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權力不能私有 財產不能公有


每到美國總統大選,兩黨不管誰是候選人,都會凸顯兩種價值的競爭:強調平等(equal),還是強調權利(right);熱衷均貧富的社會主義,還是強調個人權利(保護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

嚮往均貧富的社會主義,自然就會熱衷財富二次分配(用高稅收和高福利),結果導致大政府(國家主導經濟)和權力公有(更強勢政府,甚至威權或獨裁)。

強調個人權利的資本主義,就會推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朝向小政府(市場經濟)和財產私有(有限政府)。

早在300年前的十七世紀末,人類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就精闢地提出: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否則人類就進入災難之門。

從人類的民主進程來看,尤其是民主列車走過的四站(雅典,羅馬,倫敦,費城),都可看出,基本是走在洛克的「權力不能私有」的軌道:

第一站是雅典。古希臘人首創了防止個人獨裁、「流放」極受大眾歡迎的政治人物的制度(幾年后才讓他回來)。希腊人那時還不懂得定期選舉,而是用「流放」制約可能的獨裁。《開放的社會》作者波普爾說,希腊人從一開始就明白要「防範深受百姓歡迎的人」,因為「這種人擅長炮制民意,鼓動大眾,奪取政權。」

第二站是羅馬。古羅馬創立了元老院,它可謂當代議會的雛形,想用「元老多數」制約凱撒們的獨斷專行,目的也是制約權力者,防止權力完全私有。

第三站是倫敦。這是人類民主進程的重要轉折點,因之前的雅典和羅馬元老院都是原始摸索,直到民主列車駛入倫敦,才發生革命性變化: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君主立憲,不再靠君王「聖旨」號令天下,而是走向憲法政治。

第四站是費城。這是人類迄今取得的最大成就:美國獨立革命和《獨立宣言》及憲法,把憲政民主制度定位成今天的高度。

人類民主這四站有共同點:取向都是制約權力者,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

之所以說倫敦是轉折點,因為不僅在制度層面確立憲法至上,且在理論上為現代民主做了根本性的奠基,標志是洛克發表了《政府論》等經典,論述了保護個人自由、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並首次明確提出,人有「生命、自由、財產」這三大權利,誰都不可侵犯。如遭政府剝奪,人民有權推翻政府,革命不但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

洛克的這種個人權利至上思想,奠定了美國文明的根基。後來做了美國第三任總統的傑弗遜當初把這三大權利直接寫入了《獨立宣言》,只不過把財產權改為「追求幸福的權利」(改得並不好,因「幸福」過於抽象)。但制定美國憲法時,麥迪遜等建國先賢們又恢復了三大權利的原始說法。因為很顯然,沒有對私有財產的憲法保護,所謂追求幸福是空中樓閣,失去了基礎。

美國先賢是站在洛克的思想肩膀上,舉起了星條旗,它上面寫的不是建立強大美國,不是大政府,不是群體主義,而是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或者說把洛克的「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明確化(獨立宣言)、法律化(通過憲法),制度化(憲政民主)。

洛克的「權力不能私有」原則,已被所有民主國家所接受並實踐。一人一票的定期選舉,就保證了「權力不能私有」。這一點,已成為所有民主國家的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的共識。

但洛克的「財產不能公有」則在西方國家有很大的爭議,或者說沒有完全實踐。這從美國的兩大思想家的爭論中,就可以看出來。

哈佛有兩位知名的教授,圍繞洛克的思想遺產,有非常大的爭議。一位是寫出名著《正義論》的羅爾斯(John Rawls),一位是寫出《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名著來反駁羅爾斯的諾奇克(Robert Nozick)。

羅爾斯的正義論分兩個部分,在政治部分,羅爾斯完全贊成洛克的「權力不能私有」,所以他高揚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旗幟,支持憲政民主等制度和價值。在這一點上,諾奇克跟他一致,沒有多大異議。

他們的主要分歧在經濟領域,圍繞洛克的「財產不能公有」這個定論。羅爾斯沒有直接反對洛克的這一思想,但他主張人人平等,所以要均貧富,減低或消滅貧富差距。為了平等,寧可對一些人(富人,有能力者)不平等,也就是說可以通過政府力量把富人、有能力者的財富拿走,進行財富二次分配。羅爾斯甚至公開主張,為了達到這個平等(財富),可以對某些人實行不平等的政策(通過政府力量奪走他們的財產)。

羅爾斯的理論反映西方左派的主要訴求:平等。為了這個目標,就要擴大政府權力,最後實行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的政策。可以說羅爾斯是繼羅斯福「新政」時的凱恩斯之後,最重要的左翼理論奠基人。今天從美國到北歐,左派的基本理論,都是羅爾斯式的。

諾奇克則體現西方右派(保守派)的經濟理論,他旗幟鮮明地反對羅爾斯的均貧富的平等理論,因為這等於是直接否定了洛克的「財產不能公有」的原則。雖然你不是把它收為「國有」,但仍是通過高稅收的強行手段(不繳稅會坐牢)

今天,全世界實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都在實踐洛克的經典思想,就是必須實行私有制,保護個人財產(走資本主義),必須實行民主制度,限制政府權力(走憲政之路)。因為財產公有,就是國營化、政府壟斷,結果就是災難;權力私有,就是黨天下、強人掌權,結果就是專制。

洛克除了個人三大權利說,還提出人和政府誰先誰後的關係理論。洛克提出,世界上是先有了人,然後才有的政府。所以人是根本,國家(政府)次之。而國家的建立,是人們出於保護自己的需要,通過契約方式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政府(讓政府保護私有財產,保護不受外敵侵略,不受他人侵犯)的產物。

洛克在提出這種理論時就有擔憂,這些人們轉讓給政府的權利,如何才不會被政府濫用?也就是如果政府利用「契約」來侵蝕個人的權利,怎麼辦?

洛克的這種擔心在美國不幸被言中。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出現經濟危機,左翼羅斯福總統以「新政」的名義乘機大肆擴大政府權力,理由就是人民已通過跟政府「契約」轉讓了這些權利,政府就有權使用「公權力」。於是高稅收、高預算、巨額赤字、國有化、強行的退休金和福利制度等,都是那個時代開始的。政府要包攬一切,成為蘇格拉底早就擔心和批評的「父權政府」。

羅斯福等左翼走向社會主義是理直氣壯的,他們強調,人類要有正義,而正義的根基是平等。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要財富均等、機會平等,甚至人的天賦也被視為公共財產(也要被均)。

但右派認為,權利才是正義的基礎。只有保護每個人的權利,社會才會有正義。否則個人權利隨便被剝奪(政府用善的名義、公共利益的名義、人民的名義等等),整個社會反而更加不正義。

那麼到底是平等優先,還是權利優先?這是今天西方所有民主國家左右兩大政黨爭論的焦點。從美國的總統大選等,人們更可清楚看出這種不同:左翼的理念完全是羅斯福式的:追求平等,高喊對富人征更多稅,煽動貧富對立,窮人要革富人錢包的命,要平等至上。政府要從搖籃管到墓地,典型的「父權政府」。

保守派的理念,強調捍衛個人權利(包括富人的私有財產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強調減稅,減少國家的各種限制,降低政府對經濟和個人生活的干預,推崇一種有限政府、最弱政府、迷你政府(mini-state)。

西方的知識分子,也因此分成左、右兩大派。左:平等派;右:權利派;在社會議題等,左:激進派(liberal),右:傳統派(Conservative)。

一個令人痛心的顯著現象是,絕大多數西方知識分子都傾向社會主義,是平等派的擁護和宣揚者,更不要說那些對共產主義有浪漫情懷、充滿烏托邦情結的知識人,他們都屬於激進派(liberal),或他們自稱的所謂“進步主義”(Progressive),其實就是法國大革命遺留的那種左傾思潮,結果使社會退步,朝向群體主義(collectivism)。

但清晰共產主義邪惡、反共的知識分子,多是反對大政府、強調權利優先的,因為他們懂得了:保護個人權利是保護個人自由的根本。例如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專著中強力批判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的卡爾. 波普爾,就旗幟鮮明地支持「權利優先」。

●波普爾主張「自由至上」

波普爾早年是馬克思主義者,信奉平等至上,後來醒悟。他在《自傳》中說:「在拒絕了馬克思主義之後,我還是當了好多年的社會主義信徒。如果社會主義能跟個人自由結合在一起,我還是社會主義者。……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發現,這只是個美夢而已。」

波普爾由此強力主張「自由對平等的優先性」:「民主不是多數人的統治,而是一種讓大家不受獨裁控制的制度,是尋找一個限制國家權力的方法,重點是政府不應該管太多。」

他認定:「自由比平等重要。為了實現平等,很可能會危害自由。如果沒有自由,在這群不自由的人群中,也不會有平等。」但他晚年又糊塗起來,反對起「放任自由經濟」來。 (《二十世紀的教訓:波普爾訪談演講錄》)

和哈耶克一樣對波普爾的《開放的社會》評價極高的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也闡述了同樣的觀點,並首創「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理論。按照柏林的理論,羅斯福總統等左翼的平等至上,就是「積極自由」(政府主動行善)、「善高於權利」,用善的名義可以剝奪他人的權利。而「消極自由」則是「權利高於善」「權利優先平等」。這種權利觀才能保住個人的自由不被侵犯。

●不可「強迫我覺得幸福」

比波普爾和柏林更進一步的是上述的哈佛大學教授諾奇克,上面提到他七十年代出版的那本專著《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被視為洛克的《政府論》之後,又一部論述個人權利的經典。但諾奇克放棄了洛克的契約論思路,而強調國家是自然形成的,這個過程中並不存在人民轉讓了自己權利和一致同意簽約等。諾奇克從根本上拒絕了國家干預、否定了政府通過高稅收進行財富二次分配的權力。等於釜底抽薪,拆掉了「平等優先」「分配至上」等左翼的理論基礎。

諾奇克對「國家」的角色有三點重要的論述:

第一,個人是唯一的實體,個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社會和國家既不是實體,也沒有生命,是抽象的。所以,「國家」這個抽象物,就沒有超越個人權利之上的權利。而當要求為了國家或社會利益而犧牲某些個人利益時,本質上,其實是要求為某些人的利益而犧牲另一些人的利益。

第二,國家在所有公民面前應該是中立的,不能偏袒哪一部分人。所以更沒有資格站在哪一方(即使是窮人和弱勢群體)來剝奪另一方的權利和利益。

第三,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當政府為了某部分人的利益而剝奪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時,其實已把人作為了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這種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是不道德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為了別人而被犧牲。」

對這一點,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也闡述過:最好的「政體是允许每個人擁有最大的人身自由。」「沒有任何人可以假借大眾福祉之名,強迫讓我感覺幸福。」「父權政府……可能是人類腦袋能想得出的、最壞的專制政權。」

由此諾奇克對於「平等優先」作出三點批判和結論:

第一,不平等是無法解決的。因為人的才能不同,財富不同,有很多先天和後天因素,這是無法強求均等的;強求的結果,一定會剝奪他人權利,走向群體主義。共產國家是這方面的典型。

第二,不平等是不幸的,但「不平等」並不等于是不公正。例如一個人生下來就殘障,是不幸的,但這並不是社會和他人對其不公正導致的結果。

第三,平等的主張缺乏根據。例如籃球運動員姚明天生就是大高個,打籃球的料。你強調別人要跟他「平等」,怎麼均?把他的腿鋸掉一段?強行平等不僅帶來更大的不平等,尤其導致不公義。

所以左派的均貧富、平等優先是無法操作的,強行進行一定是災難。

諾奇克的結論是:正義跟平等無關,正義在於堅持人的權利。平等是不能實現、也不應該實現的。政府的角色只應該是保障個人的權利,把公權力縮到最小,實現最小政府、最弱政府、最低限度的政府。而這樣的政府才是理想的,才應是人類追求的烏托邦,而不是那種大政府(極端形式是共產主義,早期階段是社會主義)。

每當美國要選總統,都更加凸顯「平等」和「權利」誰優先之爭。表面上看,這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之爭,但從根本上來說,是群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根本價值之爭。

201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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