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中國病毒源頭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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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病毒重創中國,甚至不排除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個世界。在人們防治武漢病毒之際,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麼來的?源頭在哪里?

最早被質疑的武漢海鮮市場(野生動物傳染)、後被外國專家質疑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武漢疾控中心實驗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頭。這與2003年的薩斯有相似之處,該病毒傳染初始也被說成是源自野生動物,後來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文章承認病毒是因實驗室泄露導致。

病毒蔓延責任在中共當局

無論最後確定是哪種情況,責任則是確定無疑的,它是人為制度的惡果:如果是野生市場,那就是管理問題。中國早就制定野生動物管理法規,為什麼武漢政府不檢查、不制止、不取締「野生動物市場」?如是病毒研究所「泄露」,之前已有薩斯「殺死」全球七百多人,為什麼再次發生「外泄」?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問題嗎?

更嚴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發現了疫情,中共當局卻一直隱瞞,甚至把最早發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醫生當作造謠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中間足足耽誤了近兩個月。武漢市長說,這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成為傳染源,蔓延到中國各省,波及世界多國。

誰下令隱瞞?現已確定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準不能公開。這個「上級」清清楚楚就是習近平。因中國自2003年薩斯之後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報中央的制度。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有意隱瞞。甚至在武漢封城之際習近平還做指示,要把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即維穩,作為主要考慮。在如此緊急的疫情爆發之際,他想到的不是人命關天,而首先是自己權力的穩定、共產黨統治的穩固。此舉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

現在僅官方承認的,就有八萬多病毒感染者、近三千人死亡(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此),疫情完全沒有控制住的情況下,習近平政權仍然一次再次堅拒美國一流專家進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喪失!從隱瞞疫情近兩個月,到拒絕美國專家救援,習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難以計數,他已經犯下了應送紐倫堡審判的反人類罪!習近平把毛死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改成了獨尊他自己,獨攬大權,而且永不退休,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責任者、最大罪魁就是習近平。

這場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黨天下制度的嚴重危害。從病毒源頭(管理制度問題),到隱瞞疫情(黨國利益超過保護百姓生命)都證實,極權制度不僅沒有能力避免災禍,而是制造災難、人禍不斷。

疫情成了中國丑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層面一覽無余的弊端之外,武漢疫情也暴露出各階層中國人劣行、劣跡。首先是惡警、國保,和那些帶上紅袖章的所謂疫情防控人員(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閑雜人員等)。他們強制人們隔離時粗暴、辱,甚至大打出手,像納粹誑@太保一樣野蠻凶殘;那種對普通民眾的施暴、毫無人道,令人發指。

而民間自發的隔離行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極端自私、毫無公德,甚至毫無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鎮鄉村,居民自發地封路、建牆、拆道;對外來的武漢人圍堵、歧視、甚至毆打,視他們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見了;憐憫、同情、慈悲,沒有了。疫情成了中國丑陋的大展示。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靠愚民維持。這種劣質中國人的背後,是共產黨獨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這種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國已形成三者惡性循環:專制制度,落後文化,劣質人。獨裁制度獨尊黨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則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而這種劣質人,就默認著、支持著邪惡的制度。

怎樣打破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扼死中國的鏈條?不少知識份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國初期、剛結束帝制的中國,梁啟超到美國考察,就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問題。他在舊金山看到那里的華人勾心斗角、一盤散沙,也不參政問政。他痛心疾首地總結:如果中國人的素質不改變,不塑造出新人的話,什麼制度(民主)到了中國都沒用。他看到了人的問題,提出「新民說」。後來毛澤東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就從他崇拜的梁公那里得到靈感。

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則看到了文化問題。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吃人,線裝書的字縫中寫著兩個字:吃人。吃掉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自由靈魂。所以魯迅一輩子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未來),痛批封建禮教吃人的舊文化。

梁啟超看到人的問題,魯迅看到文化問題,同時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適則不僅疾呼改造傳統文化,更提出「全盤西化」,要學習西方,全盤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憲政制度。

三個惡性鏈條,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國疫情更凸顯制度、文化、人這三位一體扼殺生命、泯滅人性的鏈條。怎麼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根本在于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嚴、自由價值的新人。但要有這種文化,前提是結束黨天下,因為極權制度是黨文化的保護傘。制度不改變,黨文化的獨尊地位不可能撼動,而文化土壤不改變,就不會有新人。所以改變制度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一切改變的前提。

另外從時效和速度來看,改變文化、塑造新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並蓄、百花齊放、相互競爭,最後優勝劣敗,包括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那樣,通過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個漸進、選擇、融會貫通的過程,它需要時間。

而制度則不同,專制統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終結。像有70多年歷史的甦共政權,俄羅斯人民起來抗爭後,三天就垮了。原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幾乎都是這種模式被終結。黨天下被結束,才能為西方憲政制度和文化的進入提供條件。所以,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前提性,結束共產制度都必須、只能是第一優先、首要目標。

中國疫情再次對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對中共獨裁政權仍抱幻想的人,重錘猛砸、當頭棒喝:病毒的源頭不是野生海鮮市場,主因也不是病毒實驗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導致的惡果!只有結束黨天下,從制度層面根本改變,建立憲政民主,確保新聞和言論自由,才不會再有劣質管理導致薩斯、武漢病毒等外泄、蔓延,才可能不再產生隱瞞疫情的獨裁者習近平,中國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嚴。

這場疫情大災難,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專制中國,首先取決于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覺醒。沒有覺醒,就沒有推翻專制的勇敢。災難只有成為契機、帶來轉機,生命的喪失才不會是白流的血。


——原載台灣《看雜志》2020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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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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