「五一」的第一個「第一」，是台灣在地出版的「第一本」高市早苗的傳記。
「五一」的第二個「第一」，這是「第ㄧ本」漢/中文原作。台灣有日本人寫高市早苗的譯作，但沒有原作。
「五一」的第三個「第一」，是漢/中文的「唯一」一本。以中國視高市為寇讎，不可能出版任何的評傳，香港也不會，遂而使本書為「唯一」一本。
「五一」的第四個「 第一」，是台灣觀點。作者用田野調查的方法，訪問了身在日本、心在台灣的七位台灣人及一位「親台派」的日本人。另外又訪問了十二位台灣在地的人士；相信不會有其他的高市早苗的傳記會涉及「台灣觀點」。重點是，透過這本書，作者為我們實踐了「台灣觀點」的建構。
「五一」的第五個「 第一」，有康尼署名的這是「第一本」書。
康尼是第一作者，誠如長青所告白：「過去幾十年，康尼參與了我多數作品的寫作，不僅是編輯校定，而且單獨寫作了我名下作品的篇章，只是一直不肯一起署名，把榮譽都給了我。這次同樣不肯署名，但我堅持，這次如果她不署名，書就不能出了，因為我不懂日文，沒法讓讀者信服書的內容；而且我也不想冒充超人，一個人就可以一個月就完成一本10萬字的書。在這種情形下她才同意署名。」也可以說高市早苗逼出康尼。
以政治為天職的高市早苗
援用韋伯理論，高市可當之為「志業政治家」而不楚A她確是以政治為志業。韋伯（Max Webb）在1918、1919年間在慕尼黑大學發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揭示「志業政治家人格上的條件」，強調有三種性質是絕對必要：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我們讀了本書，正可以了悟高市早苗完全符合韋伯的標準。
我非常敬仰韋伯，他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已成為經典，韋伯以新教倫理開出資本主義，自然與馬克思大異其趣，在維也納大學開過「對唯物史觀的正面批判」的課，他治學的進路明顯與馬克思打對台。美國社會學者貝拉（Robert Bellah）1955年運用社會學理論寫下一本鉅作《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淵源》，就是用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來分析日本現代化的根源。正巧，松下幸之助一生追求的的目標是：「如何讓經商本身成為一種救贖靈魂的力量」，（見頁51）剛好可作貝拉的註腳。貝拉這本書與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都是二戰後美國了解日本的作品。
「鏡像理論」的追索
最後談一下讀後感。康尼與長青如此投入書寫高市早苗的傳記，我認為可以拿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 (Charles Cooley) 於1902 年提出的「鏡像理論」來說明。「鏡像理論」認為自我意識是透過想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形成，我們將他人視為鏡子，而鏡子則反射自我。本書第七章題為：「穿著和服的漢彌爾頓」 ──美國先賢示她強國藍圖」作者說：「我們尤其熟悉漢彌爾頓的經歷、智慧與理念，對高市早苗推崇漢彌爾頓，既驚訝又佩服，僅憑這條，就讓我們有寫她思想歷程的衝動。」所以康尼與長青追索高市早苗，發現在她身上能印證自己的政治理念，她/他們書寫時也把自己理念投射在高市早苗身上，這本傳記的特色是執筆著與傳主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寫來「筆鋒常帶感情」。
——原載台灣《看》雜志2026年5月號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26/28499
2026-05-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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