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劉意青對哈金小說《等待》粗暴攻擊 |
曹長青 |
來自中國大陸的美籍華裔作家哈金（金雪飛）以英文長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去年的“全美圖書獎”和今年的“福克納筆會獎”，這是華人作家首次贏得美國的重要文學獎項。
《等待》講述了一個“愛情”故事：六十年代初，沈陽一位軍醫由父母包辦與一位農村小腳女人結了婚，但在醫院裡卻和護士產生了戀情。軍醫等待了18年才和鄉下妻子離成婚。但與護士結合后發現並無真愛，軍醫又懷念起前妻，覺得在前妻那裡才有真正的心靈平靜；前妻也升起和丈夫復合的期望，于是又一輪等待開始。小說結尾有些“等待戈多”的存在主義哲學意味。
《等待》獲獎后，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和《北京出版集團》分別購買了該書的中文（繁、簡）版權。但據6月24日《紐約時報》報導，北京出版集團突然決定不出版此書，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國很有影響的《中華讀書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文學教授劉意青的批判文章，該文指責哈金故意迎合美國市場，《等待》充當了美國傳媒醜化中國的工具。
●《等待》遭政治審判
劉意青在文章中說，去年12月她在美國時曾听哈金朗誦《等待》片斷，從哈金“蚊子般的聲音和毛病很多的語音語調”中就認定該小說低劣和粗俗。
劉意青回國后，6月14日在《光明日報》屬下的《中華讀書報》發表了題為“拿誠實作交易”的評論，指出﹕“哈金獲得此獎的代價卻太大了：為了這個獎他被迫不認東北的爹娘，不得不罵自己的同胞，充當了美國傳媒醜化中國的工具。”
劉意青說，“芝加哥地區報紙和《時代》雜志都刊登了宣傳和表揚他這部小說的文章，整個的運作都說明傳媒要把哈金捧上獲獎的寶座。”《芝加哥論壇報》介紹《等待》一書時，插圖是“一對穿著鑲花邊褲子的小腳”，而且《等待》的封面“從上到下豎著印為背景的卻是一條黑色的男人的大辮子。”它說明美國人想看到的是“中國的落后和中國人的愚昧。”
劉意青的結論是，“在哈金撒謊的筆下，中國廣大的善良百姓以及他們要保護那為了丈夫獻出了一生最好時光（而並非小腳）的婦女的努力，都成為美國人的笑柄。就是因為有哈金這樣為了獲獎而不惜玷污同胞的人，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二十世紀初期形成的那種中國人懦弱、愚昧、髒懶、抽大煙、裹小腳、辮子由人揪都不敢還手的印象，久久得不到改變。”
一部文學作品出版，有不同的評價，是正常的事。但劉意青的評論則不同，它集中體現了中國那種政治文化的評論特點﹕泛政治化，對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審判。
●一部淡化政治的小說
《等待》是一部虛構作品，對這部小說的評論，完全應該在文學範疇進行。毛澤東曾指控中國作家“利用小說反黨”，結果誣陷和迫害了無數作家。今天，毛澤東已經死了四分之一世紀，而這位曾留學美國的劉意青，卻仍然停留在毛式思維和文革的精神狀態中。
《等待》是小說，不是政治宣言。而且作為小說，它也不是奧維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農場》那種政治預言小說，同時也不像昆德拉那樣用小說強烈地表現政治環境和政治思考。《等待》更接近寫實主義的純文學作品，書中的人物，根本不存在是否醜化了哪個國家的政治性問題。
和海外其他華人作家近年發表的英文作品比較，《等待》是和政治最疏遠的一部。例如鄭念的《上海生與死》，張戎的《鴻》，閔安琪的《紅杜鵑》、巫寧坤的《一滴泪》等，都是傳記性的非虛構作品（non-fiction）。這種傳記性質，使這些作品都帶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因為在中國那種政治環境，沒有誰能和苦難絕緣，與政治無關。
美國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在英文《新亞洲評論》發表評論，對中國人用英文寫出他們的苦難給予很高評價，並指出中國作家寫作動機不同，有的為了讓西方瞭解共產制度的殘酷，有的表示“不把自己經歷的這些苦難寫出來，等于白活。”
《等待》是少見的中國人用英文寫的純小說（fiction），雖然寫共產中國的故事，完全回避政治環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虛構作品的形式本身使它有條件降低傳記作品那種濃厚的政治色彩。與上述傳記作品比較，《等待》是目前華人英文作品中最具文學色彩的一部。
雖然《等待》的時間跨度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但讀者在書中看不到中國嚴酷的政治鬥爭，和直接的對人的迫害。小說極力描寫的是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故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讀者讀這本書，甚至會感覺作者有點刻意回避政治了。
●令人恐怖的評論
然而奇怪的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在北京大學教授文學的劉意青，卻偏偏從這樣淡化政治的小說中活活地“讀”出了強烈的政治，甚至判定《等待》已成了“美國媒體醜化中國的工具”。
劉意青的主要根據是兩條，一是認為書中軍醫的鄉下妻子被寫成小腳女人，是刻意醜化中國人。因為軍醫是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生，他的鄉下妻子比他小一歲，不可能還是小腳。
不論讀者這樣看待小腳這個問題，但“小腳”這個情節在書中只是幾筆提過，既非主要情節，更不是全書的主題。只不過故事情節需要一個落后的女性形象，作者就這樣安排了。但劉意青把它上綱上線到是“醜化中國”的高度，進行政治審判式的評論，這不僅小題大做，簡直是荒唐。
至于說小說封面是“一條男人的大辮子”，則完全是批評者的臆想。因為書的封面只是一條長長的辮子而已，這條辮子的上面連頭都沒有，怎麼能斷定它是男人的辮子？任何通讀過全書的人，只能得出這是一條女人辮子的結論，因為故事背景是六十年代后，與清朝的男人辮子時代毫無關係。“辮子”的封面設計明顯地是想告訴讀者這本書裡有“女人”的故事，而辮子更能一目了然地讓人想起那個年代的中國女性。女性讀者佔美國讀書市場的60%以上，而女人更喜歡讀和女人有關的故事，所以任何出版商都不想放過爭取女性讀者的機會，這個封面設計沒有任何出奇之處。
劉意青之所以武斷地認定書的封面是男人的辮子，只能讓人得出她並沒有讀過這本書的結論。她本人也在評論中說，她只是聽過哈金朗誦《等待》片斷，並在《芝加哥論壇報》和《時代》周刊看到過書評及介紹。
一個在美國受過教育的文學教授，在21世紀的今天，蠻橫地給一本自己沒有讀過的文學作品強加上政治標簽和政治目的，這實在是一種令人恐怖的現象。
如果中國的出版社因為劉意青的這種批判而取消了出版這本書的合同，中國讀者就等于被剝奪了讀到這本書的機會。《中華讀書報》發表的政治審判式的評論，就成了對《等待》的判決，于是中國大陸的讀者只有“等待”。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書評都是發表在書出版之后。如果書還沒上市，報刊就刊出評論，會讓讀者不知所雲，而且對作者也極不公平。如果《中華讀書報》要發表評論，也應該等到《等待》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之后，這樣讀者才有自己鑒別的機會。
●中國常見的缺席審判
這種讀者見不到作品 只聞批判聲的現象，在中國並不罕見。像白樺的電影《苦戀》，被當局定為“毒草”批判禁演，至今人們沒有機會看到這部作品。八十年代中期，媒體又齊聲批判過好萊塢電影《大班》，說華裔演員陳沖在片中飾演一名被外國人玩弄的女人，是“有失國格”。這部電影至今在中國被禁演。我來到美國后，看了這部電影才知道，當局的批判完全是牽強附會、無限上綱。《大班》只是一部二流的好萊塢電影而已，和中國政治毫無關係。
這次劉意青則是繼續這種本應是中共政府、而不是文學教授的做法﹕在中國人尚未讀到《等待》的情況下，就急不可待地為捍衛“中國人形象”而對一部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審判。
認真讀過哈金《等待》的讀者，從這部小說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作者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和追求，這和目前中國文壇流行的玩世不恭的文風形成鮮明的對比。
從《等待》的字里行間，讀者也能明顯地看出哈金對文字的精心雕琢。當代中國人寫東西，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多是寫出來就得，能通順就不錯了，很少追求語言美本身的價值。讀者們也急于瞭解故事內容或政治內涵，而忘記了欣賞語言美本身是阅讀的一大享受。
英文不是哈金的母語，但《等待》的語言中那份字斟句酌，是任何認真讀這本小說的人都能感覺到的。和當今美國文壇的很多作品相比，哈金的文字並不比他們差到哪裡。從報道中看，哈金從寫作到修改《等待》，斷續用了五年時間。任何一個心態正常的中國人，都不會用那麼惡意的語言貶損他這份努力和成績。
●義和團心態
但對這樣一部作品，北京大學的文學教授怎麼會寫出這樣的評論？其實這並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少中國知識人的通病﹕
第一，對西方缺乏真正的瞭解。劉意青指哈金為得獎而醜化中國，這明顯是對美國出版界毫無常識。美國是商業社會，很講究市場和利潤。出版商出書，要考慮有沒有市場，能不能賺錢。哈金以前出版的詩集賣得不是很好（詩集很難暢銷），出新書並不容易。《等待》差點作為中篇小說補到他的頁碼太少的詩集裡出版。該書最初被出版社接受，版稅都不高，怎麼能想到會得大獎，並為得那個獎而刻意醜化中國呢？
劉意青指責說，美國報刊的“整個的運作都說明傳媒要把哈金捧上獲獎的寶座。”這也是對美國媒體的無知。美國現有1500多家日報，都屬于不同的私人報業集團，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像中國那樣所有報刊都屬于黨和政府的口徑一致的“運作”。劉意青想當然地用中國的媒體現狀套用美國。
第二，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從劉意青的文章裡，能感覺到一種當年義和團要殺盡所有傳教士的排外情緒。作者口口聲聲指責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怎樣要醜化中國和中國人。但女人裹小腳、男人留辮子等所有被劉意青等視為被醜化的中國人形象，哪一個和西方人有關？不都是中國人自己的“傑作”嗎？
第三，西方陰謀論。在劉意青等心態的中國人頭腦裡塞滿了“西方陰謀論”，西方媒體稍有對中國不利的報導，就被視為對中國有什麼陰謀。似乎外國人整天在陰謀對付中國，醜化中國人。這種思維方式其實接近“被害妄想”。“被害妄想”的主要症狀是時時有“被別人算計陷害”的感覺，幻覺中總存在“敵人”。因此，有“被害妄想”症狀的人，常常做出不問青紅皂白、猛烈攻擊他人的舉動。
●誰在醜化中國
第四，陰暗的嫉妒心理。劉意青說從哈金朗誦《等待》的“蚊子般的聲音和毛病很多的語音語調”中就看出該小說的低劣和粗俗。作者英文發音不標準，怎麼就可以據此得出小說“低劣和粗俗”的結論呢？按照這種邏輯，又聾又啞又瞎的海倫．凱莉的作品是否就根本沒法看了呢？
哈金是遼寧人，當地濃重的口音可能影響他的英文發音。但在出版《等待》之前好幾年，他就已在美國大學任教，說明他的英文口音，通過了作為授課老師的要求。如果說他仍有口音，只能說明美國人的寬容和慷慨。而中國人卻如此這般貶損他，只能說明這種人的心理不健康。如果劉意青是美國大學的校長，恐怕英語有口音的中國人都會被她拒之門外。
而且劉意青嘲笑哈金的英語能力是最不應該的。哈金作為成年以后學習英語者，決定用英語寫作，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勇敢的選擇。任何一個半路出家學習外文的人，都知道精通一門語言要付出多少努力。哈金用英文寫作，能獲得今天的成績，應該是劉意青這類極為看重中國人在世人眼中地位的人引以為榮才合邏輯。但她表現的正相反，其心理陰暗程度可想而知。
第五，暴力語言傾向。劉意青的文章中，這種“不認東北的爹娘”，“不得不罵自己的同胞”，“充當醜化的工具”，“撒謊的筆下”等語言，不具說理性，沒有事實根據，只有武斷的定性和攻擊。這根本不是文學評論應該使用的語言。
五十年代中共批判胡風等作家時，就是用這種暴力語言。六十年代，中共的報紙更是用這種語言，毀滅了無數作家，製造了全國性的精神恐怖。劉意青說她是六十年代的畢業生，雖然不知她文革中是否使用過這種暴力語言，但她今天的評論中卻充滿著這種紅衛兵的“革命”氣息。
其實，不是哈金的書裡面的小腳女人和封面的辮子醜化了中國，而是像劉意青這樣頭腦裡梳著民族狂熱的“辮子”，心裡裹著盲目排外的“小腳”的文化人們，在滋養著中國那個丑陋的專制文化，阻擋著中國走向現代文明。而中國本身的專制和落后是對中國最大的醜化。
2000年6月24日于紐約
——原載香港《開放》月刊2000年7月號
2000-07-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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