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真實化比統、獨更重要

曹長青

在中國大陸居住的時候,從來都感覺台灣是個陌生而帶神秘、違禁色彩的地方;和台灣的心理距離則好像比西方還遙遠。來到海外以後,雖然得到了許多關於台灣的資訊,但對台灣的遙遠和陌生感依舊。即使在上個月底剛到臺北時,聽到溫腔柔調的臺式女音﹕“我們已經抵達臺北桃源中正機場”時,仍產生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腦中閃出在大陸時讀過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等等關於國共內戰、統戰的支離破碎的畫面,耳邊甚至響起了《南征北戰》電影裡國軍的廣播﹕“把共軍全部消滅在山東境內。”總之,台灣是個和宣傳攻勢、意識形態緊緊地連在一起的,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地方。

這是我第三次到台灣。第一次是1989年底,應政治大學國關中心邀請參加一個研討會,同時參觀台灣;第二次是2000年,應英文《臺北時報》邀請觀看當年的總統大選;這次是應群策會邀請參加一個題為“兩岸交流與國家安全”的研討會,並應台灣北社、南社、中社、東社四個學者團體邀請在臺北、台中、高雄和台東做題為“認識中共政權,珍惜台灣民主”的演講。我本來對“群策會”並不清楚,是由於幾個月前香港立法委員劉慧卿因在群策會上發言,表示支持台灣人民的自決權而遭中共中宣部下文件進行媒體圍剿,她的辦公室外甚至遭到流氓潑糞,才知道群策會是由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任董事長的民間團體,旨在進一步推動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多為台灣學者,外籍人士中有兩位日本學者,寫過多部關於中國專著的美國學者譚若思(Ross Terrill),幾年前以《即將崩潰的中國》引起矚目的章家敦(Gordon Chang)夫婦,旅美政論家林保華夫婦,我和妻子。會議主要由台灣學者主講,直到最後一天下午,才由外籍學者在李登輝主持的圓桌會議上各自做大約十分鐘的發言。我講的內容主要是兩點﹕權利和真實。

首先,作為一個沒有參加過、也不準備參加任何政治團體的獨立撰稿人,我對台灣的前途不預設立場,我認為統一、獨立都不是終極價值, 對我來說,終極價值是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領袖、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自己的國號和憲法;這個選擇權利只屬於台灣人民,而不屬於台灣以外的任何地區的任何其他人。我這個價值觀沒有任何新奇之處,尊重人民的自決權在西方文明社會是常識;無論西方左派、右派在政見上有多麼大的分歧,但在認同民族自決權的問題上,就像認同民主選舉制度一樣,毫無異議。而且左派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民族自決的呼聲更高。

其次,我認為台灣問題的根本,不是什麼統、獨問題,而是一個走向真實化的問題。1989年我去台灣那次,看到牆上掛的如一片大桑葉般的地圖根本不認識,經解釋才知道那是中華民國地圖。當時我就是堅定反共、支持台灣的,但卻無論如何無法接受那張地圖;中華民國自己都不是聯合國成員了,卻把兩個聯合國成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都納入自己的版圖,一本正經地掛著。當時還見到了真的穿著馬褂、留著長胡子的“萬年國代”(由於邊遠省份的國大代表找不到替換者,所以那些人就永遠代表黑龍江呵、蒙古呵、甘肅呵等等)。這些做法即使不是笑話,也是自欺欺人的。

李登輝先生的改革,首先革掉了那張虛假的大地圖,走到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步;然後凍結了徒有虛名的福建省(福建省明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台灣只有台澎金馬幾個島嶼,怎麼能算擁有整個福建省呢?)。現在台灣面臨進一步走向真實的問題。目前台灣的中華民國,是1912年在中國大陸建立的,當時下轄35省,還不包括台灣;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蔣介石政府1946年在南京時建立的,它和台灣今天的現實已經明顯名不副實。

台灣總統候選人連戰先生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麼?你不能說聯合國的一個常任理事國不是國吧?你也不能說擁有13億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的一個省吧?同時,連戰先生當然也不能認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否則你怎麼能選總統呢?連台灣省長也不能選呵,應該等北京像對董建華那樣命名呵。所以,“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中華民國”的說法,既不能自圓其說,也明顯是自欺,卻不能欺人的說法。台灣目前的真實是什麼?海峽兩岸是一邊一國﹕一個獨裁專制,一個民主制度。這是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樣明擺著的事實、真實。《皇帝新衣》的故事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無數人們眼睜睜看著的事實,就是誰都不敢說出口。但只要不真實,不活在真實中,而是追求虛幻、虛假的意識形態,就遲早會受到現實的懲罰。

至於台灣的前途是什麼?毫無疑問,應該交給台灣人民自決;這是全世界文明社會共同認知的價值。但是在中國人社會,卻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你一說支持台灣人民自決,人們就說你支持台獨。這不就等於是說,支持統一者,就是反對人民的自決權嗎?這不等於是宣告,只要公投、只要讓人民自己選擇,多數台灣人就會選擇獨立了嗎?統派的朋友們不應該這麼沒有自信心呵,自決權裡面既包括獨立,當然也包括統一呵。在一個有多元聲音的、自由的台灣,應該相信,只要你的訴求有道理,符合真正的民意,你是有機會贏得多數的嘛,否則民主制度就無法運作了。大選還沒開始,如果統派陣營就否定“台灣人民自決權”的價值,對自決沒有信心,那怎麼會有勝選的希望呢?

幾個月前劉慧卿因表示支持台灣人民的自決權而遭媒體圍剿,這次我也因為發表支持台灣人民自決權的言論而遭暴力攻擊。至於事件本身,台灣媒體已有不少報道,海外讀者通過網絡大概也看到一些,所以不再贅述。但有一點只有少數媒體提到,那就是暴力事件的主角、台灣“愛國同心會”會長周慶峻是20多年前從廣東游水逃到香港,後到台灣的“反共義士”,他曾在國民黨資助下帶隊到漢城,聲援從中國劫機到南韓的另一“反共義士”卓長仁等。卓長仁由於在台灣進行綁票、撕票、圖財害命,已經被處決。在對我施暴的幾個人中,有一個操標準北京腔的人,在警察局的案底顯示,他曾因打人、咬人兩次被捕。什麼東西才咬人呢?

周慶峻等人,在台灣被認為是“極少數的極(急)統派”。這些急統派中有人曾在集會上打出中共的五星紅旗,並高喊“胡錦濤萬歲”。我在台灣和洛杉磯的演講中,有聽眾提問,那些當年的“反共義士”怎麼變化這麼大?我回答,他們從來就沒有變化;無論當年他們反共是真是假,他們都不是從真正的民主價值出發。反共絕不等於追求民主;民主的根基是視人的自由、人的權利、人的尊嚴為最高價值、最高原則;人是根本,而不是國家、土地這些抽象的概念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卓長仁可以綁票殺人,周慶峻們可以舉起滴著千萬中國人鮮血的五星紅旗,反對台灣人民追求自由的自決權。他們叫“愛國同心會”,對他們來說,“國”是高於“人”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海外也有不少非常反共的華人,他們可以同樣同仇敵愾地反對台灣人民的自決權;他們自己選擇逃離獨裁專制的中國,卻不能容忍台灣人民自由選擇。這些人和追求民主毫無關係,他們從來都活在和共產黨同樣的思維、同樣的意識形態中。

雖然我在台灣遇到了這個小插曲,但它絲毫也沒有改變我對自由的台灣的美好印象。在臺北街頭,有人可以打出五星紅旗,高喊“胡錦濤萬歲”,不受到任何懲罰;而在北京,23歲的女學生劉荻卻因為在網上發表點自由言論,就被投進監獄一年多,最近更有網絡作家杜導斌因言獲罪被捕。相比之下,更凸顯自由、民主的台灣的可貴。

由於這次有機會從北到南,走訪了台灣的主要城市,更對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發展而深有感觸。台灣在政治上的自由,前面已經講過,也是人所共知的;在經濟上,我的感覺是,其整體的水準顯得比美國還高。據朋友介紹,台灣的貧富差別不大,幾乎沒有什麼窮人。各種公共設施普遍比美國更現代化,設備多是日本產,比美國的更精、更靜、更淨。在飲食方面,普遍西化、日化、健康化;從高級餐廳到街頭小吃,其衛生程度,普遍高於我所瞭解的所有華人社區。台灣最令我感慨的是其整體社會道德水準。無論在商店、市場、街頭,人們普遍誠實、禮貌,憨厚得顯得有點笨拙;除了那幾個操大陸口音、對我施暴的流氓之外,完全見不到油腔滑調、吹牛撒謊的那類經過共產黨文化洗禮的人。

離開台灣以後,我們到香港停留了一個星期。被中共接管了六年的香港,其市容,社會秩序,人的文明、禮貌程度,街道、餐廳的衛生程度等等,不僅遠比台灣差,而且全部都比15年前我們第一次到香港時差很多很多;更聽到無數關於中國國內的坑懵拐騙故事。這種反差使我更加倍感台灣的難得。那是一塊唯一倖存的,使用中文的淨土,但願她別被對岸的獨裁暴力和道德淪喪的洪水、泥潭所吞噬!

2003年11月17日於紐約(載《觀察》)

200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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