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害了中國

曹長青

1936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動者張學良以101歲高齡於2001年10月14日在夏威夷去世,表面看似乎給西安事變終於劃上了一個歷史性的句號,但事實上再次引起中國人對西安事變和張學良的評價與爭論。

對張學良去世,海峽兩岸及海外的輿論相當不同,中國「熱」,台灣比較而言「冷」,海外是「不冷不熱」。

中國的「熱」體現在媒體報導和輿論一面倒歌頌張學良,把他稱為「偉大的愛國者」,「抗日民族英雄」,從張學良的出生地東北,到北京,很多地方都舉行追悼會、追思會和研討會等。但台灣媒體的評價各種聲音都有,但對張學良負面評價較多,有的乾脆指張學良是「歷史罪人」。海外華人媒體則有褒有貶,由於不同政治傾向而異。

中國大陸這種一面倒歌頌張學良肯定是有問題的,因為連對毛澤東中共當局都要三七開了,怎麼可能有一個百分之百正確的「張聖人」呢,唯一的解釋就是中國大陸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由於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批評以至否定張學良的聲音無法發出來而已。

台灣在蔣介石當政時期,對張學良的評價和今天大陸差不多,也是一面倒,但是完全否定,認為由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才導致中共最後坐大,國民黨被迫退居台灣。但台灣自1988年解除黨禁報禁之後,13年來輿情發生巨大變化,不要說對張學良,對蔣介石都可以重新評價,任意批評,甚至辱罵;對毛澤東卻可以自由歌頌。在去年毛澤東誕生週年日,台灣還有幾十人聚會為毛祝壽,不要說沒有政府和法律禁止,連民眾都見怪不怪,可見台灣今天的言論已自由到何種地步。在觀點可以自由交鋒、歷史資訊不受政府控制,新聞和言論相當自由的環境下,最後台灣媒體輿論仍是對張學良負面評價較多,這種評價應該說才比較接近歷史真實。

●中共為何把張學良視為「大功臣」

今天,人們對張學良評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那就是西安事變到底對中國產生了什麼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如果是正面的,張學良就值得肯定;如果是負面的,張學良就應該否定。

西安事變主要有兩個後果,一是蔣介石停止了剿共,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第二個是促使中國提前全面抗日。

第一個後果很明顯,中國共產黨當時領導的紅軍得到了喘息和倖存的機會,並利用抗日得到發展,為後來打敗國民黨、獲得中國大陸的政權提供了條件和基礎。

1935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又帶幾萬紅軍出走,毛澤東的陝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有30萬人,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三分抗日,八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萬軍隊。

當然,沒有西安事變,後來抗戰爆發,共產黨也可能東山再起。但西安事變給了紅軍一個喘息和倖存機會已是史學家公認的事實。被稱為研究中國問題「專家之中的專家」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對此分析說﹕「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共產黨坐大,八千萬中國人喪生

日本歷史學家松本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台灣新潮社1992年版)中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甦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無論是中國的共產黨,還是台灣的國民黨,都對松本一男的這種評價沒有本質性不同意見,因此共產黨稱張學良是「恩人」,救了中共;國民黨罵張學良是「罪人」,害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

對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和紅軍倖存這一事實,史學家也幾乎沒有異議,那麼關鍵就看人們怎麼看待共產黨和紅軍的倖存,和後來獲得政權。如果認為最後坐大並至今掌權的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應該肯定張學良;如果認為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專制、災難和痛苦,那就應該否定張學良。

共產黨給中國人到底帶來了什麼?不要說那些具體的屠殺,那些恐怖的政治運動,那至今仍發生的塗炭生靈,僅以西方學者研究推算出的數字——從中共建政至今,因饑餓和迫害而喪生的中國人可能高達八千萬(相當於今天十個香港的總人口!對這個數字我在《爭鳴》七月號發表的「不能忘記,不能饒恕」中有詳細出處),就可以看出這個當年倖存下來的共產黨和紅軍給中國人帶來的是什麼!

●蔣介石為什麼不抗日

西安事變的第二個後果是促使了中國提前全面抗日。那麼張學良促成了這一點對不對?這是評價張學良的另一個關鍵點。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回答,在918事變日本佔領了東三省之後,當時的中國領袖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

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盡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後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台獨。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擔了主要戰場,共產黨軍隊僅是敵後打打遊擊)。據香港學者李穀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三百四十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六十一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

●張學良糊塗死了

既然蔣介石準備抗日,那麼當時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抗日,而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蔣介石制訂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慮﹕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瞭解,深知如果不鏟除紅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被軟禁50年後首次獲準來美國那次,在東北同鄉會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劉賓雁等八個東北人以老鄉的名義去看望了他。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聚談中,張學良還是堅持說蔣介石當年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錯的,他的聯共抗日才是對的。但顯見的邏輯是,如果蔣當年沒有採納張的意見,張以自己的政見沒有得到機會實行而批蔣還有邏輯可言;但事實是蔣已被迫實行了張的主張,聯了共也抗了日,結果不僅紅軍倖存,共產黨還最後坐大,至今塗炭大陸生靈。張從哪裡得出他的「聯共抗日」是對的結論呢?

而且張學良當年以「兵諫」方式(綁架蔣介石,打死政府多名官員和蔣的衛兵)來改變國家領導人的國策,這也是中國兩千年歷史所罕見的。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天底下像張學良這樣糊塗透頂、又獲得這麼高軍政領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這也是中國一絕。

●倉促提前抗日,對日本有利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佔整個中國也有分歧,蔣介石如果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

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瞭這一點。

由於被迫倉促地提前全面抗日,中國只能用當時剛結束軍閥混戰、百廢待興的那個農業社會的國力,來抗擊準備已久、並相當現代化的日本帝國。

●「無論統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黃仁宇在他的書中感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幹,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結果是,面對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坦克、大炮,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打擊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和它同歸於盡。「戰事既開之後,中國即發現不僅航空汽油全賴輸入,即空投炸彈亦不能自製,一架飛機缺乏輪胎即不能起飛。……淞滬戰役歷時十周,中國損耗了85個師的兵力(近50萬人!),整個防線暴露在日本海軍大炮射程之內……徐州戰役之後,中國只能以黃河決堤長沙大火等方法遲滯日軍……」那份力量懸殊的慘烈,那份艱苦卓絕的悲壯,回蕩於整個抗戰過程。

史學家許倬雲對此評論說,「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這位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博士所以提出「延遲五年」,就是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導致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實在是孤軍血戰,犧牲太大,八年抗戰中國軍人陣亡300萬,平民喪生1,000萬。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明顯的後果是兩個﹕一是給了共產黨和紅軍喘息倖存的機會,結果它最後坐大,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難;二是導致中國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使中國人付出更大的犧牲。這兩個後果無論對中國人還是中華民族,都是絕無好處,只有害處。表面看張學良好像是「愛國」,但其實是害了中國,吭苦了中國人!因此台灣作家柏楊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載香港《爭鳴》月刊2001年11月號)

200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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